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角度分析利率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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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利率制度向市场化变迁的过程中，首先要求既有制度环境对合理利率水平的形成提供有效保障。从合理利率的形成看，商业银行合理定价能力、企业对利率的敏感性、金融市场的结构形态和竞争程度、央行监管水平等方面因素是极为重要的，但显然现实中我国并不完全具备以上条件。因此，在我国利率制度变迁已成为必要的情况下，最优的现实选择就是：积极推进各项相关改革，完善利率市场化的充分条件，同时渐进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关键词：利率制度变迁；利率市场化；制度因素

多年来，我国实行的是低利率管制制度。无疑，低利率管制制度为国家带来了丰厚的制度收益，一方面是巨额的直接财经收益，另一方面，通过对体制内部门进行大量的金融支持和补贴，在技术层面上为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持和保证。这一滞后于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制度安排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支持体制内产出的内在要求。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制度系统的变迁，这种低效率管制制度的效率损失正在逐步上升，同时其收益却呈衰减趋势。由此，变迁利率制度，即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市场化利率来取代管制利率已成为必要。

制度变迁理论指出，只有当一项新制度的内容设置和变迁过程能包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并能得到其它制度的支持时，该项制度变迁的进程才能顺利进行，并最终得以确立。利率制度的变迁也不例外，也需要对其它相关制度进行改革，以防止微观经济主体利用这些既有制度下的特殊行为方式来过多地获取利率制度变迁的利益并转嫁风险。可见，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现，仅有必要性是不可行的，还必须要有一定的充分条件作保证。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规模、路径等的不同选择，关键在于改革的过程中是否改善和提升了国家的制度环境。在缺乏与市场化利率制度相容的制度系统环境，不能保证市场化利率制度不会出现比管制利率制度更大亏损的条件下，贸然实施由管制利率向市场化利率制度的变迁，结果将是不确定的。因此，进一步具体探讨影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因素，考察其是否实际具备，如何积极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充分条件，对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合理利率水平的形成

市场化利率制度条件下所形成的利率水平应当是社会资源最优配置下的一个合理的利率水平。显然，如果既有制度环境不能对合理利率水平的形成提供有效保障，则利率市场化改革难以顺利实现。因此，首先探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合理利率水平的形成是有必要的。

一般定价理论告诉我们，价格是市场交易中交易双方力量对比的博弈结果，而交易又是建立在特定产权基础之上的。因此，特定的产权形式将直接决定交易主体的行为，进而影响交易双方利益的分配。由此，价格可视作为资源或产品交易双方产权强度的数量表现，它既受制于双方的产权强度，同时又影响着双方的产权分配。可见，价格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产权问题，其形成和决定问题实际上是产权如何决定和产权如何交易问题的现实反映。由于能否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是评价价格效率的基本标准，因此价格机制实现最大化效率的条件就是：特定的产权结构能有效地保证经济主体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并在此目标的支配下自主选择自己的行为。从这一意义上讲，金融市场交易双方，即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作为利率市场化的微观基础，其经济理性程度对合理利率水平的形成至关重要。

金融机构是利率市场化的主体，而金融市场则是市场利率形成的基础。在一个具有充分竞争性的金融市场上，金融机构处于相对平等的竞争机会，形成良好的竞争环境和竞争秩序，然后才能产生合理的利率水平。可见，有着较完善的金融市场结构和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即具有健全的金融体系也是确保形成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所需利率水平的一个重要前提。

如果经济主体定价时不受严格的约束并且其定价行为具有严重的外部性，那么价格机制可能仍然不能保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相反还将可能引起资源的严重误配置以及严重的社会损失。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完善的市场监管机制，以规范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那么即使放开利率管制，实施完全由金融市场交易双方决定利率水平的市场化利率制度，也并不一定能形成社会最优的利率水平。

从影响和决定市场利率的种种因素看，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理性程度、必要的市场监管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对于合理利率水平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扩展开来理解，它们也正是影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因素。

基于一定前提之下，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完善以上制度条件。这里所说的前提指的是：政府放弃金融支持的改革战略，给予商业银行以自由放贷的权利。因为对商业银行而言，如果不能独立自主地选择放贷对象，也就不能保证它能自主地确定利率，此时来探讨利率市场化改革，或者说给予商业银行抽象意义上的利率决定权是缺乏实际意义的。因此，商业银行是否具有自由选择放贷对象的权利，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现实基础。

2.塑造理性的微观经济主体

2.1商业银行：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是基础，调整产权结构是关键

利率市场化是指将利率决定权交给市场，主要由金融市场交易双方，即微观经济主体自主决定的过程。微观经济主体必须有权对资金交易的规模、价格、偿还期限、担保方式等具体条款提出明确意见。其中，商业银行对存贷款利率的决定权是利率市场化的核心内容。

商业银行拥有资金定价权之后，是否一定能形成一个合理适当的利率呢？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相对于一般商品与要素价格的确定，利率的合理确定要困难得多。它不仅需要商业银行考虑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到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风险因素。同时，由于在商业银行内部往往存在着复杂的委托关系。这些都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建立起包括内控机制、风险防范机制等在内的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以便对其经营管理人员的行为形成良好的激励和约束，尽可能减少他们的道德风险活动，保证他们尽可能按商业银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行事。否则，在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管理人员权利的增加，不仅无法形成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所需要的利率水平，而且将极大地增加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甚至带来宏观金融风险。

然而，内部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和人所受到的实际激励和约束，根本上将取决于委托人的行为。委托人是否能充分监督人的行为，是否能对人的行为做出灵敏的反映，将直接决定着内部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内部治理结构只能在委托人行为有保证的条件下，缓解人的道德风险行为问题，但如果没有前者的支持保证，任何理论上最优的内部治理结构在实践中的效果并不趋于最优。而实际影响作为商业银行委托人利益状态和行为选择的主要是银行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不从产权结构入手解决好委托人问题，单纯依靠内部治理结构的调整是无法实际解决人问题的。可以说，有效的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是确保形成合理利率水平的关键。

近十几年的金融体制改革经验表明，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权缺位一直是有效的银行治理结构难以确立的最大障碍。从国内股份制银行走过的道路来看，建立国有商业银行公司化治理结构，从形式上形成一种制衡的权力安排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产权改造。实际上，产权制度改革已经成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面临的最重要问题。而产权制度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打破国家单一的所有制结构。通过对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把国有银行变为一个真正的适应市场化的股份公司。当然改革初期可以考虑先变成国家控股的、产权主体多元化和投资多元化的股份公司。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建立和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实行总经理、行长负责制，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对高级管理层设定内部目标，对其实行利润提成制、股票期权制、年薪制等，将经理人行为长期化。同时，还需要建立内控机制、风险防范机制等，这样银行才能发挥出真正银行的作用，实现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2.2企业：强化预算硬约束是关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利率的形成不仅取决于资金供给方——商业银行行为的理性程度，同时还需要资金需求方——企业的理性配合，两者缺一不可。关于企业对利率的影响能力的形成的分析见图1。

图1企业对利率的影响能力的形成

图1提示我们，企业在确定利率水平时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信贷资金需求弹性。显然，弹性大则企业对于利率的确定占有主动权，而弹性小则企业在利率确定过程中处于相对被动位置，此时利率主要由商业银行单方面决定。进一步分析表明，信贷资金需求弹性主要取决于信贷融资的可替代程度和企业自身预算约束的强弱。信贷资金可替代性强，企业信贷资金需求弹性自然大。而具有较硬的预算约束无疑将使企业更重视融资成本的最小化、预期利润的最大化和融资方式的最优选择，因而能敏感地对利率水平的高低做出及时反映。从本质上讲，信贷资金可替代程度和企业预算约束的强弱又取决于国家金融政策。在国家严格控制金融，国有银行为国有企业提供强力金融支持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必然有严格的刚性依赖和对国有银行的软预算约束，最终导致很低的需求利率弹性。

我国的实际情况是，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采取了金融支持政策，不仅使国有银行丧失了大部分的交易对象选择权和交易价格决定权，也造成了大量国有企业只能通过国有银行融资，而所有者股权融资和内源融资份额极小，融资渠道的单一使得国有企业内普遍有着高负债的畸形资本结构。对国有企业而言，国有银行信贷融资是一种低成本的融资渠道，利率不能构成较硬的成本负担，企业预算约束很弱，信贷资金需求弹性极低，利率高低对企业资金需求的影响很小。

在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硬化之前，急于放开贷款利率并不能真正约束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促进资金流向最有效益的项目，实现全社会投资结构优化，反而有可能引发社会投资总量的失控。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尚处于转换之中，债务负担普遍较重，放开贷款利率的结果可能就是部分企业因难以承受利息负担而亏损，甚至是破产。

强化预算约束是提高国有企业行为理性程度的关键。扩展开来可从三方面来努力：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应逐步弱化直至放弃金融支持政策。这是企业实施预算硬约束的前提条件；从国有企业的角度而言，应加快股份制改造进程，使之迅速成为自主经营、自求平衡、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企业，以此来强化企业预算的硬约束，提高信贷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从国有银行角度而言，应努力优化客户群结构，扩大融资服务对象范围，增加非国有企业等具有较硬预算约束的体制外部门的信贷融资比重，逐步提高客户群体的预算约束硬度。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实施预算硬约束施加压力，并起到促进作用。

3.构建结构合理的竞争性金融市场

利率作为资金价格，它的形成固然受到资金供求双方理性程度的影响，但更直接决定于金融市场的组织结构形态和竞争程度。一个具有良好结构和较高竞争程度的金融市场将有效地降低委托人对银行经营监督的难度，从而降低其道德风险问题。对投资者而言，多品种的金融交易工具将有效分散他们的选择集中度，使他们具有更多的投资理性和预期心理准备。对银行而言，将有效避免利率市场化后竞争的无序和混乱。

另一方面，具有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利率水平的形成，既需要改进交易主体组织内部的X效率，同时还要解决资源配置中的市场配置效率问题。显然，即使是充分理性的微观经济主体也不能有效解决利率确定中的市场配置效率问题，该问题只能通过市场结构的改善来解决。通常，在一个低效的市场结构中，极有可能出现两种不良效应：一是“逆向风险选择”效应。即利率上升使得风险偏好较大的企业更愿意接受较高利率。二是“激励机制”效应。即那些有偿付能力的保守企业不愿冒违约和损失名誉的风险而退出借贷市场，由于银行不能对借款人进行全面监控，任何借款人都倾向于改变其项目的性质，使之更具风险。这两种效应都将导致贷款违约性随利率的上升而相应增加。此外，金融机构还会产生提高利率的倾向，引诱资金流向非生产部门，给经济造成伤害。可见，一个不够健全的金融市场同样不能保证形成社会最优利率。那么即使放开管制，由这种市场确定的利率将不能真实反映金融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这显然不符合效率原则。

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迅速，然而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比如说，我国金融市场各子市场发展很不平衡，结构不够合理，彼此之间的利率关联程度各不相同，基本处于相对分割状况；货币市场远远落后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债券市场规模远远小于股票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虽已建立，但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基准利率；国债发行市场化程度不高，期限结构缺乏均匀合理分布，发行规模较小。最典型的是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具有明显的寡头垄断。多年来存、贷款向国有银行集中的问题较为突出，其市场份额一直在70%以上。那么在这种市场结构中，即使其它条件已得到保证，其所形成的利率也只是垄断利率，而不是社会最优水平的利率。

为使利率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金的效能，我国应尽快构建结构合理的竞争性金融市场。重点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放宽央行对货币市场的限制，增加投资工具，扩大投资主体，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货币市场，促进市场的协调发展；规范发展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促进银行资产的证券化；建立起金融期货市场尤其是利率期货市场，为利率风险的转化和摊销提供手段。

4.实施有效的央行监管

银行作为特殊行业，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表现为充当金融中介，并在高负债中经营。在银行的资本结构中债权资本远远高于股权资本，这必然会影响到银行的行为特点和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偏好特征。通常情况下，股东要比债权人更偏好于冒险。因为在有限责任的条件下和既定的收益分配契约中，较大盈利作为剩余收益基本由银行一方掌握，但出现亏损时银行并不需要承担全部责任。相反，在银行主要依靠负债进行经营的条件下，更多的损失将由债权人承担。因此，作为高负债经营的银行，如果遵循股东利润最大化原则，其最优选择中必然有过度冒险的倾向。

正是由于这种特有的利益分配结构，导致了银行对债权人的软约束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如何解决这种道德风险？显然，作为委托方的储户在监管银行方面很难有有效对策。正是由于银行业中债权人的控制难以奏效，有学者指出，由政府代替债权人，承担监管银行的责任是有效的途径。从这个角度讲，为保证放开管制后，利率水平保持相对稳定性，避免因国有银行的恶性竞争而加剧宏观金融风险的恶化，尽可能减少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问题，从根本上保障广大储户的利益，引入并加强央行的监管是必要的。

央行监管是央行与银行、企业之间一种以市场为中介的互动行为。在这种互动过程中，银行和企业都必须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以保证金融市场参与者对央行的利率调整信息有较高的敏感度；市场必须是完整的有效竞争的市场，以保证央行的监督信号有良好的传导机制和反馈机制，这是实现有效监管的前提。然而，加强监管的关键问题是央行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保证其监管既不违背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又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较高的效率，实质上也就是如何实现最优监管的问题。理论上，央行的监管必须以市场为中介，通过市场对交易主体发生作用，即必须实现由直接控制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的转变，从非市场化管理手段向市场化管理手段的转变，以进一步保证监管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有效性。而在实际操作中，央行最优监管的实现有较大难度。它需要考虑监管与道德风险及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在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无疑，对监管部门而言，这需要极高的技巧才能灵活掌握。

对转轨经济中的我国央行而言，目前在金融监管方面较薄弱，探讨最优监管问题似乎为时过早，较为现实的是加强监管制度和规则的制定、完善工作。首先，需要特别强化金融监管的立法工作和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同时，在激励和约束机制方面，迫切需要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以及贷款损失准备金提取和冲销制度。当然，建立健全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和风险化解机制也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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