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引发机制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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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相应金融监管而引起金融创新的异化

货币是生产与流通环节的重要中介。在古典主义的货币理论中，关于“货币是否中性”就存在不同意见。“这个问题就是货币经济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与非货币的物物交易经济没有什么不同:除了货币作为一种面纱在‘实际’经济的运行之外，货币经济和物物交易经济相同吗?或者换一种说法，货币仅作为经济机制的润滑剂在起作用，并没有改变经济机制的运行方式吗?”［4］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清楚说明，金融不是一种独立性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所昭示的，是一种以资本为基础的社会性力量的扩张。为此，在金融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中，存在着相互性。在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世界各国的金融创新日新月异。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金融的创新应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适应。离开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所谓金融创新，不是金融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的体现，而是对金融的误解，是对金融的滥用，更是对于经济运行的冲击。从实质上看，是金融创新的“异化”。例如，在美国，曾经颁布的《1980年银行法》规定取消存款利率的最高限额，允许各种金融机构加强业务交叉和渗透，开放各种金融市场等，其他一些国家的金融业也纷纷效仿。这样的结果是，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忽视了对金融的监管。2005年4月，格林斯潘曾经这样说:“以往资格较差的申请人完全贷不到款，如今，贷款银行能够相当有效地判断各个申请人的相关风险，并适当地对风险进行估价。这样的改善已导致次级抵押贷款发放量迅速增长。”正如他所说，次级贷款确实增长迅速，这也同时为“次贷危机”种下了隐患。［5］金融学家莫顿•米勒曾经指出:“金融衍生产品为管理几十年来苦苦困扰着商界的诸多风险提供了‘廉价’的手段”［6］。但是，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也深刻说明，金融衍生品对于金融创新的作用与意义，应该建立在完善的金融监管的基础上。离开了监管的金融创新，就会枯萎。正如货币哲学家西美尔所指出的，“在交换之外，货币没有什么意义可言，……货币的双重本性———它是一种具体的、被衡量的物质实体，它拥有自身的意义取决于把物质性彻底消解于运动与功能之中这一过程———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活动的物化，是一种纯粹功能的具体化”［7］。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放大了问题

虚拟经济是在虚拟资本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形式。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相比较，虚拟资本是借贷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初期，股票、债券都是虚拟资本的代表。相对于物质资本，虚拟资本的发展越来越快。特别是随着西方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金融创新不断发展，虚拟资本也飞速发展。恩格斯曾经指出:“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8］。作为商品买卖的产品形式，虚拟资本尽管可以在买卖中增值，但却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在经济运行中，虚拟资本的价值是投入生产中的物质资本的价值。为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虚拟经济是一种以虚拟资本运用为内容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需要虚拟资本的推动，也是对于虚拟资本的衍生。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充当经济运行中的媒介的作用。从古代货币到现代货币，是货币的符号化的过程。凯恩斯曾经对于货币的符号化进行了深入研究。“货币契约的一个特征，是国家或社会不但要强制履行以计算货币所缔结的契约，而且还决定此种契约之合法的或合乎习惯的在履行时所应交付之物。于是，国家首先就以强制支付相应于契约上所订的名称或符号之物的权威而出现。不但如此，国家还有权决定并宣告何物相应于契约上的名称，而且还有权随时变更这种宣告……在这时国家又再度出现。这种权力凡是近代国家都是具有的，并且至少在大约四千年以来就具有了。在货币进化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克拉蒲的票券主义———货币是国家创造物的学说———就完全实现了……在今日来说，所有文明国家的货币都无可争论地是一种票券。”［9］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启示是，货币本身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经济生活的重要载体。货币本身从实体到虚拟的发展历史，也是人类经济发展的缩影。但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说明，“符号化”作为人类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不能离开实体产业“本体”来进行。“符号应该从事物量的积累中而得出这一想法似乎已经显而易见;实际上，这是人类精神所取得的一项成就，并将会产生惊人的后果。货币的创制依赖于此，因此货币是以数的形式来表征纯粹的量，而不管被衡量价值的对象所有的质如何。”［10］

自由与风险之间的张力激化了矛盾

追求自身的扩张与自由，是资本的本质属性。以资本为本位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必然以扩张与发展为核心价值。“一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到的经济成功，……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想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11］但是，自由与风险是并行不悖的。没有资本的自由，就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缺乏对资本运行中必要管理的自由，是一种极端意义上的自由，也是一种毁灭性的自由。在经济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不力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的“自由”所释放的，不仅仅是生产力，也包括了对于生产力的破坏性因素。为此，著名学者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现代化进程的特征是，人类预测与防范风险的能力在增强的同时，社会自身的风险也在增强。这就是说，在基于工业化推动下的生产发展而带来的自由的基础上，也要注重对于工业化所产生的风险。反思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风险，现代性与非现代性之间的风险，是时展的需要。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尤其是生产力日益发展的基础上，资本日益寻找自身发展的空间与舞台。市场化、商品化、货币化成为经济世界发展的基本特征。作为资本生产方式基础的“自由精神”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映射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面貌。与生产发展相伴随的，是金融产业的发展。表现在经济生活中，这一个是“金融深化”的过程。关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麦金农认为，在“金融深化”过程中，金融发展体现为金融从“束缚”中解脱出来，逐步走“市场化”的过程。这主要体现为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指令性工作减少，而对金融体系的指导性工作增强。但是，与资本自身深层次的矛盾相一致，金融自由与金融风险相互制约，如影随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在《资本主义的缺陷何在?》中，这样剖析资本主义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弊端:“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存在的最大缺陷是:创造性冒险活动不仅给企业家，也给全球经济的每一个成员带来了不确定性。冒险活动的波动制造出一种起伏不定的经济环境。法兰克•奈特(FrankKnight)在他1921年的著作中对美国的资本主义进行了观察。他表示，除了一些常规决策，一家企业在做出任何决定时，都面临现在所称的‘奈特不确定性(Knightianuncertainty)’。在创新型经济体中，没有足够的先例来帮助你估算这种或那种结果出现的机率。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在1936年强调称，用于衡量投资价值的许多‘知识’都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投资者的信念是脆弱的。”［12］

市场与政府之手的失调助长了危机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形态。这是在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通过国家宏观调控，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实现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运行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要发挥好市场“无形的手”的作用，也要发挥好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从古典主义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也是不断深化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过程。托夫勒指出，工业社会造就了人的“分裂”。“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也受到这种分裂的影响。工业社会把生产者与消费者一劈为二，同时还产生了多重人格。同一个人，作为生产者，他被家庭、学校和老板教育成要节欲，对报酬要满足，要安分守己，忠诚驯服，讲纪律听指挥，做集体中的螺丝钉。作为消费者，同一个人又被熏陶成多挣钱，永不满足，讲享受，不受约束，成为追求个人自由安逸的人，总之成为与生产者完全不同类型的人。”［13］这种“分裂”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张力。在现实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的盲目性、滞后性，市场机制可能在一定时期、在一些领域存在“失灵”。美国学者列奥•施特劳斯认为，在近代科学指导下，尤其是在市场经济自发性指引下，经济社会发展会陷入困境。“我们落到了这样的地位:在小事上理智而冷静，在面对大事时却像个疯子在赌博;我们零售的是理智，批发的是疯狂。”［14］就其内在方面来看，金融危机传导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分裂”。其中的原因，一是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组织，由于自身的自利性、局限性，政府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控中也会出现“失灵”;二是市场与政府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但是，作为经济运行中的主体性力量代表的市场，与作为宏观调控性力量的政府，确实是经济舞台上的主力。此次金融危机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所诉求的就在于如何协调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发挥好两者的作用，在竞合的基础上实现市场与政府的合作，是经济运行的重要课题。

本文作者：宋一工作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