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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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几年来，日本、美国等到外界纷纷提出人民币要升值，甚至重提类似1985年的“广场协议”，使人民币汇率面临升值的压力。本文认为，虽人民币汇率有一定升值压力，但未必像外界所认为的那样严重，在短期仍要保持稳定的汇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升值汇率形成机制

一、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1、来自国际环境的压力

从国际方面看，自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实行美元对欧元、日元汇率大幅贬值的汇率政策，给各贸易伙伴国带来较明显的经济损失，引起各贸易伙伴国的强烈反对。目前，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锁定美元的汇率制度，因此，美元的贬值带动人民币的变相贬值，也同样地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新一轮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非议。

美国财政部长斯诺称美国将鼓励中国采取向灵活汇率制度过渡的举措。高盛公司运用全球汇率均衡模型测试的结果是人民币的低估幅度为15%左右，高盛财团预期中国会逐步扩大人民币波幅后，多家投资银行也纷纷加入“人民币升值论”阵营，花旗集团及德意志银行发表报告称人民币与美元汇价将于一年之内升值3%。《经济学人》更在传统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基础上，以“巨无霸”指数为例，支持其“人民币币值仍偏低”的论点。其依据是，美国主要城市的“巨无霸”汉堡包平均价格为2.7美元，中国的汉堡包售价全球最便宜，仅为1.2美元，而瑞士要4.52美元。

2002年末以来，日本官方及公众媒体又提出一种“中国威胁论”的新说法，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2月22日，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通过一项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国家输出了通货紧缩”。3月6日，日本国会某参议员发表言论，提出中国应将人民币升值，以减轻因输出通货紧缩而对日本和全世界经济的影响。

为了自身以贸易利益为主体的趋利动机，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人民币汇率应尽快升值”等观点，甚至以日本为先在今年2月召开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上向其他6国提交类似于《广场协议》的强制人民币升值的议案，试图利用强大的国际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但最终该项提案被否决。

“重估派”认为，中国通过人为地将人民币维持在弱势水平上，从而增强其出口竞争力，使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日益加大，并引起世界其他国家出现通货紧缩。他们主张对人民币的价值进行一次大幅调整，然后在新的汇率水平上，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

其实，大量经济数据表明，中国并没有人为地增加出口竞争力，也没有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中国更不是造成美国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重要因素。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美国经常项目账户赤字约6000亿美元，而中国去年这一顺差为350亿美元，远低于日本的1130亿美元。这个数字也低于韩国、台湾地区和东盟5国去年经常项目顺差的总和770亿美元。

中国目前的出口表现的确非常强劲。其原因要归结于实施了十余年的贸易改革，富有活力的私人企业的逐渐兴盛、丰富的劳动力市场，以及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因此，认为人民币需要被重估的人，实际是误解了中国出口竞争力强劲的原因，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他们的方法不仅对解决当前世界经济问题无济于事，而且会在中长期对中国经济造成伤害。

2、日美等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真实意图

在一般情况下，影响汇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外汇的供求关系、不同币种的利差、市场对该国经济发展及该货币购买力的预期、以及进出口的平衡关系等。但以日本、美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人民币升值派”不提这些短期因素，而论基于1985年的日本产业发展水平和结构状况而诞生的《广场协议》。

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经济振兴以及“国际贸易立国”是在长达20余年的“锁定日元低汇率”的背景下实现的。1949年，为控制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改革当时存在的多重汇率，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帮助下制定了“道奇计划”和“经济安定九原则”，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锁定为1：360，一直实行到1973年2月。在这期间，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的产业基础。当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分别只相当于美国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比1960年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正是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迫于当时美国的“新经济政策”，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从1：360调整为1：306。

从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进一步加快了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高开放度化”的进程，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成为了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出口量达268万辆。1980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车和从美国进口汽车的数量分别是394.7万辆和1.05万辆。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同年世界汽车出口第二大国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而美国仅出口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1981年以后，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不平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特别是日本的汽车产品大举占领美国市场，使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1985年9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日、英、法和原联邦德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秘密会议，就美元高估及美国巨幅经常收支赤字问题，协商采取联合行动，降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货币的比价。这就是“广场协议”产生的由来。

目前的日本舆论显然夸大了中国目前的产业基础及国际竞争力。以钢铁为例,2002年中国的钢铁业面临的现实形势是，为了应对美国“201条款”和外部倾销不得不对进口产品加征“反倾销特别关税”。显然，中国钢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与日本在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相比还相差甚远。再以汽车为例，虽然2002年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量和销量都实现了36%的年增长速度，但总规模也才不过310万辆左右，同年美国在不景气状态下的汽车销量仍达1100万量，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六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产量约为5400万辆，中国产量所占比重不过5.74%。事实表明，目前中国的产业基础与日本相比，远达不到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水平，甚至连日元第一次升值时的水平也远未实现。

事实上，日本正在受惠于中日间的贸易发展。根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数字，2002年日本对中国贸易顺差高达2.75万亿日元。日本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意图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仅仅是针对中国目前家电等产业的出口态势而发的。其真正目的是企图阻止中国提高自己重要基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努力，例如钢铁业和汽车业。人民币升值，日本在钢铁业高端产品上的竞争力就将增强，中国钢铁工业升级的进程就将严重受阻。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利弊分析

1.短期利弊分析

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可以使人民币的地位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老百姓手中的财产更富有国际价值，同时可以减低中国进口的成本，也使外债压力相应减轻。

但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后的利弊面临着国内外两方面不确定因素的挑战。在国内方面，首先，通货紧缩依然存在，通胀压力逐步加大。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1-5月，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继续加快。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19.95万亿元，同比增长20.2%，是1997年8月以来的最高值，增幅比上年同期高6.2个百分点。目前，广义货币M2增幅已高于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之和9.8个百分点，处于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据统计，2003年一季度企业景气指数创历史新高，而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则呈现下降走势，1月份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7.7点，2月份为97.8点，3月份为97.6点。尤其在经历了SARS的冲击以后，居民消费信心更是需要加以重树和得到恢复。这表明，尽管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正逐步加大，但通货紧缩现象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

其次，国内金融体系较为脆弱。其一，大规模不良资产仍然存在。1999年组建的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共剥离了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约14000亿不良资产，曾一度减轻了我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规模过大的压力，但到2001年底，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这一比例又高达25.37%。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按五级分类标准，2002年末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平均不良资产比率达到26.1%。其二，国有银行资本金不充足。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最低要求资本充足率平均在10%以上，但我国的银行体系与之相差很远。2001年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8.30%，工商银行为5.76%，建设银行为6.78%，农业银行为1.44%，国有独资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5.07%。其三，金融机构盈利水平较低。我国金融机构由于不良贷款比例高、信贷资金周转慢和利息回收率低而造成效益低下和经营困难。1995年末，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合计利润为255.45亿元，到1998年末下降为77.05亿元，2000年末为320.78亿元，2001年末又降为230.08亿元。虽然利润水平逐步好转，但资产利润率仍然偏低，平均不到0.3%（按照商业银行风险评价的考核标准，该项指标应为0.5%）。四家国有银行虽然账面盈利，但按审慎会计制度核算，实际仍然亏损。其四，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性缺陷仍然相当明显，具体表现在资本市场产生的制度环境、资本市场中的政府行为、资本市场功能扭曲、资本市场基石不牢、资本市场监管不力等方面。其五，金融监管手段落后。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稳健运行和持续发展的要求，总体上看，金融监管基础较差、手段落后、成本较高、效果不尽如人意。

国际方面，世界经济形势存在诸多变数。一方面，大多数国家通货膨胀率下降，全球性通货紧缩压力增大。而多数国家通货紧缩风险加大有其具体的经济和金融原因，比较复杂，非短期因素所致。虽然中国物价目前也在低位运行，但其对世界价格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形势仍然严峻。2002年以来，在世界经济恢复乏力、地区政治危机、美国经济恢复不稳定、公司利润萎缩、大公司丑闻频频曝光等因素影响下，国际金融市场继续动荡多变，市场风险加大并出现市场信心危机。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2002年底美元对欧元、日元汇率分别为1.0496、118.74，比上年末分别贬值16.2%和10%。以贸易加权指数计，美元在2002年下跌了9.6%，是1987年以来全年最大跌幅。欧元汇率不断攀升，年底对美元汇率达到三年来最高点。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降息成为各国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自2003年6月5日欧洲央行降息50个基点以后，美联储也于6月25日决定降息25个基点，将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从1.25%降至1%，为195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日本更是早就将短期利率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各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之前纷纷采取降息举措，表明经济萧条以来的降息趋势有望在本年内继续大范围延续。而在目前的外汇市场上，息差已经成为决定各主要货币汇率走势的最关键因素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国际外汇市场汇率走势的变数。

但从短期看，对汇率的变动与否要有客观的评价。如果实行完全浮动汇率制度，本国货币无论具有升值或贬值的趋势，其市场汇率都会在均衡汇率水平上下波动。实行管理浮动或固定汇率制，政府有可能在短期内使汇率高估或低估，但汇价过高过低都会利弊互见，政策效果没有绝对优劣之分。例如，高汇率有可能增加旅游外汇收入，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它不利于扩大出口，往往会加大商品进出口不平衡。低汇价则有大体相反的两面效果。

2.长期利弊分析

人民币升值有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压力，刚刚成长的中国制造业将遭遇阻力，吸引外资的优势也会受损，而中国经济的震荡在远期更会对亚洲经济的稳定产生影响。

从长期看，对于一个低通胀、高增长、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提升较快的国家，其货币汇率会呈现上升趋势。这时，汇率上升或本币增值是好事，不仅在于它使得本国国民拥有的给定数量的收入和财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大的购买力，更根本的意义在于它反应了国民经济健康成长的成就。但即便在这类情况下，货币升值仅仅是经济持续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刻意追求高汇率政策的产物。另一方面，高通涨或增长乏力的国家其汇率则难免下降。货币贬值也许是令人不快的，但它是经济基本面情况的客观反应，因而是必要的；反过来说，如果通过政策手段人为地勉强维持高估的汇率，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经济问题，损害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

3.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汇率稳定

2002年，中国向全球输出的产品总额达到3255.7亿美元，全年贸易顺差由226亿美元扩大到305亿美元，同年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27亿美元。外汇储备、外贸出口、吸引外资等持续上升，汇率却维持不变，自然引起了日美等国的注意。

但从总体上看，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是浮动的而不是固定的。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进入了相对灵活的浮动状态，在不同时点上对不同货币的汇率有升有降，幅度有大有小。近年来，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是升值的。到2002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日元、韩元和泰铢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17.0%、58.1%和78.7%。但从现在的情况看，人民币汇率基本上是稳定、合适的。因此，现行的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决定一国货币币值的因素分为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两类。长期因素是指通过提高一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来提高其货币的对外购买力的因素，比如贸易条件（TOT）、GDP增长率、技术进步因素、消费物价指数差、利率差、外汇储备等。另外，价格水平和利率水平虽然不能直接反映经济实力，却代表了综合的商品价格变动和资本价格变动，是诸多其它经济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能够影响汇率的长期变化趋势。经典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就是分别通过本国和外国的价格差与利率差来估算本币的相对变动的。

其实，GDP高速增长不必然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从中国的情况看，在GDP增长速度较快时，国内对进口制成品和进口技术的需求大大提高；同时技术引进反过来又对GDP增长有促进作用。所以GDP增长快可能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引起贸易项赤字，导致实际汇率贬值；而在起飞的中后期，因资本流入加快和出口制成品能力的相对提升，引起实际汇率升值。据测算，GDP增长的汇率弹性为0.0077，即GDP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将贬值0.0077个百分点。1998年GDP全年的增长率为7.8，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因此贬值0.06%，因此，GDP变动对汇率的贬值作用不太大。但外资进入中国，看中的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包括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股市的发展、上市公司治理的改善等等，并非价值被低估的货币，汇率绝对不是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本项还没有开放的国家来说，储备在短期内发生剧烈变动的可能性很小，我们可以将它视为影响汇率的长期因素。短期因素的存在使得有效汇率偏离均衡汇率。但因为这些因素是短期的，对汇率的影响只是暂时的，无法掩盖汇率波动的长期趋势。典型的短期因素包括因势利导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战争、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也会对当前汇率造成负面影响。

三、人民币汇率政策建议

1.我国汇率走势回顾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汇率体制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88年9月27日，人民币汇率只有官方牌价一轨。第二阶段是1988年第四季度-1993年底，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双轨。调剂市场汇率是市场供求力量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政府干预不多。第三阶段是1994年汇率并轨至今94年元旦，人民币官方牌价从5.8飚升至8.7，而后汇率变动不大。

2.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思路

“购买力平价理论”是汇率决定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理论的基本意思是，一种商品在不同国家的购买力相同。比如，同一种轿车在A国卖1万美元，而在B国卖8.3万人民币，则美元兑人民币的比价为1比8.3。然而，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这个比价常常是不准确的。

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如果A国对B国的贸易持续保持顺差，那么，A国货币就会升值，以使两种货币的购买力保持“均衡”。然而，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汇率往往又是不够灵活的，常常不能反映这些购买力的变化。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项目”中，除了最重要的“商品贸易”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服务贸易”。然而，由于统计上的难度和滞后性，服务贸易的内容常常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比如，如果A国公司接受B国公司的审计服务，或A国学生常常将本国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大量出国留学，这些货币兑换需求就属于“服务贸易”的内容，同样应该列入经常项目的平衡表内。因此，“商品贸易”的状况常常不能真实反映“经常项目”的平衡。

汇率的决定是与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相关联的，不能指望单纯地从商品贸易的层面寻找答案。因为，在国内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时，什么问题都沉在水面下，债权人愿意延展债务，投资者也会将利润汇出暂时留在国内。而一旦经济增长滑坡，或是出现了负面的外部冲击，利润利息的汇出不可估量。

人民币终将走向自由浮动，而且早比晚好。在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的情况下放开汇率管制，势必增加外汇市场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这将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资本项目输出，而资本项目输出有赖于经常项目赤字，但中国的经常项目又是盈余的，这样外汇市场人民币的强势就会得以保持。如果币值一旦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势头，将会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出现经济萧条和大面积失业。

3.几点政策建议

关于汇率政策的出发点，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因此人民币汇率从长期来说应该是升值的。好的汇率政策必定要考虑经济效率、增长和稳定的原则，必定要适应内外经济环境不断变动的具体情况。

关于货币政策自主权，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看经济的根本需要。有关中国应当实行灵活汇率制度的讨论由来已久，其中被认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资本项目的开放问题。中国的经常项目已经放开，但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灵活的汇率制度，由真实部门来决定汇率，而不是由金融交易来决定汇率，这是完全可以的。

关于汇率制度改革的时机选择问题，我们认为实行灵活汇率制度的时机非常重要，一般应选择在一国经济强势的时候。对于经济保持高增长的中国而言，越早实行灵活汇率制度，自身和贸易伙伴就会越早受益。因此，我国应采取“相机抉择”的汇率调整机制，即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汇率管制条件下的官方汇率调整的试验。主要因为，一方面，相机抉择可以将汇率升值的风险逐渐释放，以避免风险积累过大时对宏观经济形成冲击。另一方面，可以先看看市场、产业、贸易等方面的影响方向和深度，为以后汇率放开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积累经验和教训。最后，即使有一些不良反应，也还可以再调回去。当然，进行“汇率试验”要视宏观经济的“热度”而定，进行“汇率试验”应选在经济偏热时。因为，在经济偏热时，总需求旺盛，对进口的承接力较强。因事实上存在一定的货币贬值倾向，这将减少汇市投机的风险。也可以保持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降低资本外逃的风险。

关于外汇市场的发展，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国际货币制度下，汇率形成并非反映了真实的货币供求，而是现实经济利益的表现。因此，要大力发展我国的外汇市场（如银行、企业间外汇市场的发展），进一步放松外汇管制和限制。

最后，在外汇平衡方面，要兼顾总体平衡和结构平衡。

4.如何在短期减压人民币升值

一方面，我们可以尽快确立科学的人民币币值的评价指标体系，客观地反驳“人民币重估论”。针对《经济学人》所称的“巨无霸指数显示人民币币值仍偏低”。我们可以选用合理的评价指标和先进的计算方法予以论证。例如，用人均收入指标作比较，“巨无霸”指数下的人民币还应该贬值。但从外汇储备的增长看，人民币显然又被轻微低估了。2002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740亿美元，2003年一季度又增加了300亿，到今年一季度储备已达到3160亿美元。中国的央行在大量购买外汇，使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保持在1∶8.27左右，如果汇率实行自由浮动，人民币肯定已经升值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重申不赞成人民币升值的几个理由：

首先，从理论上，人民币升值将会符合了外资流入的升值预期。目前，中国有大批外资流入，这些资金中无论是国外游资，还是外逃资金的回流都有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因此是“热钱”性质。当前的资金流入与二十世纪80、90年代的资金流入在性质上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其次，人民币升值将不利于中国产品的出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讨论基础，就是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严重的低估现象。

参考资料：[1]李伟群主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版

[2]王沁；《国家外汇管理》；1999—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