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可以升值论文

导语：人民币可以升值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人民币汇率问题目前已成为国际舆论的热点问题，面对来自国外和国内的升值压力，本文对多种对策进行分析后认为，根据我国当前的经济和贸易状况人民币可以适度升值，重新证明我国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关键词：升值压力;缓解对策;汇率变动

中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中国政府出面担保使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这一政策保护了亚洲国家的货币没有因恶性贸易竞争而发生进一步的恶性贬值，这无疑为亚洲，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做出了贡献。但是此后中国的汇率在政策的作用下保持稳定，事实上实行的是盯着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而这一做法也成为美日欧等攻击中国的口实。目前，人民币汇率问题已成为国际舆论的热点问题，美日及欧盟都通过官方渠道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以市场为基准即时升值。

一、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

一个是来自日本的压力，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中国向全世界输出通货紧缩;一个是来自美国，美国认为中国的货币操纵造成了美国严重的制造业问题。其分析思路为:中国存在严重的低估人民币的货币操纵行为,从而使得中国的制造业赢得了巨大的竞争优势,美国制造业发展出现萎缩,企业大量倒闭,带来了严重的失业现象。

但是，日本的通货紧缩究竟有多大程度受中国的影响呢?2002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仅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左右，而且由于两国在贸易上的竞争程度极低，因此，中国的通货紧缩(或者与此相对称的人民币升值)对日本物价的直接或(通过市场竞争产生的)间接影响都很有限。再者，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确切地说是通货紧缩率)与日本大致处于同一水平，如果说中国是造成日本通货紧缩的原因，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认为日本是造成中国通货紧缩的原因。实际上，从日本和中国的出口结构上看，前者以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品为中心，而后者则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相互竞争的领域其实很小，两国经济显然是互补关系。而且，中国对日出口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初级产品，再日本制造高级产品后再最终由日本出口到美欧市场。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实际上也是提拔出口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的增加，并不会与日本国内以及日本的出口商品形成竞争关系。中国减少出口，并不意味着日本能增加出口，不存在中国抢占日本国内市场的问题。

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问题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迅速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去工业化”。瑙索恩和纳玛斯旺的研究分析了导致“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在他们看来,“去工业化”主要是国内因素引起的,比如需求模式从制造品转向了服务,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相对服务业大幅度提高,以及与之相关的制造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竞争这一外部因素对“去工业化”的贡献不足1/5。依据这一判断,中国的出口占美国进口的比例还不足10%,中国的竞争最多只能解释美国制造业失业问题的2%。

因此，人民币汇率与美日等国家通货紧缩并没有比然的联系，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日等国家的国内复苏问题。

二、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压力：

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和贸易“双顺差”的持续增长成为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核心问题。

由于我国事实上采取了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美元对非美货币的贬值，使得人民币也相对其他非美货币贬值40%以上，因此，造成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持续增长，为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使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攀升，到2004年3月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4288亿美元。正如现在的情况，当人民币汇率被设定在偏低的水平上时，美元的供给超过需求，当局入市吸纳多余的美元，导致外汇储备增加。假如中国采取浮动汇率制，当局不对市场进行任何干预，那么在外汇储备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汇率早就应该上升了。如果硬是将人民币维持在现有水平，对外收支不平衡和外汇储备就会进一步扩大，给中国经济带来各种各样的弊端。

第一，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并非多多益善。

的确，一个国家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其主要理由有二：其一，保证国家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其二，用于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汇率稳定(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理论上是不需要为干预外汇市场而储备外汇的)。持有外汇储备可以带来流动性、安全性和稳定性等等好处，但是，得到这些好处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代价就是，丧失了使用这些外汇以获得其它收益的机会。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从海外筹集资金的时候，往往要支付反映风险溢价的高昂利息，而把外汇储备运用于美国国债只能获得很低的收益率。这种利率上的倒挂现象意味着收入从中国这样一个低收入国家转向了美国这样一个高收入国家。

况且，外汇储备与国内的基础设施或者生产设备一样，不过是国家资产的一部分，其主要的资金来源都是国民储蓄。如果国家资产是一定的，那么决定其最佳构成时就要同时考虑收益性和风险性两方面的因素，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实际上，在中国，一方面外汇储备在增加，而收益率很低;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核心项目的西部大开发计划却陷入资金困难，由此可以看出国民储蓄并没有得到有效使用。用于改革的资金不应通过增加外汇储备而应通过税收或者发行国债来筹集。

其次，所谓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而应增加外汇储备的主张不能不说是本末倒置。在国际上流通本国货币的最大目的是为获得货币发行收益。但是，如同中国这样，在本国货币的信用不得不依赖于保有高水平的外汇储备时，其保有的成本完全抵消了发行收益，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荡然无存。现在，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正在通过货币供给的扩大，加速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膨胀。

总之，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有一定量的外汇储备是维持汇率稳定所必需的，但通过维持大量外汇储备来抗御货币危机则是危险、无效和代价高昂的。

第二，由于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使货币投放量快速增长，存在的隐患是加速我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上升，在工资不随之上涨的情况下，国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第三，贸易顺差导致我国对外贸易争端大幅上升，例如中美贸易中出现的反倾销案件，以及其他国家对中国提出反倾销诉讼。

第四，我国经济的加速增长，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加，导致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使得国际通货膨胀加速。

三、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对策

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经济学界的专家和学者提出了各种相应的对策：

(一)通过提高国内产品的价格，使实际汇率下降，以此降低出口。

(二)取消出口退税政策或者降低出口退税率，使出口下降。

(三)大大放松资本管制，鼓励各种资本的流出。

(四)调整人民币汇率制度，使汇率变动。

四、对各种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对策的评论:

对策一：我国经济的瓶颈产业，如电力、交通、能源等需要政府的大量投资，如果物价上升，致使瓶颈产业状况发生变化，由于资源过多地流向它们，将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所以并非可取之途径。

对策二：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与其让人民币升值，不如取消出口退税政策或降低出口退税率。这种做法既可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出口减少)又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增值税退税是世界通行做法。与在国内销售的产品不同，对出口企业的产品不征增值税(实行零税率)，而对其投入品却要实行增值税退税，在出口这一环节上，国家增值税的税收收入是负值。其结果是，出口越多，中央财政的退税负担就越大。但是，因为国内企业的增值税负担是可以转嫁给最终消费者(使用者)的，所以出口企业并不会因在不缴纳增值税的同时享受退税而得到特殊好处。在原则上，退税并不是一种出口鼓励政策。一般来说，退税只是使出口企业享受到一般企业所应该享受的待遇。取消对出口商品的退税将构成对出口企业的歧视，从而造成市场扭曲。我们应该做的是保证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得到同等程度的退税，一个百分点不应多，一个百分点也不能少。但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减少退税率和升值都会导致出口减少，而汇率升值更容易操作，为什么非要舍易求难，非要通过改变退税政策而不是调整汇率，或两者同时进行，来释放升值压力呢?

对策三：在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产权关系仍然模糊不清、金融体系问题成堆、向海外转移非法所得的活动仍然十分猖獗的情况下，使资本自由化这种做法完全是本末倒置，是为避小“害”而趋大害。不论在哪个国家，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移动、汇率的稳定和自主的货币政策三项目标。迄今为止，中国放弃了资本的自由移动，但坚持了实质上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今后，如果放开资本移动，为了保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就需要由钉住美元制向允许某种程度的汇率变动方向转变。如果中国一方面继续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一方面立即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化。其结果必然是：中国完全丧失经济上的独立性，并很快成为外国投机者的自动提款机。所以，资本自由化不可操之过急。

对策四：笔者认为最为可取，变动汇率，使人民币适当升值。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上的一系列问题，中国经济是无法承受汇率的巨大波动的。换言之，在目前和今后相当时间内，中国还不具有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条件。因而，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们现在的最佳选择。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围绕中心汇率，在一个给定区间内，汇率是可以有一定波动的。中心汇率也可以根据一定规则进行设定和调整。可以先逐步扩大汇率变动的区间，再逐步扩大变动幅度，允许每年有数个百分点的升值。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显示出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提高，人民币升值的条件已经日趋成熟。如果漠视这一情况，拖延人民币的升值，将产生诸如资源配置低效化、泡沫经济膨胀以及对外贸易摩擦加剧等一系列弊端。

但是由于来自以日本为首的海外的升值要求正在把外汇政策这一中国的国内经济问题演变为国际政治问题。对于中国新的领导层而言，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愿意以屈于外国压力的形式提高人民币的汇率。但是，恰恰因为外汇政策事关国家利益，因此需要相互排除感情色彩，加以冷静地分析和对应。日本把通货紧缩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并从人民币升值中寻求解决方案，无异于缘木求鱼。日本通货紧缩的真正原因是结构改革的滞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国内经济低迷。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无论人民币升幅多大，日本经济都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复苏。相反，人民币升值意味着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的价格上涨和日本贸易条件的恶化，这对日本的生产企业和消费者都是极为不利的。

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维持人民币的现有汇率水平，放任不均衡扩大所产生的机会成本很大，因此，可以推断人民币的升值并不利于日本，而更有利于中国自己本身。

五、人民币可以升值的原因:

首先，有人担心升值之后，中国出口顺差将会减少、甚至会出现逆差。经济增长速度将因此而下降，并对就业增长造成相应的不利影响。

如果把从事国际贸易作为获得顺差和增加积累外汇的手段，那是回到了古老的重商主义。世界各国进行对外贸易的目的是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本国福利水平。通过压低人民币汇率可以增加贸易顺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贸易顺差增加的同时，中国的贸易条件却恶化了(以实物计的换汇成本上升了)。从社会福利和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以汇率贬值(或实际汇率贬值)为代价维持长期贸易顺差很可能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出现贸易逆差也不一定是坏事，关键在于经济效率。如果贸易逆差是由于高效率驱动的高投资所造成的，只要不失去控制，出现贸易逆差就不但不是坏事而是好事。首先，贸易顺差的减少对短期经济增长(总需求)的负面影响，将被投资需求增长的正面影响所抵消。其次，更重要的是，建立在贸易逆差基础上的有效投资率的提高，将导致经济增长潜力的提高，未来的就业形势将会因此而改善。

事实上，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经验(尽管其它亚洲国家货币相对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中国出口在主要出口对象国所占份额并无明显变化)，还是有关部门(包括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小组)使用不同方法计算的结果都显示：在升值幅度不大的情况下，中国贸易状况不会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人民币小幅升值将有利于增加进口，平衡国际贸易，降低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速度，逐步消除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所引起的各国政府的心理不平衡。

其次，人民币适度升值还有利于减轻中国的外债负担;提高中国GDP的国际地位;有利于中国企业扩充海外业务。

再者，人民币的升值，可以迫使一些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减少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恶性竞争。真正有效率的企业是不怕升值的。人民币的小幅升值可以向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发出信号：今后外汇风险将会增加，企业和金融机构应当做好相应准备，加强风险的防范。其结果可能是在贸易条件改善的同时，中国的贸易顺差非但不减少，反而增加。由于升值，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而不是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竞争优势的内在动力将会加强。与此同时，企业也将会有较强的购买能力进口先进的资本品和技术。因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适度升值还有助于促进企业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

许多经济学家同意“中国的汇率制度应该有一定灵活性”的看法。但是，他们认为，目前还不是人民币升值的最好时机。对时机的担心可以理解，但经济发展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最好时机只能在事后判断。在“历史终结”之前，谁能保证从现在看的未来的某一个时点是最好时机呢?如果认为现在我们面临升值压力，因而不是最好时机，那么再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升值压力就会减轻吗?如果升值压力真的减轻了，我们是否应该等待升值压力进一步减轻呢?如果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升值压力被贬值压力所取代，我们又应该怎么办?以此类推，我们就只好永远等待下去了。余永定认为，在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已经得到肯定的前提下，只要我们能够断定，现在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允许人民币有小幅度升值)，不会对经济带来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就可以认为当前是一个可以采取行动的好时机。一味等待必然错失良机。

参考文献:

[1]廖清成.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对策刍议.金融与经济，2003年第11期.

[2]覃东海，何帆.浅析人民币面临的外部升值压力.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

[3]蔡向辉.人民币汇率：新形势、新视角、新观点——“新形势下人民币汇率问题研讨会”观点综述.新金融，2003年第11期.

[4]评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来自何方.搜狐财经.

[5]关志雄.为什么人民币需要升值?——中国才是真正的受益者.比较，2003年7月第七辑.

[6]余永定.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实现向经济平衡发展的过渡.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1期.

作者简介：饶丽佳(1980.10—)，女，云南昆明人，现在河海大学商学院读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工程与投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