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寻找浮动汇率研究思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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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美国频频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浮动的动机复杂：其中至少包括了美国政府希望中国分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制造业团体希望减少失业、政客希望借机获得选票、政府希望借此推卸责任；部分美国当权者希望扰乱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以限制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等。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失业

2002年以来，美国社会各界不断提出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和浮动，其主要借口是人民币汇率的低估使中国商品在美国获得了不正当的竞争优势，导致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失业增加和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但事实和理论均证明无论是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增加还是其贸易逆差增加都与人民币汇率没有必然联系，并且美国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中得到的利大于弊。另外，即使人民币随美国所愿，可能会减少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但难以减少美国总体的贸易逆差，并且美国为从国外获得同样的产品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既然如此，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浮动的动机何在？

一、美方希望中国分担美国经济的调整成本

当前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为6%左右、美国的净外债占GDP的比重为25%左右，其对美国经济的不利之处尚不明显。但其如果持续增加，美国则难以承受，因此美国希望减少其经常项目逆差和贸易逆差。

解决的思路主要有两个，其一是美国减少消费、扩大储蓄，以减少储蓄-投资缺口，具体而言就是要减少结构性财政赤字，并争取做到盈余；另外要采取激励措施，促使美国家庭增加储蓄。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麦金农（McKinnon，2006）和史宾斯（MichaelSpence，2007）等诸多经济学家的共同观点。另外一种就是美元贬值或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Bergsten，2004，2005a），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萨（MichaelMussa，2005）等经济学家认为要解决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问题，美国仅仅减少支出是不行的，美元必须大幅贬值或者其他国家货币相对于美元大幅升值，他们认为全球应该共同承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另外伯南克（Bernanke，2005）认为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不是“美国制造”的，而是全球储蓄过剩的结果，是全球过剩的储蓄不断流入美国造成了美国储蓄率的下降，由此他也认为其他国家应该承担美国经济失衡的责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对比两种解决思路，第一种可能会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这是美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第二种通过美元贬值由全球共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肯定是美国政府所希望的。因为，在美元信用本位制下，美元在可控的情况下贬值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美国的出口，又可以减少美国的外债负担，甚至可以趁机打压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美国何乐而不为？历史上，在1971－1973年、1977－1978年以及1985－1987年间，美国均曾有意识地利用过这种“汇率武器”，结果是美国暂时解决了问题，而其它国家共担解决成本。如果其它国家处理不当，如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其经济增长将长期陷于困境。

伯格斯坦（Bergsten，2005b）认为2002年以来，欧元、加拿大元等货币对美元已经升值，但东亚国家货币却没有承担升值的任务；东亚国家货币没有升值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民币没有升值，这导致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不愿升值，因为其担心因先于人民币升值而丧失相对于中国的竞争力。因此伯格斯坦要求人民币升值。其真实的目的就是要求全球共同承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

简言之，美方希望全球共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中国没有按其所愿将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浮动，因此某些美国人士认为是中国阻碍了美国经济调整的步伐，故频频对人民币发难。美国的这种行为完全是霸权主义的表现。

二、美国相关利益集团存在各自的诉求

在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一股主要势力是美国的制造业团体和代表其利益的政客，前者包括全国制造商协会和劳联-产联等，后者包括纽约州参议员舒默（CharlesSehumer）以及众议院小企业委员会主席、伊利诺伊州共和党议员曼佐罗（Manzullo）等人。

美国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1960年美国制造业公司的利润额占所有公司利润总额的47%，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占整个就业市场的31%。而到1998年，这两项指标分别降到了26%和15%，降幅分别为45%和52%。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所占比重也从1960年的27%下降到了1997年的17%。进入21世纪以来，制造业面临的危机更加严重，失业率不断上升。2003年，美国6.4%的失业率中，制造业占到90%。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美国当前的最大贸易顺差国，便成为了美国制造业失业增加的替罪羊。美国国内以制造业集团以及工会组织为主的利益集团逐渐将美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推到中国身上，认为主要是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包括人民币过度低估、各种出口补贴、出口退税政策）造成了美国制造业目前面临的困境，中国应该为美国的制造业下滑以及失业问题负责。譬如2003年5月，全国制造商协会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总裁、健全美元联盟两主席之一的瓦格(FrankVargo)在《亚洲货币操纵监控报告》中称美国制造业正在衰退，自2001年3月以来已经流失了220万份工作，被低估40%的人民币是“罪魁祸首”；劳联-产联公共政策部助理主任TheaM.Lee（2003）于2003年9月25日在国会“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作证，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达40%以促进出口的做法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同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并停止聚集美元外汇。她敦促美国政府采取包括向WTO提起诉讼在内的一切手段，向中国政府发出明确信号，不再忍受其在人民币汇率方面的行为。PeterNavarro（2007a,b）也认为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包括汇率低估、出口补贴、进口歧视等）造成了美国制造业工人大量失业。公务员之家

与上述指责遥相呼应，美国国会中提出了大量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议案。譬如：2003年7月16日，参议员舒默第一次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他认为中国有意保持人民币的低汇率，使其出口更便宜，让美国、特别是纽约州的制造业失去了众多工作机会。随后几年，舒默通过各种方式要求人民币升值和浮动。2005年4月6日，舒默和格雷厄姆提出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中国自由贸易法案》，要求中国在6个月内提高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否则将对出口到美国的所有中国内地产品征收27.5%的关税。该案终以67：33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众议员DuncanHunter和TimRyan紧接着在第二天提出《2005年中国货币法案》(H.R.1498)，得到了145名众议员的支持。法案认为中国政府“操纵货币”是不公平的贸易手段，敦促布什政府以立法形式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改变人民币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改变美中贸易严重失衡的局面。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其2006年11月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称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直接依赖于政府对人民币价值的严格控制，操纵货币的后果是其巨大而不断增长的中国对其余世界的贸易顺差。2007年7月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同意共同支持对中国商品进行贸易报复，以敦促中国政府同意人民币升值的一项法案。

面对美国国会和制造业界的压力，布什政府要求人民币升值和浮动的态度逐渐明确和强硬。以2003年9月初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访问北京为序幕，布什政府展开了要求人民币升值和更加灵活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外交活动。斯诺访华要求人民币升值后不久，他又借举行七国会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机会，串联各国游说中国重估人民币汇价。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10月，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国委任一名全职的、永久的金融特派员，常驻北京以监督中国的汇率政策和金融改革。

在美国，制造业等利益集团通常只考虑本集团利益而不考虑整体国家利益。面对与日俱增的失业压力，其无视美国制造业失业率上升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是美国“去工业化”的产物，也无视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中获得的总体利益，而将矛头指向中国所谓的“不公平竞争”，指向人民币汇率。另外，美国的选举制度决定了议员必须要为选民负责，必须是选民所在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们在国会提出法案的目的就是迎合选民需求，为利益集团服务。美国凯托研究所的GeraldP.O''''DriscollJr（2004）指出：本届政府的目的是从政治上使人民币升值，从而削弱中国出口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官员是回应国会的要求，货币保护主义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政治家在为制造业选区的选民考虑。美国政府顺水推舟，既可以迎合选民需求，又可以推卸自身应该减少失业的责任。

综上所述，通过压迫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浮动，美国制造业团体希望借此减少失业，政客希望借机获得选票，政府希望借此推卸责任因此。因此，今后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工具。

孙磊等：探析美国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浮动的动机三、部分美国当权者企图遏制中国崛起中国经济的崛起，意味着原有经济格局下的利益分配将要发生变化。历史经验表明，每一个后起的经济强国在发展过程中都曾受到原有经济霸主国的敌视和遏制，19世纪末英国对德国和美国的态度，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的态度都是证明。

二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过程也是遭受美国打压的过程。为了减少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阻碍日本经济增长的步伐，美国对日本实施了“自愿出口限制”、“进口配额”、选择性征收附加关税等措施，其中最主要就是要求日元大幅度升值。否则，美国就要动用著名的“超级301条款”，向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实施全面严厉打压。广场协议后，日元遂美国所愿大幅升值，但此举并没有解决日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由于升值预期彻底改变日本国民和企业的投资预期和投资方向，很快诱发日本房地产、金融、股市的巨大泡沫，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达十多年的衰退泥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年GDP曾达到美国的70%，大有赶超美国之势。但现在，日本的经济规模和美国愈拉愈远。

现在，美国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浮动，关于升值的幅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格德斯坦(Goldstein，2004)认为人民币低估15-25%，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2003）认为被低估的程度超过25%。弗兰科尔（JeffreyFranke1，2004）提出，由于中国内部经济过热同时外汇储备过高，经济处于失调状态，人民币被低估达35%。如果人民币如其所愿大幅升值和扩大浮动，尤其是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后果极其严重，譬如：中国的美元资产储备将大幅缩水；中国众多的出口厂商将面临倒闭；国内持有美元资产、未进行套期保值的个人和机构将面临损失；如果升值到一定程度出现贬值预期，将导致大量外资出逃，中国会面临同“东南亚金融危机”一样的后果，中国几十年的发展成果可能毁于一旦。

另外，即使人民币不随美方所愿升值，但其所制造的升值压力已经使人民币升值预期出现，致使大量热钱流入中国，这将加大中国人民银行的对冲操作成本，削弱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给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有序进行带来更高的成本和风险，十分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可以认为美国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和浮动的目的旨在打乱中国快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步伐。

2002年至2005年先后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斯威格尔指出“决策者当然懂得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他们肯定也知道，大张旗鼓地公开施压只能使中国人更难于采取行动。但这会不会恰恰是问题的所在？玩世不恭的人会确信，压中国升值并不是屈服于被误导了的政治压力的结果，而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延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巨大好处。当然，这一切也可能是无意的。但是，不管动机如何，美国行政当局找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办法，得以使美国的好日子延续下去”。这应该是部分美国当权者的真实目的。

不可否认，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需要尽一步完善，需要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相适应，但决不是在短期内大幅升值和浮动。美方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浮动的动机很复杂，其中至少包括了美方希望中国分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制造业团体希望减少失业、政客希望借机获得选票、政府希望借此推卸责任；部分美国当权者希望扰乱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以限制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等想法。美国政府和相关利益集团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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