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确定性的货币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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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基于不确定性的货币经济分析

1．凯恩斯基于不确定性及其预期的思想对货币及货币经济的理解。凯恩斯认为，不确定性经济中货币的功能和目的是解释持续的需求不足或经济萧条的基础，以萨伊定律和货币数量论为代表的古典货币经济理论对此不能提供解释是源于将货币本质功能理解为交易媒介，因为在理论上商品总量上的需求不足不可能存在于古典的瓦尔拉斯实物交换经济中，但在货币经济中是可能的，因这意味着可能存在对作为特殊商品的货币的超额需求和对其他商品的超额供给，但货币若仅为交易媒介则不会产生对货币的超额需求。凯恩斯指出，货币的本质功能并非交易媒介，而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制度安排。“货币之重要性主要是从货币乃现在与未来之联系这一点产生的”⑦，这种联系是不确定的，因而对货币的需求是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态度和预期状态的反映，货币经济也不只是拥有货币、信用和金融机构的经济，而是体现不确定性及其预期的影响的经济———“货币有其自己的作用并影响着人们的动机和决策。如果不了解货币从最初到最后的表现，就无法对事件的过程进行长期的或短期的预测。这便是当我们提及一个货币经济时应该表达的意思。”⑧而“货币经济之特征，乃是在此经济体系之中，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①。可见，凯恩斯主要是通过不确定性及其预期将货币与人们的决策及实际经济，将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如琼•罗宾逊所指出的，凯恩斯理论的“革命在于从均衡观转向历史观，在于从理性选择原理转向以推测或惯例为基础的决策问题”②。不同于货币数量论，凯恩斯主要从不确定性经济中货币需求，而非货币供给出发分析储蓄和消费倾向、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对有效需求不足和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影响。③2．不确定性预期下的货币需求具有与古典意义上的价值储藏不同的性质，使储蓄决定投资，供给自动引致需求的萨伊定律不再有效。在古典的确定性经济中对现在部分收入的储蓄是要完成可准确预期的未来购买计划，实质是货币交易媒介功能的跨期转移，因此长期来看，家庭的全部收入都会用于产品的消费，而企业家也能准确预期与当前储蓄相应的未来市场需求的变化，从而在任何产出水平上投资支出都等于计划储蓄，全部供给都有相应的需求。但凯恩斯指出，在不确定性的货币经济中，储蓄是为应对未来不确定的需求变化而“在不事先规定之时日，消费不事先规定的一种商品”，因此“不是用未来消费需求来替代现在消费需求，而只是把后者减低”，④从而会减少总需求，而非需求被延迟到未来确定的日期，这使得投资小于储蓄，或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成为可能。同时，需求小于供给的差额并不能被因货币需求增加、货币价格上升引起的对其他商品需求增加的替代效应所抵消，这是源于货币作为应对不确定性的流动性资产所具有的近乎为零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从而使这种货币需求成为真正的“非就业的需求”，非充分就业由此产生。因此，凯恩斯认为，储蓄不能决定或自动转化为投资，而是被投资所决定，即投资变动引起收入及其中储蓄相应的变动，以满足投资需求的变动，均衡即实现于计划投资与计划储蓄相等之时。均衡实现的机制在于因货币需求的上述影响导致行为人的边际储蓄倾向大于零，或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以及由此产生的乘数作用。其能够使总供给过剩，收入下降时，供给的减少大于需求的减少，使投资与储蓄趋于相等，产生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均衡，或为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在投资及收入增加时，需求的增长超过供给的增长，使过量的储蓄被吸收。3．储蓄、投资与货币利率的决定。凯恩斯认为，上述货币需求或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与外生的货币供给决定了利率，而古典理论认为利率决定于投资与储蓄的“错误之处，乃由于把利息看作是等待本身之报酬，而不看作是不贮钱之报酬”，⑤即将利率看作是确定消费与储蓄的比例这一时间偏好中等待或放弃消费的报酬，但忽视在储蓄中以货币形式持有财富的比例这一流动性偏好的影响。分歧的根源在于古典理论中的储蓄或等待只是延迟货币交易媒介功能的实现，而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量的变化会导致商品价格的同比例变化，实际货币供给和需求不变，从而利率也不变，因此认为货币量不能决定利率，但凯恩斯认为，既然货币形式的储蓄反映的是不确定性及其预期，因而利率应是放弃流动性偏好，即“不贮钱”的报酬，而古典理论从投资与储蓄的平衡来理解利率的决定时，在看到储蓄是收入的函数的同时，忽视收入是投资的函数。投资（I）曲线的变化（I1→I2）会引起收入及储蓄的变化（S（Y1）→S（Y2））（图1），新的投资与储蓄均衡状态则决定于由货币储蓄变化恰好等于投资的变化。储蓄和投资虽受利率的影响，但不能决定利率，而是决定收入和就业量。4．货币利率与资本边际效率对非充分就业均衡的作用。凯恩斯认为，包括货币在内的每种资产都有自己的利息率，当资产的供给量增加时，因人们为应对不确定性而对货币资产的需求较为稳定或减少较慢，从而“即使货币数量比之其他形式的财富大量增加，利率也不起敏感反应”①，即货币利息率比其他资产的利息率或边际效率是相对难以下降的。当货币利息率等于其他资产的边际效率中最大者时，其他资产的投资增加将变成无利可图，此时即充分就业均衡状态，而非充分就业均衡是源于预期资本收益和需求下降时，其他资产原相对较大的边际效率的下降快于货币利息率的下降，导致货币利率和资本效率在较低水平相等，均衡形成于较低的投资和储蓄，或较低的需求和就业水平。因此，凯恩斯指出，“失业问题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如果人民所要的东西（例如货币）不能生产，而对此东西之需求又不容易压制，劳力便无法就业”②，即因不确定性的影响，货币利息率相对于资本效率总是较高。瑟科（MarcelloDeCecco）和凯格尔（JanA．Kregel）认为，“一个货币经济的定义是，平衡状态下可能存在失业”③，这才是凯恩斯理论的核心。鉴于货币利率的作用特点，凯恩斯认为通过货币供给影响利率，进而影响经济活动的间接机制的效果是较弱的，且货币供给变动易导致人们不确定性预期的增强也会增大灵活偏好，弱化货币供给对利率的影响，因此凯恩斯更为强调产出和就业均衡的消费与投资的数量，而非古典的利率或价格调节机制，其在《货币论》的“香蕉寓言”中已有体现。④综上所述，在凯恩斯看来，货币是失业问题的中心，但根源在于经济内在的不确定性及其预期，包括预期收益、利率等的变动对货币需求、投资和储蓄的影响，而研究失业问题的理论被称为通论，是因为不确定性造成的消费和投资倾向的弱势是一个永久性的问题。充分就业与就业量为零均为极端情形，实际上“就业量与物价之变动并不趋于两极端，而只是绕着一条中线上下动荡”，经济体系“既无显著倾向趋于复兴，亦无显著倾向趋于完全崩溃”，⑤这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中正常但并非不可改变的状态，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因此，凯恩斯的货币经济理论也并非如希克斯所称，只是“萧条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理论的发展

对凯恩斯不确定性思想的背离《通论》出版后，新古典综合、新凯恩斯主义和非瓦尔拉斯均衡学派等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相继产生，有的甚至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因此，比较分析这些冠以“凯恩斯”名义的理论与凯恩斯不确定性思想和分析方法的关系，对于理解凯恩斯思想的实质是必要的。实际上，在方法论和理论思想上，它们与凯恩斯只有松散的联系，主要是因为它们基本都运用IS—LM分析框架，并支持积极的相机抉择政策而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它们主要不是在不确定性分析的方向上修正古典货币经济理论的理性预期假定，而是依靠修正古典的市场出清假定来分析经济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原因。1．在微观基础上，以货币价格变量的刚性和市场摩擦假设代替不确定性及预期分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所谓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问题密切相关。凯恩斯指出，古典理论将货币工资的自由伸缩作为充分就业市场出清的必要条件，因此“货币工资一有刚性”，古典学派就可“把经济体系失调之过推在这刚性身上”。⑥新古典综合等凯恩斯主义理论正是沿着凯恩斯所反对的古典学派的分析进路来分析货币的非中性效果。如假设货币工资刚性，则名义需求下降（LM左移）时实际工资（W．／P）不能下降以增加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非充分就业均衡（图2）。同时，名义工资相对于产品价格变动的刚（黏）性可使由IS—LM模型推出的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为通过需求管理提高产出和就业水平提供了前提。这种理论分析的结果是认为相信价格自由伸缩和市场出清的新古典理论成为了“通论”，而凯恩斯的非充分就业均衡变成了其中的一个特例———存在经济体系刚性，如货币工资刚性的情形，莫迪利安尼就断言，“凯恩斯经济学的本质是工资的刚性。工资刚性就是凯恩斯”①。图2工资刚性与非充分就业均衡凯恩斯的理论并不缺乏微观基础，其微观基础即在于前述个体面临的不确定性及预期的作用。凯恩斯为阐明其理论，在1933年“货币的生产理论”讲座中提出了类似IS—LM模型的联立方程组，包括货币供求函数（M＝A（W，r）），消费函数（C＝φ（W，Y）），投资函数（I＝φ（W，r））和总需求函数（Y＝C＋I＝φ（W，Y）＋φ（W，r）），②这些方程均包含了后来的IS—LM模型所忽视的代表预期或“信息状态”的参数W。凯恩斯在1937年写给希克斯的信中，对IS—LM分析框架过于强调当期收入的作用提出异议，指出“在投资诱导的情况下，整个投资期间的预期收入是相关变量”。③因此，IS—LM模型未能充分体现凯恩斯通过不确定性及预期将货币与商品市场联系起来的思想，也不能真正理解凯恩斯在不确定性分析方法下货币工资刚性在其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在《通论》中有关工资刚性的分析主要体现在第18章“就业通论提要”和第21章“物价论”等章节中，涉及工资刚性对经济波动的界限及“半通货膨胀”的影响等问题。但关于货币工资下降能否增加就业，凯恩斯强调这取决于不确定性及其预期作用下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变化的影响，因此指出，“减低货币工资，可以减低生产成本，故可以增加就业人数———这是一个很粗陋的结论”。④这个“粗陋的结论”实质上是基于凯恩斯所反对的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假设，即货币需求，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给定货币供给，则“总需求乃定于货币数量与货币之所得流通速度———二者之乘积”，因而“货币工资减低时，需求不受影响”，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或就业会增加，⑤但这既忽视了货币工资下降对工人购买力和需求水平下降的影响，也忽视了预期对货币需求和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从而对货币供给转变为商品需求能力的影响。正是由于对预期和信心的强调，关于1929年爆发的危机，凯恩斯指出，“无论是减少产量还是削减工资……都不会达到恢复均衡的目的”⑥。因此，凯恩斯指出，“一个理论，假使当得起称为通论，则必须不论货币工资是否固定，都可以适用”⑦。这种“都可以适用”的基础即不确定性及其预期影响下的行为特点，而不是工资等价格变量的刚性。2．在货币作用上，以长期内的市场效率和货币中性代替非充分就业均衡。上述诸种凯恩斯主义理论通过经济体系的刚性、信息的不完全等探究货币非中性的原因，实质上是将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归结为供给，而非需求方面的不完善，是通过对古典无摩擦经济的修正来说明经济失调，如莱斯利称新凯恩斯主义即是通过“向平滑的新古典范本中撒满了满桶的粗砂”来说明非均衡的产生。⑧但非均衡的出现被认为是短期的，长期内价格的缓慢调整、经济主体信息的逐步完备会导致充分就业均衡的实现，亦即在长期内实际产出和就业的均衡水平独立于货币、价格及需求因素，而决定于劳动力、资本设备投资和技术进步等供给因素。这实质是向强调供给的基础性地位的古典经济理论的回归，相应的宏观经济理论中的所谓“需求管理”并非用来影响供给的长期水平，而是校正短期内产出对（与货币因素无关的）长期水平或稳定趋势的偏离①，凯恩斯主义（甚至包括凯恩斯）的标签就是这样被贴在了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上，而菲利普斯曲线及乘数模型则为此提供了通货膨胀———失业的多种需求管理政策组合的菜单。从理论上看，其实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活动在长期内是确定性的，从而未来充分就业均衡水平（图3中的Yf）可准确预期，任何人和政府的行为都不能改变，只能在短期减少对该均衡水平的偏离，即预期的不完善只存在于短期内，在此期间信息的更新、契约的调整不能迅速实现，产生价格黏性或非瓦尔拉斯均衡交易，形成倾斜的总供给曲线，但长期内预期的调整会使总供给曲线成为垂直。②二是如帕廷金所指出的，需求和供给函数对一切货币价格的零次齐性，货币与实际经济的联系仍处于割裂状态，以致罗纳德•斯基德尔斯基感叹：“直至今日，主流经济学模型中都没有货币的一席之地。”③凯恩斯基于不确定性的货币经济思想被忽视了。

凯恩斯方法论的当代意义

1．对不确定性及其预期进行引导和管理应是政府干预的主要内容。凯恩斯认为，这是政府面对经济中的不确定性所应起的主要作用，以“增加并补充投资引诱”、“鼓励一般人之消费倾向”。凯恩斯指出：“我们当前许多经济上的最大的邪恶就是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的结果。治理的手段……部分存在于一个中央机构对货币和信贷的有意控制中，部分存在于对与商业形势有关的数据大规模的收集与传播，包括在必要的时候利用法律手段对需要知道的商业事实的完全公开，这些措施将使社会通过某个合适的行为机构参与对私人商业中许多内部的错综复杂的事情行使指导性情况。”④凯恩斯之后的所谓凯恩斯主义几乎成为“政府干预”的代名词，而干预的形式又主要是指增加投资，这是对凯恩斯不确定性分析思想的误读。⑤在凯恩斯看来，即使是政府直接投资，也主要是在个体预期消极、信心下降，需求不足的领域和时期起引导和带动作用。鉴于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政府的作用应主要在于：（1）预期管理，包括货币需求及通胀预期的管理，以及公众信心的维护和增强，以使公众能对自身行为及其结果产生稳定的预期，树立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这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尤为重要。（2）维护防止过度投机、促进生产发展的经济秩序。不确定性预期的管理并非消除不确定性，因不确定性是流动性和秩序之源，而是要通过对公众不同的预期和行为进行引导和管理，以不致使企业“成为投机漩涡之水泡”，国家“资本发展成为游戏赌博之副产品”。⑥次贷危机的发生即源于有关国家经济的投机性、非生产性特征过于显著。（3）通过政府政策和直接投资增强社会资本的信心，引导私人投资。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向英国工党提出，并体现在《通论》中的所谓“投资社会化”并非只是扩大国有制的范围，而主要是指政府应做出“所有让步和努力，使公共管理部门和私人机构通力合作”，以确保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的投资。⑦这对于中国增加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2．促进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的协调。凯恩斯对伦理的许多思考都围绕着信息问题，因为只有在未来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行为人决定“做什么”和“如何做”才会真正成为问题。因此，凯恩斯尽管不赞同乔治•摩尔的频率概率论，但认为其主张区分作为思想状态属性的“善”与作为行为状态属性的、与概率有关的“正确”是合理的，合理的行为受概率和道德的共同约束。古典理论将“善”与“正确”，将道德与理性合一是因为其认为理性的行为是符合自己偏好的，符合自己偏好的行为也是自利的，而道德即私利，福利即偏好的满足，因此理性的人对偏好的排序已包含道德的考虑，个体私利与公共福利会和谐共进。凯恩斯以其基于不确定性的货币经济理论对此进行了反驳———在微观层面上，不确定性使偏好的完全性、传递性等理性特征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从而依据基于已知概率的预期效用对偏好进行排序是不可能的；在宏观层面上，非自愿失业均衡的持续存在否定了个体利益与社会福利自发协调的可能性。因此，琼•罗宾逊指出，“凯恩斯恢复了被自由放任理论废除了的道德问题”，“打破了个人自利和公共服务的新古典和谐，将道德问题重新引入了经济学”。①凯恩斯在1938年写给罗伊•哈罗德的信中提出，“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道德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这也就是说，它必须运用内省和价值判断”②。古典理论将道德与理性合一的结果是取消了行为的道德约束。理性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在于偏好的道德内容，而不仅是偏好自主与否，而道德承诺和价值判断又会影响人们的偏好，并产生不同的偏好排序和理性行为。在凯恩斯看来，若认为储蓄能自动转化为投资，则节俭即美德，若相反，则储蓄就会成为失业的根源，被视为积累来源的不平等收入分配制度也会受到质疑，“当财富积累不再具有很高的社会重要性时，道德准则将有巨大变化”③；若认为失业是非自愿的，则萧条就是浪费资源和降低福利，政府干预就是必要的；而若认为失业是自愿的，则萧条就是市场的正常表现，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就会减小。实际上，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但自20世纪30年代罗宾斯提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与伦理学不可能有任何联系以来，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日益显著。目前危机发生的经济伦理根源即过于注重金钱利益，忽视经济增长的道德尺度。凯恩斯指出，我们不能“过高估计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不能为了它假想的必要性而在其他具有更重大、更持久意义的事情上做牺牲”④。因此，强调道德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应是斯蒂格利茨所谓危机后经济学应有的新思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3．对经济学知识的性质和分析方法的反思。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斯•缪勒指出，直至目前经济学的进步集中体现在最优化方法、均衡条件的确定及计量技术等，而“理论的行为基础却几乎被忽略了”。⑤主流经济学中行为人的理性假设及相应的理解和认知世界的方式主要源于对当初数学和经典物理学结论的精确性和确定性的追求，而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人类认知世界的经典科学观日益受到不确定性世界观的冲击，但主流经济理论中经济学知识的不确定性问题至今未受到应有的关注。研究凯恩斯经济学方法论和哲学基础的经济学家费兹吉布斯（A．Fitzgibbons）指出，凯恩斯是第一位将“知识二分法”，即对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知识的区分引入宏观经济分析的经济学家。⑥在凯恩斯看来，知识的问题是最基本的，因为“对我们所关心的事务中的最大部分，上帝所给予的仅仅是一线曙光……是概率的曙光”⑦，可知但不可计量的概率和信念理性才是不确定性经济中行为人的知识和理性特征。目前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仍主要建立在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之上。在理论和实践上我们需要行为和目标的确定性，但这不应是研究的逻辑起点，真正的逻辑起点应是不确定性，其涉及经济世界的本原状态及相关行为假设。因此我们要从知识论、本体论，而不仅是认识论———理论结论的有效性及其检验的视角来反思经济学知识的性质，关注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及知识的不确定性对经济知识体系构建的影响。经济科学应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未来也不是完全由过去决定，当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间进程中存在经济活动确定性的范围和特定表现形式。凯恩斯在《通论》出版后为自己的理论能便于教学和政策制定，对希克斯等以确定的预期和函数形式来表述理论采取了一定的默认态度，但警告说，“只要我们对付的是预期带来的影响和瞬息万变的经历，我们就不可能达到规范的精确性”①。由此看来，四十年前琼•罗宾逊如下所说在今天仍对我们有启发意义：“在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中，仍要进行凯恩斯革命。”

本文作者：张玉喜工作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