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变迁启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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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开放经济体中，汇率是处于核心地位的经济变量；汇率制度是一国经济实现内外均衡的桥梁和纽带。然而，从汇率制度变迁的历史中可以看出，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能适合任何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任何时期。因此，从国际汇率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中找寻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的路径，适时恰当地选择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汇率制度，对于维持我国经济的稳健运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汇率制度的历史变迁

国际汇率制度是国际货币制度的核心内容，因而它总是随着国际货币制度的变革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伴随着现代国际货币制度的变革，国际汇率制度先后经历了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制，纸币本位制下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浮动汇率制（牙买加协议）。国际汇率制度变迁的轨迹清晰可鉴，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只不过是在国际货币制度发生变革后，汇率制度由固定制走向浮动制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只有浮动汇率制才是汇率制度的最终选择。

（一）国际金本位制度下的固定汇率制度

历史上最早的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汇率制度是金本位制度下的固定汇率制。在这一制度中，大多数国家的货币都与黄金挂钩，从而国与国之间在金本位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固定的汇率体系。这是因为，在金本位制下，黄金与金币可在国与国之间自由地输出与输入，一旦外汇市场上外汇价格偏离铸币平价太远，超过黄金输送点，这一机制就会自动地发挥作用，从而使外汇汇率始终在黄金输送点范围内波动。

从1816年英国开始实行金本位制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实行金本位制度。1914年一战爆发后，由于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利用纸币的大量发行来弥补巨额的军费支出和财政赤字，致使汇率脱离黄金平价，处于剧烈波动状态，这种新的货币条件促使经济学家们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新的研究，提出了最早的浮动汇率理论，并进而引发了早期的“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两种汇率制度模式的争论。以霍特里等人为代表的古典派或旧派主张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度。在他们看来，金本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自动均衡的理想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贸易差额、资本差额都会被利率或汇率的波动所抵消。同时金本位制度使货币币值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不变，因而，不会引起汇率的剧烈波动。以卡赛尔（cassel）等人为代表的新派主张对汇率制度进行改革。他们认为货币的金平价是可以改变的，一成不变的固定货币平价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因此，应当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然而，就在这一争论仍在进行时，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却给这一争论注入了新的内容。在这一背景下，各国为了尽早地摆脱危机，竞相采取了货币贬值的方法，各国货币的汇率完全脱离了黄金平价，汇率制度实际上处于浮动汇率制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这一时期，各国的通货膨胀政策、货币倾销政策、贸易限制政策和关税壁垒，使正常的货币汇率的积极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世界经济秩序出现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这一时期史称货币的国家主义时期。面对这样的现实，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之争又有了新的发展，从最早期的是否应当恢复金本位制度的争论，发展到了如何促进国际合作，稳定国际经济秩序、以避免经济混乱和减少大萧条的影响等问题上来。支持固定汇率制度的凯恩斯（Keynes）提出了著名的均衡汇率理论。他认为，如果一种汇率能使就业处于正常水平，而且使国际收支、资本余额都不发生变动，那么这样的汇率就是均衡汇率。因此，他主张根据均衡汇率来确立一个固定的货币平价。据此，就可以使各国的国际收支稳定，从而使国际经济体系趋于均衡状态。但主张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经济学家并不同意凯恩斯的均衡理论。他们认为固定的货币平价很难实现，利率、工资率、有效需求水平、国际储备水平等因素中任何一个因素有变动，都会导致汇率的波动。但是，主张浮动汇率制度的经济学家却提不出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为构筑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1944年7月，美、英、苏、法等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又称“布雷顿森林会议”。在这一划时代的会议上，在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和美国外交家怀特的影响下，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最后决议书》及由美国提出的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两个协议，从而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黄金与美元一起构成了二元君主。黄金不再是唯一的国际货币。布雷顿汇率体系实际上是以美元为基准通货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虽然这一体系的建立最初曾极大地促进了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增长。但是这一体系本身所存在的天然缺陷却在它实施后不久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首先，这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存在着一个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特里芬之谜”。特里芬（Bobeft.Triffin）教授指出，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有两个基本责任：（1）保证美元按固定官价兑换黄金，维持各国对美元的信心；（2）提供足够的国际清偿能力，即美元。但这两方面责任的同时实现是有矛盾的。美元供给太多就会有不能兑换黄金的危险，发生信心问题；美元供给太少则不能满足国际经济发展对清偿能力的需求。事实上，“特里芬之谜”不仅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也是任何以一种货币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货币制度的弱点。

其次，汇率过于僵化，国际收支调节的责任不对称，使这种汇率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各国之间充满了矛盾。美国作为当时唯一的储备货币发行国，它可以利用发行的美元作为对外支付手段，扩大资本输出，对本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则无需采取特别的纠正措施；而当非储备货币发行国出现国际收支赤字时，则必须在外汇市场上抛出美元买入本币，以维持固定汇率，并在国内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停滞，失业增加。或者当非储备货币国的国际收支盈余过大时，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前联邦德国，政府不愿让马克升值而减少出口，引起国内失业增加，便在外汇市场上抛出马克、购进美元，结果引起国内货币供给增加和通货膨胀。因而，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承担大部分调节国际收支的责任，并往往牺牲了国内经济目标。此外，僵化的汇率制度与利用汇率浮动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成为一句空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有限的信贷资金，而对巨额国际收支失衡，无法起到太大的作用。所以，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20多年中，国际收支大面积失衡的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

第三，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建立在美国经济实力雄厚、国际收支保持大量顺差、黄金储备充足基础之上的。在该体系建立初期，美国经济实力雄厚、国际收支年年顺差、黄金储备约占世界的3／4，1947年欧洲的国际收支逆差总额达76亿美元，1948年的欧洲国际储备仅为97亿美元；美国在1947年有10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1949年有60亿美元的国际储备。此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是牢靠的。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实力逐渐下滑。到1960年美国的短期外债余额（210亿美元）第一次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178亿美元）。在此期间，美国实行的“廉价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造成国内通货膨胀。人们普遍对美国维持美元与黄金间官价的能力产生怀疑，对美元的信心发生动摇。由此爆发了1960年10月第一次美元危机，伦敦市场上的金价猛涨至41.5美元1盎司黄金，高出官价20％左右。为了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常运转[

欧美各国及IMF先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建立黄金总库，签订货币互换协定，一般贷款协定等。这些措施尽管使国际金融局势得到暂时缓解，但是引起美元危机的根本原因没有消除。因为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实质是其国力的相对下降，具有长期性，而以上措施却旨在共同提供资金，通过在外汇、黄金市场上的买卖来稳定汇率，只有短期效应。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力进一步下降。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按35美元1盎司的官价兑换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1973年初，第八次美元危机后，美元对黄金再度贬值，各国先后放弃“史密森协议”规定的新汇价，实行浮动汇率。至此，布霄顿森林体系彻底解体。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美元的连续下滑和汇率的剧烈波动引起国际社会新的不安，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着手研究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问题。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召开会议，达成了关于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牙头加协定”。该协定内容在同年4月通过的第二次“国际货币基金协议条款”修正案中得到肯定，并于1978年4月开始生效。

（三）牙买加协议下的浮动汇率制

牙买加协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确立了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的地位，同时赋予了各会员国在汇率制度选择上的自由。在这一原则背景下，一般发达国家大多选择浮动汇率制度，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继续实行与某种货币或合成货币保持钉住汇率的制度。然而，在世界上主要国家货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背景下，这种钉住汇率的安排已经有别于原先的钉住汇率制。一国货币绝不可能同时与所有相互之间汇率波动的主要货币都保持固定的比价，选择钉住其中任何一种主要货币，便意味着本币的汇率将对其他主要货币浮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称1973年以后的汇率制度为浮动汇率制度。但这个时期汇率并不是仅由市场供求力量决定的。由于许多国家中央银行不时地介入外汇市场买卖外汇以达到其政策目标，这种汇率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牙买加协议下的汇率制度安排，顺应了世界经济动荡、多变和多极化发展的特点，因而在一定程区上促进了世界经济向前发展。

二、国际汇率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

作为国际货币制度的核心，国际汇率制度的变迁一方面受制于国际货币制度的变革；另一方面其变动又深深地影响着国际经济的交往与发展。从国际汇率制度的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在历史上是交替实施的，而影响汇率制度变迁的最重要的动因是战争和经济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金本位制下，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被稳定在黄金输送点的范围内。战争打破了这种汇率稳定机制，使战后数年内这些国家的货币汇率不再受黄金输送点的约束，而任意地波动。20世纪20年代中期曾一度恢复了汇率的稳定，实行金块、金汇兑本位制度。但随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稳定的汇率制度再次被浮动汇率所代替。二战后直到70年代初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的货币汇率几乎一直被固定在乎价的上下1％之内。可是1973年后，主要工业国家都实施了浮动汇率制度，牙买加协议的实施，使得各国有了选择汇率制度的自由，从。此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基本上由外汇市场上的供求所决定。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汇率制度发展演变的直接动力在于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变化。

第二，在国际汇率制度演变过程中的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在如何安排汇率制度问题上的争论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从各个历史时期汇率制度的运行情况来看，在当时特定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下，采用固定或浮动汇率制度，对一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随着经济政治条件的改变，原有的汇率制度暴露出其无法解决的各种矛盾，由此便引发了从国际汇率制度形成至今，就不断出现的有关如何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的争论。早期有关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的争论焦点是，是否应当恢复金本位制度；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争论发展为如何促进国际合作、稳定国际经济秩序、促进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上来；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围绕着支持还是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问题，形成了战后两个独立的派别：支持布雷顿森体系的固定汇率论和主张实行可变汇率体制的浮动汇率论。起初，双方论战的主题是汇率制度同国际收支、贸易流量的相互效应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了70年代初，由于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困境，论战的焦点开始转入汇率制度同国内充分就业、价格稳定以及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上来。此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什么样的货币体制下效应更大的问题也受到了普遍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范围内爆发的一系列金融危机，如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英国、墨西哥和俄罗斯的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2月在土耳其发生的货币危机都与汇率制度的安排密切相关，进而人们对于汇率制度的讨论重点过渡到汇率制度的选择与防范国际投机力量的攻击。避免发生货币危机，保持该国经济、金融稳定，以及世界经济、金融的稳定关系上来。

第三，国际汇率制度从发展趋势上看，最终将走向浮动汇率制度。从国际汇率制度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在金本位制度下，虽然浮动汇率也间或出现，但只不过是汇率制度演变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人们不断追求的仍是固定汇率制。即使是在国际货币制度已经过渡到纸币制度时，人们依然钟情于固定汇率制度，“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与实施就是明证。但在国际货币制度已经发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即在纸币制度下，由于纸币的价值无所依附，主要由纸币的供求状况决定，因而其价值总是处于频繁波动之中，由此所决定的国际汇率制度只能是浮动汇率制度，因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不长时间后的1973年，国际汇率制度的安排终于倾向于浮动汇率制。由此可以看出浮动汇率制是纸币制度下的最终的必然选择。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从以上国际汇率制度的历史变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纸币制度下，汇率制度演变的最终趋势是浮动汇率制。

对于中国来讲，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上，从最终方向看，似乎并没有人怀疑会选择浮动汇率制，但在其资本账户开放之前却是不可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正如麦金农（Mckinnon）在最近一次关于中国金融政策的演讲中所指出的，浮动汇率制的前提是资本自由流动。“只要中国继续实行对证券投资国际流动的限制，市场就不可能决定汇率，只能由政府承担定价任务……（在政府控制短期资本流动时）完全浮动是不可能的，因为银行和私人金融机构不得自由持有外币敞口头寸。政府必须在外汇市场承担做市商角色，并决定汇率”。

经济学家米什金（Mishkin，1999）曾认为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在实施货币政策方面缺乏经验，所以最好通过固定汇率制将本国经济与另外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如美国经济）相联系。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完全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依赖于别国经济，显然是很不现实的选择，因为两国的经济不一定处于同一周期。因此，从长期看，中国还应选择实行浮动汇率制。这是因为，一个国家在安排汇率制度、管理资本市场和实施货币政策时会面临“三难选择”，即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固定汇率制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只有在资本管制的情形下才能实现；在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会完全失效；货币政策只有在浮动汇率制下才[来

能生效。

如前所述，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前提是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在当前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世界经济展望中的估算，在1995年，主要工业化国家之间跨国的债券和股票交易额大都在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0％以上。在这样一种国际大趋势下，要想实行有效的资本管制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中国目前虽然依然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但资本非法外逃的规模颇大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官方资料统计，1998年经常项目的盈余是436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为456亿美元，但官方的外汇储备却只增加了51亿美元。前两项之和与外汇储备增加额的差额高达841亿美元。一些学者估计1998年资本外逃的总量超过了经常项目或外国直接投资的任一项（俞乔，1999）。中国政府在此期间虽然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遏制资本的非法流出，但资本外流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资本外逃表明资本获得了一定的流动性，尽管还远远不到自由流动的程度。持续的资本外逃加大了资本管制的成本。

事实上，中国在1996年12月就已接受IMF第8条款的义务，放松了对经常项目下结算和支付的管制，并承诺在不久的将来放松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因此，放松资本管制，直到最终取消资本管制也必将是中国今后资本项目管理改革的方向；而取消资本管制，实行浮动汇率制也将是中国汇率制度的最终选择。

但是。在短期内，从中国目前的具体经济环境看，现行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应是向自由浮动汇率制转型阶段的最优选择，只不过是这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实践中的表现却往往是过分强调了管理，而忽略了浮动，从而变成了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

从现行汇率制度出发，为了最终实现浮动汇率制，当前最重要的改革就是逐步减小汇率干预区间，让人民币汇率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浮动；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为资本自由流动提供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