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危机相关问题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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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融资效率与资源配置

企业融资就是企业为经营和生产准备好所需资金的过程或行为。只有准备好了经营和生产所需的资金，然后才有可能开始真正的生产经营过程。因此，企业融资是企业经营和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和支持系统。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是企业和个人。企业是从事生产和流通的经营性组织，也是基础性的经济单位。而企业的资金融通、筹集又是现代企业正常、顺利运转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因此，企业的融资不仅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其起点表现为价值的预付，经济运行表现为预付价值运动与增殖。具体说来，就是通过预付价值的循环与周转，一方面，生产出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生产出为企业所追求的交换价值和价值。一个经济社会是否有一定数量的资金预付，即决定其经济可否在现代意义上顺利运转，也决定其经济发展的速度。资金的预付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第一的、初始的决定力量。因此，企业总是把筹集更多的周转资金和发展资金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企业融资不以单个企业财产状况和资金积累为前提条件，也不以整个国家或社会资金总量为条件。它所涉及的是通过改变资金在不同企业之间的使用状况而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因此，它既可以突破现有企业资金总量的限制，也可以突破地区与国家的边界范围而对企业的正常运转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注入必要的预付资金。

可见，企业融资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源配置过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使用是有偿的，其他资源只有经过与资金的交换才能投入生产。这样，工业化过程中资源的配置就表现为工业发展供给和配置资金的问题：即是将资金投入使用还是闲置，是将其投资于直接生产部门还是基础设施，是将其投入于产出效率高的行业或部门还是补贴亏损企业的问题。由于资金追求增殖的特性促使它总是要向个别收益率比较高的企业流动，因此，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方式与规模实际上反映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企业融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以资金供求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源配置过程：即企业能否取得资金，以何种形式、何种渠道取得资金。将有限的资源配置于产出效率高或最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企业或部门，不仅可以提高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也将刺激效率低的部门高效率，否则，它们就会因为资金断绝而被淘汰。这样，通过资金的运动，个别企业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来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实践证明，企业融资与现代经济已完全融合为一体。企业融资对现代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已达到全部经济发展的2/3左右，很明显，要保证现代经济的顺畅运行和稳定高速发展，必须调整企业融资结构，以实现企业最佳融资能力（效率最高），企业融资效率便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

企业融资效率是指企业融资能力的大小。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完全按照计划指令来进行，企业融资效率也完全融合在整个经济的发展效率之中。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效率则相对独立地体现出来，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效率。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正在由供给推动向需求拉动方向转化，粗放型扩张遇到市场需求的有力制约，无效供给将被过滤掉，增长开始成为内生的、成为市场运作的结果而不是经济目标的主管意愿，粗放型高速增长已逐渐丧失了体制基础。我国经济增长必须面对这种转变，适应这种转变。在供过于求和买方市场的条件下，企业若想求生存，只能紧扣市场需求，不断增进融资效率，在竞争中取胜。融资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源泉。相反，不顾市场需求的盲目扩张只会造成产品积压和资源浪费，导致企业长时间不良债务的上升，给长期增长带来隐患。

二、企业融资效率与银行危机的内在生成机制

企业融资低效率是我国经济的运行特征。多投入及多消耗，使经济运行对银行体系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资金需求压力，形成中国特色的资金倒逼机制。

低效率格局下的倒逼导致银行资金运用方长期大于资金来源方。低效率的特点是，同样的产出水平下，需要投入和消耗更多的资本。政府为了弥补低效率损失，需要从银行贷出更多的款，用于替代性的投资；投资低效率使完成同样单位的生产能力需要更多的贷款；投产后效益不好使贷款偿还发生困难并使偿还期拖长，相当比重的国有企业亏损、濒临倒闭，使一部分银行贷款成为无法收回的死帐。面对严重亏损，企业如不想退出生产，最简单的选择是靠“啃”银行贷款来维持。低效率在银行资金运用方形成很高的呆帐和坏帐率；融资效率不高，从资金运动看，表现为资金周转速度放慢，而贷款周转速度放慢，意味着支持同样规模的投资建设和生产经营需要更多的贷款资金。如此种种，对银行资金运用方形成强大的贷款压力。如果企业融资效率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这将把整个银行系统推向高风险的边缘。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通过财政渠道划拨，改革以来，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财政与银行的职责分工有了较大的调整：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已从依靠财政逐渐转变为主要依靠银行。80年代中期，财政已基本不向企业增资，以前未拨足的流动资金也不拨付了。企业实际上只能依靠贷款而发展，因为除了银行贷款这一渠道外，不存在其他的融资渠道。我国经济已从“计划—财政主导”进入“银行融资推进”的发展阶段。由于企业借贷没有内在的约束机制，因此一部分企业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即便是原来自有资本比较多的企业，由于80年代以来的扩张中过分依赖银行借贷，把银行贷款当作股本投资使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债务与自有资本比例过大。

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对银行的极大依赖性，在银行主导型融资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了国有企业难以清偿的巨额债务和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对银行系统而言，不良资产比例过高是形成信贷风险从而促使银行系统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我们知道，高的不良资产比例意味着很大部分的居民储蓄已找不到对应的实物资本，或者说已经损失掉，同时也意味着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一旦触发信用危机，整个银行系统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可见，国有企业融资的低效率，就意味着国有银行的亏损，国有企业的规模越大，占GDP的比例越高，就意味着国有银行的呆坏帐越多。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破产机制，现行的资产重组的结果可能是好企业被低效率企业拖垮。从整个规模上看，就是国有经济即由国有银行所连通的国有企业的全体效率累积性的恶化。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这种传递机制：

首先，企业融资结构不合理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运作存在严重缺陷。

有资料表明，199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60%，流动资金的90%来自银行贷款，这种垄断性的单一间接融资形式必然使国有企业越来越依赖银行资金的支持，也使我国银行资金配置格局存在严重缺陷，如1996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负债率为9662%，国有商业银行自有资本占主要风险资产（贷款）的比重为452%，这种高负债的信用业务是建立在高度的公众信任基础上的，当公众信任度下降时首先遇到的最大冲击是存款挤提。大规模的存款挤提将使银行破产倒闭。中央银行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提高银行系统资产的流动性。

同时，在资产项目构成中，各项贷款总额占总资产的80%左右，而同业存放、购买国债合计仅占3%—5%，消费信贷、不动产抵押贷款还是空白。

相比之下，8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全部商业银行总合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的10%为消费贷款，30%为不动产抵押贷款和有担保的个人贷款。我国商业银行以无担保贷款为主体的资产结构，无疑加大了自身的风险。现实情况说明，企业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高度依赖这样一种融资格局，使得国有企业饥不择食的“饱餐”银行资金，根本不讲究融资质量，更谈不上通过融资去优化配置，极大地扭曲了银企关系，使银行资金配置全部投向国有企业这个大锅。一旦国家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企业资金就立刻紧张起来，并由此产生程度不同的生产滑波，引起经济运行比较大的波动。

其次，由于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赖于运行的微观经济主体———国有企业仍然在低效运行，从而影响了商业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

可见，投资供求只有与效率相结合，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我国国有企业的投资供求则将效率准则排斥在外，大量资金流向无效率和低效率的企业，形成了企业的高负债和银行的坏帐。尽管我国的储蓄率很高，可供资金很多，但是，由于特殊体制导致了投资供给和产出的不对称性，大量资金流向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国有企业融资效率急剧下降，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1998年亏损比利润高出近一倍，国有企业几乎不可能通过增长来弥补亏损，仅1998年上半年，国有企业就向银行转嫁了4800亿元不良资产，使银行体系中泡沫的压力越来越大。金融资源的配置继续被大大扭曲。只生产30%产值的国有企业占有70%以上的信贷，而生产70%以上产值的非国有企业贷款一直极为困难。

国有企业由于效率低下，必然是借了就坏，坏了再借，自己坏债累累，最终拖垮银行，导致信贷萎缩。微观问题传递和集中到宏观上来。

总之，国有商业银行既要满足国有企业简单再生产资金需求，又要解决国有企业扩大再生产资金需求，以维护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运转。在国有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亏损额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结果，是很难完成按照“安全性”原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其基本机理是：企业融资高负债低效率商业银行流动性困境风险增大中央银行超发货币通货膨胀上述风险转移形成一个有序流动且不可逆转的过程。

三、对策建议

（一）重塑银企关系，优化企业资本结构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融资有两大主要模式，即以英美为典型代表的证券主导型融资模式（直接融资为主）和以日德为典型代表的银行主导型融资模式（间接融资为主）。在我国，企业融资已经历了传统体制下单一的财政主导型融资方式和转轨体制下畸重银行主导型融资方式。当前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刚性和国有银行的资金供给刚性之所以形成一种“高度粘合”的状态，是因为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融资主体。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的融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内源融资”，由34国有企业融资效率与银行危机相关问题研究于国家与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都是一种“父子”关系，在他们之间也就难以发生真正的融资行为，而只能是银企之间的资金供给制。正是这种“内源融资”和产权不分，导致企业的高负债和银行的高不良资产与高风险等一系列效应的产生。所以，我们认为，在目前“内源融资”性质和产权安排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必须重塑银企关系，即在明确企业和银行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实体的基础上，通过密切银企在管理机制、产权关系等方面的联系，形成一种更富于活力的组织形式，从而规范银企两个法人之间的市场往来关系。从这一思路出发，我国理论界的一些人士提出了把银行对企业的一部分债权转为股权的设想，并在实践中付诸实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将银行的债权转为股权，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银行监控企业的积极性，从根本上遏制企业不良负债的形成。同时，要重塑融资主体的制度基础。首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建立以“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公司制，也就是说，国有企业要割断与政府的“父子”关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经济主体，并通过股份制重构企业的产权组织形式。其次，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对我国专业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造，先要按《公司法》明确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即商业银行是独立经营的金融企业法人，实行企业化管理和经营；同时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要求，使专业银行转轨为商业银行，在此基础上，按股份制组织形式进行产权改革，最后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商业银行。这样，商业银行才能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真正按照市场需求组织资金和货币经营，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过，即使建立了市场制度下的融资主体关系，银企之间的高负债和高风险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二）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以实现企业最佳融资能力

我国在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迅速发展和规模急剧扩张的同时，企业债券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甚至是急剧萎缩或徘徊不前。到1996年底，我国累计发行有价证券991874亿元，但企业债券只发行了156509亿元，所占比例仅为158%.这样，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只有股票融资。其导致的结果是企业融资结构单一、机制不健全和功能缺陷，而且与国际企业融资结构潮流即股权融资的衰落和债权融资的兴起也不相适应。现在美国债市规模大约是股市的5倍。而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债权融资也日渐红火起来。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企业对发行债券基本上是不积极的。现行资金供应制度的软约束，窒息了企业直接融资的积极性，企业发行债券与间接融资相比，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负债风险以及运作效率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一是发债成本高。二是筹资过程长，运转和操作过程复杂。三是负债偿还期限约束。

目前企业发债规模偏小的基本症结，还在于外部环境因素的限制，信贷资金供给导致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过分依赖，窒息企业直接融资的积极性，国家从紧的指标管理，又使部分介入债券市场的企业的发债需要难以得到满足。

企业的资金需求仍只能而且必须由银行来满足，而在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必然直接影响银行资产的安全性。

因此，我们在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要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允许企业发行债券，提高企业债券融资比重，以建立合理的企业融资结构。不仅如此，对于我国国有企业“软约束”的特殊情况，发债融资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即迫使企业走建立自我约束机制的道路。由于发行债券是有确定期限和利息界定的，企业到期时就必须如数还本付息，而不能像股票分红那样可以暂不分配；而且购买者大多数为居民，欠老百姓的钱是无法赖帐的。这就给企业增加压力，促使企业改善经营、建立自我约束机制。此外，大力发展企业债券还可以起到正效应作用，如拓宽投融资渠道，让一些资金盈余单位（国内保险公司每年有1000多亿元资金急于寻找运作渠道）投资购买企业债券，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这些资金盈余单位和大量社会游资由于投资渠道狭窄而只好进入股市炒作的行为。当然，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关键是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破产制度，并严格执法和管理。

（三）建立竞争、高效、综合性的商业银行体系

转移性风险能否最终得到控制和化解，关键在于能否尽快建立一个竞争高效的商业银行体系。新的商业银行体系的建设必须有利于盘活不良资产，提高资产质量，最终将不良资产控制在安全范围以内，从根本上提高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性。这除了对宏观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从根本上解除国有商业银行的财政和政策性职能外，银行体系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关于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改革发展就一直存在着“改旧衣或制新衣”的讨论，即在银行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处理设立新商业银行与改革原国家专业银行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实质即如何处理增量与存量之间的关系。从改革的实质过程看，渐进式改革策略选择的是“改旧衣同时辅之以制新衣”，银行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积极推进国有银行向商业银行方向转轨。目前这方面的努力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在转轨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和障碍，致使商业化进程过于缓慢。而商业化进程的迟缓及不确定性则使得这种垄断性具有更多的负面意义：一是缺乏竞争，不利于整个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二是银行系统的风险增大，包括来自外部的信贷风险以及因内控机制功能性缺陷而导致的内部风险。三是整个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因不能良性循环而无法提高，未来损失继续产生。资金配置效率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这将把整个银行系统推向高风险的边缘。

因此，解决之道在于以增量带动存量，以竞争促进效率。为此需要在对内、对外开放银行业务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进一步充实现有的银行体系，尽快从根本上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以促进竞争，提高银行系统的效率，最终建成一个综合性的商业银行体系。

总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融资的两个基本方式———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必须和谐发展，这样企业的融资成本才会降低，社会资金的配置效率才能提高。

实践表明，国有企业的融资效率提高不仅有赖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完善来支持，而且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金融市场功能综合发挥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政策的中心工作，人们寄希望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功能充分发挥来提高国有企业运作效率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殖。了海通等三家证券公司操纵上海石化等公司股票的行为。1然而，股票市场上的参与人都明白，上述三家仅仅是众多操纵股票市场的庄家中的一小部分。庄家在与政府的多次博弈中，也了解了其战略。因此，在股市低迷，政府希望股市升温，少部分庄家进入股市时，他们亦会纷纷由潜在进入者成为实际进入者；当股市升温时，庄家们预见到泡沫化将产生，但他们也并不会因此退出，因为：第一，股市泡沫化尽管实际上存在，但到底在什么具体水平上发生是一个模糊值。第二，当政府认为股市已经泡沫化，要采取措施时，“众猴”（庄家）中到底谁将成为“鸡”被“杀”也是不确定的，尽管必定会有一只猴子将被当作“鸡”，但对每只“猴子”来说，1%是一个小概率，而小概率事件是可以当作不会发生的。这样这一博弈的结果是，庄家会在其资金约束下不断地炒作下去，直至泡沫化政府采取惩罚少数典型庄家时，才开始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