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环境问题对国家安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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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环境恶化对我国国家安全的挑战

1.环境污染严重危害国民健康世界经合组织编写的《中国环境绩效评估》中写道：“到2020年，由于污染，中国预计在城市地区约60万人过早死亡。因大气污染，每年2000万人患上呼吸道疾病，550万人患上慢性支气管炎，总的健康损失将占GDP的13%”。在我国，每年由废气引发疾病导致死亡的公民约40万人。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人类80%的疾病与水污染有关，每年有12亿人因饮用被污染的水而患上多种疾病；每年因水污染引发的传染病的人数超过500万。水污染也是危害我国公众健康的巨大杀手。此外，土壤污染也是危害我国公众健康的“化学定时炸弹”。由于过去经济发展模式“重增长，轻环保”，我国的土壤、水源、空气长期被污染，对国民健康造成潜在的难以估量的危害。

2.环境公害事件将成为我国社会不稳定的新诱因当环境问题开始成为公众日常生活中的最大威胁时，公众对生活的安全感便逐渐下滑，由此引发的环境矛盾纠纷、公害群体冲突也日益增多。据环境保护部统计，“2008年1月至9月，环境保护部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111起，比2007年同期增长22%。”据国家环保总局的报告，“在过去的10年间，全国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上升11.6倍，年均递增28.%”。环境事件的高发态势表明，如果环境问题处理不好，由此引起的突发事件会严重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设。当前我国已经出现了污染受害者冲围党政机关、聚众堵塞交通、打砸抢烧等过激的现象，环境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新因素。

3.环境恶化拖累经济可持续发展几十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建立在环境超负荷水平之上，我国的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诸多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潜力已接近极限。我国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正处于各种环境问题的高发期、频发期。同时期，我国对国际资源市场的依存度越来越高，这些都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到2020年，我国GDP要比2000年翻两番，如果现有的能源消费的模式不变，届时我国的能源供给将会有很大困难。如果继续加剧对资源和能源的过度开采和索取，污染物的排放将会大大超出环境的承载能力，这会严重破坏我国生态环境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一旦生态环境系统无法自我修复，恶化的生态环境不可能支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持续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会导致一个国家和文明的消亡。历史上古埃及、古巴比伦、玛雅文明的消失就是由环境恶化开始的。环境问题造成的生态灾难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甚至比传统的战争更加严重。

二、全球性环境问题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1.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沿海地区盐碱化加重气温上升将使全球沿海地区遭受巨大灾害。据联合国的气候变化政府座谈小组(IPCC)预测，本世纪末全球温度将上升1.6到5.5摄氏度。届时海平面上升6公尺以上，全球沿海地区将遭受巨大灾害，到时我国经济最发达的沿海地区也会变成大海。而当前我国沿海地区土地的盐碱化正是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浸蚀效应。

2.气候变化异常导致我国自然灾害加剧频发由于我国复杂的气候、地形、地势环境，应对类型多、频率高、强度大，自然灾害的威胁一直是国家安全工作的重点。我国自然灾害的威胁也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异常而进一步加重。世界卫生组织预估，未来25年内全球气候异常，频频发生的地震、海啸、暴雨、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难，会导致每年30万人的死亡。近年来，我国四川、甘肃、陕西、贵州、云南、青藏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甚于以往，也与全球气候异常有关，频发的自然灾害对当地人民的人身和财产造成严重危害。

3.环境问题的国际压力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日益加大从国际层面看，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我国外交事务新的热点和重点，近年来，国际社会因环境问题对我国的诉求和压力越来越大，并已影响到国家安全，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作为快速发展的工业大国，我国CO2等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排放增幅世界关注，在后京都条约时代，我国“减排”的压力将越来越大。然而，限于我国以煤炭消费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无法转型，“减排”对我国经济的转型势必产生深远的影响。如何解决中国与世界在“减排”过程中的利益问题，在环境外交中争取主动，需要科学的解释。第二，近年来，我国的污染物排放、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利用开发已引起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等国和东南亚、南亚等位于我国下游国家的不满。近年来，我国与邻国之间因环境、水资源问题产生的争端与矛盾不断增多。如何避免因环境造成的冲突，需要与他国进行协商与交涉。第三，加入WTO后，我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加大，一方面，是国际上“绿色贸易壁垒”将使我国传统的加工行业的产品在出口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市场对中国的矿产、工业原材料、农畜牧产品的大量需求，可能会加重对我国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

4.环境问题将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不仅对各国自身的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且由此引发的生态冲突将“成为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外交乃至军事冲突的重要诱因，甚至可能危及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新世纪以来，全球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家间矛盾最多、最难协调的多边国际问题。由环境问题引发的国家利益矛盾错综复杂，有关全球环境国际公约的谈判与博弈成为各国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着力点，甚至成为提高国家自身实力优势，抑制他国竞争力的重要工具。当前，围绕环境问题的国际斗争焦点主要集中在：一是全球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解决的方法；二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谁应承担全球环境污染的主要责任。在1997年12月日本京都召开的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第三次会议上，世界各国就减排温室气体达成“谁排放量多谁就应多承担义务”共识，即《京都议定书》。

按照公约，占世界总人口4%、CO2排放占全球25%的美国，理应承担气候变暖的主要责任和履行减排更多CO2的义务。然而，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利益、推卸国际责任，笼统强调“减排”的“共同”应对，有意模糊“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要求中国、印度、巴西等温室气体排放增幅较大的发展中大国也要承担同等的“减排”任务，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2009年12月，来自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参加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第15次会议。围绕着“减碳”这一主题，各国展开“碳政治”博弈与论战。发展中国家认为：由于过去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工业排放导致当前全球气温升高，所以发达国家应对全球环境问题负主要责任。发达国家要切实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义务，并率先“减排”。而发达国家认为：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尤其是中国、印度）对当前全球环境的破坏最为严重，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国应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

作者：胡乘铭单位：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