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逻辑下货币竞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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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构建

（一）模型的基本假定1.考虑一个离散的无限期经济模型，交易个体永续生存，分别属于本国和外国两个国家；世界人口标准化为1个单位，其中，本国人口比例为n∈(0,1)，外国人口则为1-n。2.经济中有k(k≥3)种商品，且商品不可分；每个国家有k种类型的交易个体，每种个体的消费、生产和储存具有如下特性：（1）i类型的个体只能从消费商品i中获得效用，同时在消费商品i后，可以无成本地生产商品i+1，且无成本地储存所生产的产品；（2）个体在任一时期只能生产和存储1单位商品，并且不能生产和储存其他类型的商品。由此排除了双重需求吻合的可能性（每个个体无法生产自己所需的商品，因此，这里k可以表示一国生产的专业化程度）。3.设u>0为个体消费所需商品后的瞬时效用，δ为贴现率。4.存在两种信用货币：本币和外币，且每种货币均不可分；个体每期只能储存1单位的商品或1单位的货币，也即在任一期，每个个体的存货要么是1单位所生产的商品，要么是1单位本币，要么是1单位的外币。设mh(mf)为本国持有本币（外币）的个体比例，则持有所生产的商品的比例为1-mh-mf。此时，本国个体的存货分布可以用向量X=(1-mh-mf,mh,mf)表示，外国个体则可表示为X=(1-mh-mf,mh,mf)。设m(m)∈(0,1)为本国（外国）的人均货币供应量，且均为外生变量。因为货币的供求相等，所以有nm=nmh+(1-n)mh,(1-n)m=nmf+(1-n)mf。5.个体间的交易是随机匹配的。每个时期，本国个体遇到另一个本国个体的概率为n，遇到外国个体的概率是β(1-n)；外国个体遇到本国个体的概率为βn，遇到另一个外国个体的概率为(1-n)。这里，个体间的匹配具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不同国家的个体间相遇的概率小于同一国家间个体相遇的概率；二是β∈(0,1)越大，不同国家个体相遇的概率越大，因此，可以将β理解为两国经济的一体化程度（一体化程度越大，国际贸易的摩擦就越小）。当然，遇到同一国个体与不同国家个体的相对概率还和两国的相对人口规模有关。6.交易市场是分散的，个体之间只能进行一对一的交换，且仅当双方均同意时交易活动才能进行。交易对手的类型（包括国籍和存货类型）可观测，但交易历史不可观测；交易者不能对未来的行为进行承诺，也即每个时期的交易是独立的。（二）在模型中引入政府行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实施法定货币的发行、征收铸币税、限制本国居民使用外币，并提供公共产品。在商品交易市场上，个体持有货币可能会被发行国没收。设本币(外币)被本国(外国)政府没收的概率为τh(τf)，这里τh(τf)可以理解为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所征收的税收，也可以理解为一国的通货膨胀率；同时，政府还对其本国个体使用外币进行一定的限制，本国(外国)政府没收本国(外国)个体持有的外币(本币)的概率为sf(sh)。具体而言，本国政府在交易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当本币持有者遇到匹配的商品持有者并将交易时，政府以τh的概率介入，没收货币，并从商品持有者处购买商品，然后将商品转换成公共产品；同理，本国的外币持有者遇到匹配的商品持有者并将交易时，政府以sf的概率介入，没收货币，并从商品持有者那购买商品，同时也将所购买的商品转换成公共产品。此时，货币持有者失去货币，没能消费到所需商品，只能立即进行产品的生产，从而成为商品持有者；而原来的商品持有者在政府购买商品后成为货币持有者（说明征税对商品持有者没有影响）。（三）策略与均衡在其他个体的策略和存货分别给定的情况下，个体选择交易策略以最大化其期望效用。本文仅讨论纯策略问题，这些策略仅取决于个体的国籍以及交易双方的存货情况。本国交易者的交易策略可以表示为：πab={1，如果同意用a交换b0，其他其中，a,b=g,h或f,且a≠b。外国个体的策略相应的为πab=1或0。pab(pab)为本国（外国）个体将存货a转换成b的概率；Vg、Vh、Vf分别表示本国个体持有其所生产的产品、持有本币、持有外币的期望贴现效用。根据动态规划原理，稳态时的贝尔曼方程为①：Vg=[(1-pgh-pgf)Vg+pghVh+PgfVf]/(1+δ)（1）Vh=[τhphgVg+(1-τh)phg(u+Vg)+(1-phg-phf)Vh+PhfVf]/(1+δ)（2）Vf=[(τf+sf)pfgVg+(1-τf-sf)pfg(u+Vg)+PfhVh+(1-pfg-pfh)Vf]/(1+δ)（3）方程（1）表明，稳态时个体持有所生产的商品的期望效用等于下期以(1-pgh-pgf)概率仍持有存货的效用、以Pgh概率转换成本币的效用、以及以Pgf概率转换成外币的效用三方面的加权平均值的贴现。方程（2）和（3）的含义类似。其中在方程（2）和（3）中，右边的第一项表明如果个体持有的货币被政府没收后（概率为τh或(τf+sf)）立即进行生产，其效用变为持有商品的效用；第二项表明个体所持货币如果没有被没收（概率为（(1-τh)或(1-τf-sf)，则获得所需商品消费后获得效用u，并立即进行生产获得效用Vg。方程（1）至（3）和策略必须满足如下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πgb=1,iffVg<Vb(b=horf)πag=1,iffVa<u+Vg(a=horf)πab=1,iffVa<Vb(a,b=horf)模型在稳态均衡下存在如下一般性定理：定理1：0≤Vg,Vh,Vf<u+Vg定理2：max(Vh,Vf)>Vg定理3：Vh>(<)Vfiff(1-τh)phg>(<)(1-τf-sf)phf定理4：Vh>(<)Vgiff(1-τh)phg(δ+pgf+pfg+pfh)+(1-τf-sf)phfpfg>(<)(1-τf-sf)pgfpfg定理5：Vf>(<)Vgiff(1-τf-sf)pfg(δ+pgh+phg+phf)+(1-τh)pfhphg>(<)(1-τh)pghphg其中定理1由零生产成本和零储存成本得到，表明个体总愿意将其存货换成所需的消费品；定理2表明货币作为交易媒介，使得个体生产产品的回报严格为正；定理4和定理5分别为本国持有商品的个体接受本币和外币的充分必要条件。对外国个体来说，以上相关变量用星号表示，且用（1-τh-sh)代替各式中的（1-τh)，用(1-τf)代替各式中的(1-τf-sf)。（四）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均衡问题分析本文假设外国货币为国际货币，本国货币仅为国内流通货币。这种情形下，出售商品的本国个体愿意接受两种货币，可用两种货币交换所需的消费品，也即要求Vg<Vh,Vf<u+Vg；外国商品持有个体仅愿意接受其本国货币，并用于交换所需消费品，而不接受另外一国的货币，此时要求Vh<Vg<Vf<u+Vg。在以上策略下，m=mh，mh=0,mf<m,mf>0，此时，两国个体的存货分布为：X=(1-m-mf,m,mf)，X=(1-mf,0,mf)稳态时，两国个体持有的外币与商品的比率相等(也即两国货币的购买力相等)，则mf1-m-mf=mf1-mf，从而mf=(1-m)mf。存货分布矩阵可以表示为：X=((1-m)(1-mf),m,(1-m)mf)，X=(1-mf,0,mf)（4）在模型的假定下，交易个体之间不会进行货币间的交易，这是因为：首先，由于本国货币不是国际货币，不同国家个体间不会进行货币的交易；其次，同一国家的个体之间也不会进行货币交易，如果进行交易，则πhf=πfh=1，根据激励相容约束，要求Vf>Vh且Vh>Vf，这是矛盾的。引入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政治影响力因素，其含义如前文所述，用cf∈(0,1)表示，并且假设只有在外币发行国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情况下，本国个体涉及外币的交易才能进行。在以上假设下，我们可以得到本国个体的存货转换概率：pgh=nmkphg=n(1-m)(1-mf)kpgf=[n(1-m)+β(1-n)]mfcfkpfg=[n(1-m)+β(1-n)](1-mf)cfkphf=pfh=0pgh为本国个体将所持商品换成本币的概率，等于其遇到本国另一个持有本币个体的概率nm乘以该商品刚好是该个体所需消费品的概率1k；本国个体用本币交换所需商品的概率phg，等于遇到持有所需商品的另一个本国个体的概率；pgf是本国个体用商品交换外币的概率，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遇到本国个体持有外币，且刚好需要消费该商品的概率乘以该外币发行国具有的政治影响力；二是遇到持有外币的外国个体，且刚好需要消费该商品的概率乘以该外币发行国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即为上式中两项之和。pfg是本国个体用外币购买所需消费品的概率，也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遇到本国个体持有所需商品的概率；二是遇到外国个体持有所需商品的概率，且两种可能的交易必须在外币发行国具有的政治影响力保证下进行。外国个体相应的交换概率分布如下：pgh=0phg=βn(1-m)(1-mf)kpgf=[βn(1-m)cf+(1-n)]mfkpfg=[βn(1-m)cf+(1-n)](1-mf)kphf=pfh=0根据定理4和定理5，并将以上概率代入相应的不等式运算后，则外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即同时满足Vg<Vh,Vf<u+Vg，Vh<Vg<Vf<u+Vg），在δ→0时，其政治影响程度必须满足：TheInternationalMonetaryCompetitionunderthePoliticalLogic1-τh1-τf-sfnm(1-m)[n(1-m)+β(1-n)][(1-m)(1-mf)+m]<cf<1-τh1-τf-sfn(1-m)mf[n(1-m)+β(1-n)]由此，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推论：本国人口规模越大，使用本币的可能性越大，外国需要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才能保证本国个体使用外币。β越大，也即经济一体化程度越大，本国个体遇到外国个体的机会越大，保证本国个体使用外国货币的政治影响力可以小些，但即使β=1，也仍需要一定的政治影响力，才能保证本国个体使用外国货币。从相对通胀率上看，如果本国相对通胀水平较高，本币的吸引力下降，此时较小的政治影响力就能保证本国个体使用外币；外国如果实行较高的通胀率，外币吸引力下降，此时外国需要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才能保证外币国际使用的吸引力，换言之，如果货币发行国的政治影响力足够大，它就可以采取较高的通货膨胀政策，而不改变其货币的国际地位①。当然，如果通货膨胀率过高，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仍可能丧失国际地位。此外，本国政府对本国个体使用外币的限制越大（也即sf越大），本国居民使用本币的可能性越大②，而外国需要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才能保证其货币被接受。

模型的现实检验：英镑、美元的政治逻辑

模型表明，国际货币地位的形成需要经过私人部门的市场选择，但这种选择需要发行国的信用、权威以及一整套保证货币稳定的制度框架支持。同时，发行国和使用国的政府行为也影响市场的选择，如：两国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使用国政府对本国私人部门使用国际货币的支持程度、发行国为获得其他国家支持而采取的措施，等等。可见，除了市场力量的作用外，国际货币实际上还体现了货币发行国与使用国之间的政治交易：一国发行货币，并提供各种机制维护使用者对该货币的信心，通过各种措施赢得各国政府的支持使其成为国际货币，并由此影响私人部门的货币选择行为，进一步提升、维持该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从而获得铸币税，以及因国际货币地位所获得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利益③；而货币使用国则以缴纳铸币税及丧失某些权力（如失去货币政策独立性等）为代价，获得使用国际货币所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等的好处。上述结论可以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中得到验证。事实上政治逻辑始终贯穿于国际货币尤其是霸权货币的兴衰中。本文主要以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中两种霸权货币——英镑、美元作为模型的检验例证。（一）英镑的政治逻辑英国是第一个通过法令规定英镑的含金量，采用金本位制的国家。凭借英国18世纪中后期已经形成的国际政治霸权地位和19世纪中叶经济上的霸权地位，以英镑为主要交易媒介的国际贸易和支付网络遍布全球，英镑因此成为19世纪最主要的国际结算手段以及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德国、美国、法国、荷兰、俄国、日本等国或是出于自愿，或是迫于形势，先后确立金本位制。这一时期，各国的金本位制是在各国经济、政治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才逐步国际化④。争取有外交往来或政治上有隶属关系国家的支持，是一国提升或维持其本币国际地位的首要选择。英国在丧失了世界经济主导地位之后，就是通过货币外交的形式，赢得了英镑区约35个国家和殖民地的支持，使得英镑区国家官方持有的英镑债券从二战后到1970年代一直较为稳定地保持在200亿英镑左右，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英镑国际地位的衰弱。同时，对不支持的国家进行惩罚，也是国际货币发行国维护其本币国际地位的重要举措。一战前拉美地区的贸易信贷主要由德国银行控制，一战爆发后，英国限制德国在拉美的贸易，关闭和没收德国在拉美地区的分支机构，相应的业务则转给由英国支持的商人银行。不仅如此，在1916年巴黎经济会议上，英国还通过了惩罚敌对国和中立国（特指德国和美国）的决定，并授予参战国市场准入和航运特权。这些政治手段，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强化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打压德国马克的同时，有利于遏制美元在其后院——拉美地区的挑战势头，从而维护了英镑的主导权①。（二）美元的政治逻辑美元崛起并最终战胜英镑成为霸权货币的政治影响因素主要体现为：美联储的积极推动、美国采取多种手段争取他国政府的支持以及制定相关制度框架维持美元的信誉。1.美联储的积极推动尽管美国在一战前夕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此时美元离成为国际货币还十分遥远，法国法郎、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甚至意大利里拉、比利时法郎和奥地利先令在国际储备中的比例都高于美元（Eichengreen，2011）。但是美元的国际地位在一战期间以及之后短短的十几年间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20年代美元在贸易信贷的来源方面已经超越英镑。这除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以英镑为中心的金本位体系和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外，美联储的政策支持尤其是对商业融资票据市场的推动从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美联储采取各种措施保持国内金融货币秩序的稳定，以增强投资者持有美元的信心；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措施吸引他国政府或私人机构到美国投资，如：降低英美商业票据利差；向商业银行收取的再贴现利率和市场利率的利差低于英格兰银行；联储分支机构充当商业票据商的主要交易对手以增加票据市场的流动性等。在美联储的积极推动下，到1924年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的以美元计价的各种商业融资票据已为英镑的两倍（Eichengreen，2011）。在当时美国的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等还没能力建立起这样一个市场的情况下，仅凭市场的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是无法达到这个状态的。2.采取多种手段争取他国政府的支持对外援助是美国推动美元国际化的重要举措。美元在一战后强势货币地位的形成就得益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在拉美地区的“金元外交”政策，该政策也为之后“美元区”的成立奠定了基础（Adams，2000）。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国对欧洲实施以必须购买美国商品并用美元支付为条件之一的马歇尔援助计划，确立了美元在欧洲的国际流通货币地位（张宇燕，2009）。二战后，美国向英国提供以英镑自由兑换为条件、支持英国重建战后经济的贷款，也成为美元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战争期间停止英镑的自由兑换，是英国稳定英镑币值，维持其国际地位的重要举措。在英国政府按照贷款协议要求开放英镑自由兑换后，由于人们对英镑的信心仍未恢复，其他国家英镑持有者纷纷把英镑兑换成币值相对稳定的美元，使英镑地位受到严重打击。仅在英镑实现自由兑换的第一个月，各国兑换美元的数量就达10亿美元，占当时英国所有美元和黄金外汇储备的40%，英国不得不暂时放弃英镑的自由兑换，直到1959年英镑才重新实现自由兑换，而此时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已经增长了三倍，英镑的份额仍然停留在1940年代的水平（Eichengreen，2011）。此外，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维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通过各种手段争取到西欧国家尤其德国的支持。1960年代法国试图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的脆弱性，通过外交压力和货币攻击的形式削弱美元及美国的霸权（陈平，管清友，2011）。在美元与法郎的抗争中，美国最终获胜，其中德国的支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尽管美法两国都争取德国的支持，但法国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不足以使德国摆脱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在美国“安全—货币”策略下（也即如果德国也和法国一样抛售美元购买黄金，美国将从德国撤出驻军），德国不得不考虑安全问题而承诺储备管理政策不变，并在1967年美国和法国的储备货币改革方案的争夺中，与其他欧盟国家一起支持美国。1970年代之后，德国转向联合欧洲国家实施欧洲货币一体化计划，拒绝支持美国在“史密森协定”中要求其他国家将自己的货币与美元重新挂钩的决定。此后，美国只好改变政策，转向寻求当时贸易顺差国日本的支持。到1980年代中期，日本取代德国成为美国的盟友，将外汇储备大量投资于美国，支持了美元，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荣，从而帮助美国度过了可能失去美元霸权地位的危险期（江涌，2002）。1970年代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石油－美元”协议，则是美国保证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的又一重要举措。美国为石油美元回流美国获取投资回报提供特殊承诺，并提供安全保证为条件，说服沙特将其生产的石油以美元计价，由此促进了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量使用。美国还成功阻止1975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将石油价格与特别提款权挂钩的计划，使得美元在石油这种国际大宗商品中的计价和结算地位得以维持并持续至今①。3.建立制度框架，为货币的国际化提供信誉保证建立制度框架，主动约束自己，既是国际货币发行国对其货币价值和货币政策稳定的一种承诺，也有利于增强本币的国际信誉，进而提高本币的国际地位。此外，制度的建立还可产生路径依赖性和自我强化效应，进一步影响个体、政府的预期及货币选择。二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一个新兴世界大国，各方面都处于信誉创造和积累阶段，所以需要也必须创建一些国际制度来进行自我约束（李巍，2012）。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制度”，就是美国通过主动约束自己，提升美元国际地位的重要体现。该制度使得美国的货币政策不能过分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一旦美元因美国货币超发而发生贬值或具有贬值的预期，其他国家就可以通过抛售美元购买黄金对美国进行惩罚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良好时期，正是该制度的“正式约束”帮助美元取得了国际货币的主导地位，并为美元进一步国际化提供了机制保障（何帆，李婧，2005）。而且因为“路径依赖”和自我增强效应，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也得以维持。

本文分析表明，一国货币尤其是没有内在价值的信用货币要被其他国家接受，除了市场力量外，也需要国家政治影响力的推动。实际上，国际货币地位的最终形成是市场力量与国家政治影响力共同推动的结果，这一点也为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历史经验所证实。根据上述结论，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现实启示：一是缺乏政治基础支撑的国际货币在货币竞争中就缺乏竞争力。欧元是一种没有国家的货币（Otmar,2008），其币值的稳定不能像主权货币一样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权威和信誉，而是需要欧元区整体的信誉支持。这要求欧元区要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而这离不开欧元区政治一体化的实现。然而，由于各国发展和政治目标的差异性，要真正实现政治一体化存在巨大的困难。欧元区国家整体无法形成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欧元的信誉就难以保证。而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政治大国、最先进的军事大国，其雄厚的政治影响力为美元提供了强大的信誉保证，美元仍然是主导的国际货币。因此，从货币的政治逻辑角度看，当前欧元尚缺乏挑战美元的政治基础。二是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除了经济因素，国际政治影响力也是关键性因素。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对降低我国国际贸易成本，增强国家抗金融风险能力，促进我国在全球投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保持国内金融货币秩序的稳定，以增强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还需要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力。政治影响力的提高，一方面可以通过协商、援助等措施积极争取周边国家及其他国家政府的支持，如与周边国家建立更多货币互换协定，鼓励受援国用人民币从中国直接进口或从第三国进口，通过政府合作或提供便利的形式争取周边国家及传统友好国家外汇储备投资于人民币资产，以人民币在国际上发行债券等等；另一方面，要积极参加国际多边或双边事务，要加强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三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需要促进国际货币多元化，并建立有效的约束和制衡机制。一国通过市场力量和政治力量推动本币国际化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把本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国际化，从而对其他国家经济产生影响。金融危机后，美国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从QE1到QE3），在给国内市场注入流动性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元资产大幅缩水，加剧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也给其他国家造成一定的损失。美联储实际上是利用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为本国经济谋私利。在当前单一主权国家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缺陷已成为共识，而统一的超主权货币尚且无法形成的情况下，促进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并建立有效的约束和相互制衡机制，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更为现实的选择。

本文作者：喻海燕叶芳工作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