住宅私密性演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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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住宅的私密性有两种理解：一为住宅内部各空间相对于彼此所具有的私密性，一为住宅作为整体相对于外部环境所具有的私密性。其中，讨论前者就不得不讨论隔间墙。

关键词：住宅设计私密性

隔间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几年来诸多调查显示，许多民族的各式各样原始居处，其原型几乎一律单室居处。所有日常起居均在唯一的单室居处内进行，正是所谓之“食寝同所”。

那么，这样一种内部开敞的居住模式又是如何消陨的呢？也许不仅仅是因为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吧——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并不仅仅停留在生理特征的比较确认；随着人逐渐脱离动物的蒙昧，同时丰富起来的还有人的心灵与头脑。隔间墙不只是性的遮羞布，它的存在还能防止人的灵魂被偷窥与打搅。

但有时，私密性并不那么单纯，表达着向着自由而从旁人的视野中逃逸的梦想；反而是为了追求欲盖弥彰的效果，以突出自己在这个处处设限的社会中所拥有的特权。有例为证：现今居住在四川凉山的彝族住居，仍可见其为"食寝同所"的大空间，一家人围着火塘团聚。但由于是母系社会，便以竹子编成的隔间墙在大空间的后方隔出“别室”，作为女主人的卧室，男主人和小孩则在火塘旁随地就寝。其中竹子编成且毫无门户的隔墙在隔绝视线、声音、气味等方面的功效实在有限，它的存在含有相当大的象征成分。象征什么呢？象征女主人的“特殊性”、“阶层性”。

这说明，保持隐私是人的权利，那么在这个于不同的时期按不同的尺度—（性别、财富、年龄、阶级……）衡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尊卑的社会中，必然地，隐私权不会平均到每个人头上，而隔间墙作为这种落差的物质外延以至在实用性外还背负起额外的所谓文化意蕴，从而成为人类学、社会学的一个研究窗口，便不足为奇了。

当然，隔间墙的内涵不止于此。譬如：在日本的传统民居中，常有一间"神秘"的房间，只对某些特殊的用途如停放尸体、妇女生产才打开一用，平时则不准人越雷池半步。它的私密性已不再是为了烘托某个有模有样的偶像——家长、祖先、神……而是为了传递对某种没有主角的现象如生命的轮回的敬畏。但，仍是一种象征。

当所有这些躲在表象背后的意义和包在意义外面的表象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沉淀下来，便形成一系列所谓“仪式”的东西，隔间墙在今人的眼中不再简简单单。

那么，现代主义大师们如密斯、莱特等偏爱的流动空间是否是对上述原本便让人窒息、加上历史的法码更让人透不过气来的一切的反叛呢？还是因为人们的确比以往拥有了更加“流动”的生活，更加开放的思想？抑或，只是建筑师个人的审美倾向？不管怎样，从当时用户的反响来看，大空间并不怎么受欢迎，因为它无法避免功能与功能、人与人的相互干扰，这可是个实际问题。

但到了20世纪末，国外的一些住宅实例表明，部分居民也开始对公私分离、动静分离、寝居分离等等满不在乎。想想吧：卫生间和卧室之间唯一的隔断是一道透明玻璃，还只是为了防止浴盆里的水流出来打湿床铺才设置的，虽然这种组合方式早先也有，但那似乎仅限于简易旅馆或监狱，而难登大雅之堂；睡觉的地方紧挨起居的地方倒也罢了，关键是前者冲后者完全开敞，即使是客人也能窥见个中究竟……凡此种种，不禁让人猜想，这又是怎样一种古怪的趣味呢？无可否认，家庭结构的简单化与规模的缩小，让家庭成员在内容与意义上获得更多行动的自由，但除此是否还有其它呢？

再来看看对住宅私密性的第二种理解；在住宅内部的边界似乎在走向消亡的同时，住宅与周边的分野也开始模糊。

一度，人们喜欢将自己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和这讨厌的"城市"——残酷的生存环境、杂乱无章的街景、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光怪陆离的花样——隔绝开，作出抗拒的姿态；但如今，甚至有人通过互联网将自己在“家”里的一举一动展示在世人眼前。

为什么？难道是浪漫的复古风潮吗？在更早的从前，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下，主人在家中处理有关生计的事宜，与客户、合伙人、供应商、雇工、学徒……打交道，甚至留宿其中的某些人。但无论是贵族气派的庄园，还是市民的前（下）店后（上）寝，都不见把深重的外墙拆解得稀巴烂；相反，它们也许比任何个人生活被分成住宅与办公室两个场所的时代更加需要封闭的立面，好让来访者明白：谁对这里发生的闹哄哄的一切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社会化大生产则不同。它就象一个在无形的手拨弄下不断扩展、加深的旋涡，将越来越多的人卷进去，身不由己；将越来越多的地方结成息息相关的一体，任何独立王国的梦想都被击得粉碎。物质形式的阻挡便也仅限于物质形式而已，可以抵御噪音、灰尘，却无法解救我们成为全球化浪潮中的一个泡沫。

因此，当电脑、网络、通视等技术的发达使得“在家办公”再次成为可能，已今非昔比。个人与社会只作形式的疏离，实质上的依赖反而更深、更广、更长久。那些通透的玻璃墙、引到自家墙根下的公共甬道，或许便是这一时代背景在住宅外观上自觉的隐喻或自发的需求。

不知是否有感于此，RichardRogers说：“今日对单独”物体“的考虑将被对物体间”关系“的考虑所取代，”棚子“不再是一个静止的物体，而是动态结构。未来的都市将不似今日般地以单独活动来区分……食衣住行等活动将在连续的、多样的、变化的结构中堆叠。”而对于前文论及的住宅内部私密性的衰减再以及它的将来，这番预言似乎也同样适用。

抑或，媒体对生活的无孔不入，久而久之，已使人们从最初的惶恐转为安之若泰。人们习惯了大明星小人物在电视上谈论自己的家长里短，习惯了在超市、银行、电梯等场所被人直接、间接地监视。曝光不再可怕至少不再新鲜；对电子时代成长起来的新新人类而言，它犹为自然，甚至让人不无向往，因为可以乘机出风头。

抑或，媒体时代的特征信息泛滥以至一个信息很快被另一个信息淹没恰好让人们的自我抒发变得安全？于是，那些敞开心扉的住宅，最终都变成无人理会的自言自语？于是，那些无忌的住宅，就象无忌的精神病患者，对照这个匆忙得在任何一个时空点都没有办法稍作停留的现实世界，反倒有了出路，有了游离的意味，就象我们曾在那些避开永生在窗口驻守的妇人的"堡垒"中获得的幻觉：哦，这是我一往无前的存在。

而在西方，私密性与他们所推崇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一脉相承。但个人主义的恶果早在上个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便已初见端倪。

对个人价值的护法导致责任感、牺牲精神等道德对人与人之间的关注的没落，名为自由竞争实为无组织的生产引发经济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首先诞生了个人主义针锋相对的社会主义，二战后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则使资产阶级从内部泛出淡淡的红色。个人主义的信念不说岌岌可危，至少也发生了动摇。

有意思的是，如果将上述一段因与果加以建筑学的转译，倒与日本建筑师的观点有几分不谋而合：当人们通过临街的一堵堵几乎无窗的墙对世界进行一代又一代的逃亡，在住宅与环境的分界线上已找不出任何生的趣味，只有死寂。

事实上，关于家庭，“最重要的一点是家庭领域与公共领域脱离。正是由于这一脱离，人们才从公共领域退回到家庭中，进而产生将家庭结为一个整体的凝聚力，并在家庭成员间建立起感情的纽带。”换言之，只有具备了“从公共领域撤退”的前提或“为的是从公共领域撤退”的潜台词，人们才会注意到或发明出让家庭获得个体意义的“感情的纽带”。即如果将家庭视为目的表象，感情只是目的的附庸或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起因。所以，家庭是一个无法自给自足的概念，“无法在（与公共领域——笔者注）割袭的状态下定义”。

至于住宅，如果将住宅理解为家庭的容器，那么家庭的相对存在势必导致住宅的飘摇；如果将住宅理解为“睡觉，也许还做梦（莎士比亚语）”的地方，那么它依旧和旅馆没有分别。因此，住宅也“只能在与其它事物的互补中存在”。

总之，人们无法对“住宅或家庭进行孤立的、绝对的想象”。

这便诚如马克思及其启蒙黑格尔所言，个人不能独立，自我意识的确立在于他人的承认。那么，必然促使建筑师对住宅与环境的关系寻求新的建筑语言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