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物品投资论文
时间:2022-04-10 04: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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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表明,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是造成地区间农业总产值差异的因素;随机效应模型表明,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也是造成同一地区不同年份农业总产值变化的因素,即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最后分析了河南省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关键词: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效应;面板数据模型
一、引言
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底,河南省乡村总人口达到7968.77万人,占河南省总人口的82.0%,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8.5%。2004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553.15元,在全国排第19位,较全国平均水平低383.25元。因此,迫切需要积极探索促进河南省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变农业大省为农业强省的途径和政策。
大量的研究表明,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一项对58个国家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研究表明(Binswanger,1989),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水利灌溉设施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1.62%;公路修建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0.26%,农村的公路密度每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将增长0.12%;成年人的识字率上涨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0.54%。樊胜根等(2002)的研究表明,政府用于促进农村生产方面的投资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增长,同时还促进了农村扶贫,缩小了地区差距,但投资收益因投资的地区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不同地区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因此本文以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为研究对象,确定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二、模型设计及变量的说明
由于数据的限制,官方公布的各地市用于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数据年度不长,本文为保证样本的数量,采用面板数据模型(paneldatamodel)进行分析。面板数据模型是指对不同时刻的横截面个体作连续观测所得到的多维时间序列数据,并对这些样本数据进行建模。与单纯的横截面或时间序列相比,面板数据模型的优点表现在,提供了更大的样本点以改善参数估计的有效性以及更深入地分析问题。从时间序列看,可以描述不同个体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从横截面数据看,又能描述某个时点各个个体的状态及个体间的差异。
一般来说,农村公共物品按用途可划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大类(楚永生,2004)。农村生产性公共物品主要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水土流失及土地沙化治理、农村道路和公共性运输工具、部分大中型农用机械设备、病虫害防治、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信息平台建设等;农村非生产性公共物品包括基础教育、文化娱乐设施、电网、自来水设施、卫星接收设施、邮电通讯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社会福利、行政服务、治安等。因此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可直接作用于农业生产,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农民收入,还可以通过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基本素质,为农民提供信息、交通通讯等便利的生产条件,对农业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间接影响。
根据《河南农村统计年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按投资方向可分为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本文将扣除了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投资看作是公共资本投资(李桢业等,2006)。因此,根据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可设计如下:
LnYit=β0+β2LnLit+β3LnGit+uit
其中:下标it表示第i个城市(即代表河南省18个地级市)农村在第t年(2000-2004)的项目;Y代表农业总产值,单位为亿元;β0为常数;β2代表劳动的产出弹性;L为农业从业人员,单位为万人;β3代表资本的产出弹性;G为公共物品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存量(1999年为基期),单位为亿元;u为随机扰动项。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在计量检验时,分别对上述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以上数据均来自《河南统计年鉴》(2000-2005)和《河南农村统计年鉴》(2000-2005)。
在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时,主要考虑两种模型,即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models)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models)。不同的模型变量回归系数的影响因素也不同,一般来说,因为面板数据同时包含横截面因素和时间序列因素,所以参数估计值可能会同时受到两种不同因素的影响,一种是不同组别数据之间的差异,称作组间效应(betweeneffect),在我们的数据里就是指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另一种是同一组数据内部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异,称作组内效应(withineffect),在我们的数据里就是指同一个地区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异。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所有的组间效应都已经通过固定影响消除掉,参数的回归系数只取决于组内效应。而在随机效应模型中尽管考虑了地区之间的差异,但只有当地区之间的差异服从正态分布时,回归系数才会完全不受组间效应的影响,否则,回归系数也会受到组间效应的影响(王红领等,2006)。
三、检验结果及说明
为了检验公共物品投资变量(G)和农业总产值(Y)之间是否有较大的相互影响,依次分别对变量G与变量Y的关系和L与Y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组Ⅰ和组Ⅱ),然后将变量G与L同时与L进行回归分析(组Ⅲ)。回归结果见表1,方程中D.W.的有效范围是dL<D.W.<(4-dU),即对于组Ⅰ和组Ⅱ来说,1.16<D.W.<2.61,对于组Ⅲ来说,1.05<D.W.<2.57,故可认为回归方程中的变量不存在自相关。
在组Ⅰ中,我们首先就公共物品投资变量(G)对农业总产值(Y)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是,累计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分别通过了10%和5%的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无论是组内效应还是组间效应,农村累计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均为正,即促进了农业总产值的增长。
在组Ⅱ中,我们又检验了农业从业人员(L)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农业从业人员与农业总产值呈负相关关系,由于固定效应模型中参数的回归系数只取决于组内效应,也就是说从时间维度来看,随着农业从业人员的递减,农业总产值是增加的,这和我们的统计数据是一致的,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逐渐替代了劳动,使农业从业人员的效率得以提升。随机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农业从业人员与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关系,显然这里随机效应模型既考虑了地区间的差异,也考虑了一个地区内不同时间的差异,其回归系数同时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从统计数据来看,不同地区之间农业总产值的差异,主要由农业从业人员决定,农业从业人员较多的地区,其农业播种面积也较大,因此其农业总产值就比较大,与我们的统计数据一致。
在组Ⅲ中,我们将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变量和农业从业人员变量放在一起对农业总产值进行回归,两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与组Ⅰ、组Ⅱ相同,且均通过了至少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来看,公共物品投资是造成地区间农业总产值差异的因素,即公共物品投资较多的地区,其农业总产值也会较大(假定影响农业总产值的其他变量均相同的前提下)。从随机效应模型来看,公共物品投资也是造成同一地区、不同年份农业总产值变化的因素,即随着同一地区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不断增加,农业总产值也不断增加。
从组Ⅰ和组Ⅲ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增加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可以增加农业总产值,从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从组Ⅲ随机效应模型(该模型同时考虑了组间效应和组内效应)的回归结果来看,农村公共物品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元,农业总产值将增加0.124元。
四、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匮乏,且结构不合理
从财政支农统计数据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财政性支农支出的绝对量从1990年的10.83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48.38亿元,但实际上财政用于支农的比例在整体上却呈现下降的趋势(见图1),由1978年的15.5%,下降到2003年的6.8%,且从1994(1995年除外)年开始河南省的财政支农比例开始低于全国的财政支农比例,其中1998年差距达到2.69个百分点。显然,作为农业大省,河南省对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显得尤为不足。
从财政支农结构上看,当前支农支出包括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其他等(见表2),其中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支出所占比例较高,如2003年为74.6%,2004年达到80.3%,并且这一比例也高于全国的比例,由于这些支出主要用于各级农业行政事业单位事业费支出,所以这些名义上属于支农支出,实际上大部分却流向了城市,农业投入的“非农化”现象较严重。财政对农村和农业支出比例过低和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导致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匮乏或不足。
2.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的地区差距逐渐拉大
从表3可以看出,郑州市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与其他地区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如2000年郑州市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是开封的4.70倍,到2004年扩大到6.14倍,2000年郑州市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是商丘的4.75倍,到2004年扩大到6.09倍。由前述可知,农村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增加农民的人均收入,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地区差距的加大,可以说主要是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因此为了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应向落后地区倾斜,加大对落后地区公共物品的投资。
(二)政策建议
从前面的计量分析结果可知,增加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可以提高农业经济增长,因此,针对河南省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相应的政策建议,以进一步促进河南省农村经济的平衡快速发展。
第一,按照公共财政原则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政策,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具体包括:(1)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确保财政支农资金总量的稳定增长,同时要提高河南省财政支农支出的比例,至少要不低于全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比例。(2)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结构。首先要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的资金流入结构,即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的比例,降低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的比例;其次要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的地区结构,即加大对信阳、周口、驻马店等人均公共物品投资较低地区的支出力度。
第二,走农村公共物品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即建立以公共财政和国债为主体、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的农村公共物品融资体制,以解决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问题。
第三,建立省、市、县三位一体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政府应处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地位,各级政府都应建立起相应的负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组织,具体负责农村公共物品资金投入的筹集和使用,收集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信息,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规划。
参考文献:
楚永生.2004.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相关性分析[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2002.经济增长、地区差距与贫困——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3.
李桢业,金银花.2006.长三角政府公共资本和民营资本生产率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比较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3).
王红领,李稻葵,冯俊新.2006.FDI与自主研发:基于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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