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制度演进与票号产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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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本位货币制度确立对明清商业贸易发展的影响

从明代中后期，由于银本位制度的施行，刺激了工商业的发达，主要体现在贸易量的扩大和远距离商业的发展9。首先是明代官俸银支、“一条鞭法”的赋税折银的实施，加强了明朝社会的货币化和商业化程度，刺激了长途贩运和国内贸易的发展。明代中后期，国内已有晋商、徽商、潮商、陕商等“十大商帮”，茶叶、丝绸、盐、铁、烟叶的转运贸易繁荣，商路不仅遍布国内，还形成“茶马古道”等商业遗迹，蔓延至日本、朝鲜、俄罗斯等地，与俄罗斯贸易的“茶叶之路”十分发达。经长期的发展，中俄贸易、中国与中亚的贸易，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达到鼎盛。其次，国际贸易在欧美地理大发现和白银全球流动的背景下快速发展，由于欧美新大陆的发现和主要欧洲国家对外贸易的崛起，中国大陆扮演了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入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对外贸易兴盛，与东亚之间的“朝贡贸易”，中菲贸易、中日贸易、中英贸易都很发达，奠定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美誉；另一方面，贸易的发展促使国内物美价廉的丝、茶、瓷器、手工业品、铜钱、药材、蔗糖、香料等土特产源源不断输往国外，而中国国内对白银币材的缺乏导致了白银的大量流入。解释白银大量流入原因的文献不计其数，但大体有彭信威（1954）的“贸易结算”说，滨下武志（2009）的“朝贡”说，彭慕兰（2003）的“商业利差”说，彭慕兰、弗兰克（1999）的“资本利差”说10。总体来说，白银的大量流入是由于在明清对内对外贸易发展的基础上，商业利差和资本利差导致资本追逐的结果，白银的大量流入反过来又极大促进了中国商业化和货币化程度，带动了工商业乃至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进步，明清商业经济的兴盛景象得以徐徐演绎封建社会经济的最后巅峰。

银本位货币制度确立对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货币制度变化势必引起与货币有关的金融业的变化，银本位货币制度的确立带动了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的发展和演变。首先是金融信用工具的发展。明清由于白银货币的渗透，在日常工商贸易中，金融信用工具得以快速发展起来，市场普遍流通的有堪称宋代“飞钱遗意”11的明清会票，有银号、钱庄发行的钱票、银票，有民间用于转账流通的兑帖、期帖、上帖、拨兑等，据说这些金融票据的信用“与现钱无异”。金融信用工具的革新，是货币工具发展的直接结果，而货币工具的发展很大程度应归因于银本位货币制度的建立。其次表现为金融业务的扩大和深化。典当、存放款、代客保管、铸造和兑换等金融业务先后出现并有很大发展。以典当业为例，由于明代以后商人因参与大宗贸易而势力崛起，明代的典当已经由政府或寺庙投资，改为商人资本投资为主12。典当的业务范围涉及了商人平民日常生活的各类私有财产、金银器物甚至“囤当米谷”，蔓延到比较大宗的工商业经营。清代中期以后，南北方的典当业由于资本雄厚经营范围已经超出典当本业而兼营放贷。明末钱庄和银铺兴起，同样是由于白银充当货币后，银钱兑换和白银熔铸、保管、兑换的需求所致，随着商业货币化提高和钱庄银铺业务的扩大，清代中后期钱庄和银铺的业务逐渐扩大到存放款、签发钱票银票、进行银钱汇兑、金银买卖，甚至代办政府捐纳13。票号也在同时期产生，依靠晋商的商业网络主营白银汇兑，并一度发展为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明清金融机构。第三，银本位制度下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网络的建立。在明清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下，尤其是在银钱复本位这样独特的货币制度之下，当铺、钱庄、银铺、镖局、票号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发挥着繁荣工商业、支撑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作用。当铺以经营典当为主，兼营兑换、保管、存放款、汇兑等业务；而钱庄、银铺始以货币保管、兑换为主业，明末转为存放款、汇兑为主业；镖局以押运为主业，以汇兑、保管为辅；票号以汇兑为主，并兼营存放款、兑换、保管业。各金融机构之间，分工不同而各自独立经营，有的以行业会所为依托，有的以同乡彼此联络，各业各号之间是一种竞争中合作的关系。清代中后期，尤其19世纪50年代前后，主营汇兑的票号在所有的金融机构和网络中，依靠自身的经营有方和渐与清政府密切的关系脱颖而出，逐渐在当时的金融体系内部发挥支柱作用，它汇兑公款、组织借款、代办捐纳、汇解税饷，俨然成为清政府的“大管家”。

票号在当时金融业的组织定位和功能

从本质来说，货币也可以看作是票据和支付凭证，宋代的飞钱就是由“公据”演化而来的，“公据”即取款凭证。明代则出现了用于异地汇款使用的“会券”或称“会票”，其形质与现代汇票已经比较接近，采用异地支付汇兑方式。在使用过程中，汇票的金融属性得以加强，客观上要求由固定的金融机构签发、承兑，依靠其信誉广泛流通，从工商业中成熟起来的票号承担了这一重要职能。票号被刻上山西的烙印，源于晋商。山西商人是较早从事对俄贸易的商人团体，晋商通过从闽、浙、两湖贩运茶叶到蒙古、俄罗斯，或从俄、蒙及少数民族地区带来马、牛、毛皮等货物并与内地的烟叶、杂货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开辟了恰克图、张家口、归化等当时重要的内陆口岸14。可以说，票号是在晋商贸易和信用票据发展的基础上，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矛盾的产物15。时至清代，满清皇室在入关以前就模仿中原铸造铜钱使用，入关后推行银钱平行本位，“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16，但实质上仍推行银为主的货币制度。而商业发展使往来汇兑成为市场上的常态，票号成为专门进行长途汇兑银两、承兑汇票的机构。票号在金融业务和金融关系上与钱庄（钱铺）、银号、当铺、镖局等金融机构连结网络，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在业务上，票号主营汇兑、借款和存款三种，存款方面票号需要依赖钱铺的保管功能，有说“一票号每通四五家之钱铺，而结合为之保管银锭”，钱铺会对此项保管制定很低的费率，体现对同业的支持17。票号与银号之间的业务往来主要在捐项上汇兑方面，即通过票号汇兑上捐银两的兑现以完成从汇兑到取现的过程，实质是银号承担了票号的现金出纳角色。在与钱庄的业务联系上，票号分支机构众多，而钱庄遵循本地经营的原则，所以一般情况下“本地之事钱庄任之，各省间之事票庄任之”18。在与诸金融机构的关系上，票号常常出资本支持与己有关而即将倒闭的钱庄、钱铺，以使自己的业务链条安全、完整。这种彼此依赖、相与为业关系下的金融体系，为银本位货币制度框架下经济发展和运行提供了强大支撑。不仅如此，票号更主要地承担了货币信用提供者的角色，票号发行的票据主要有汇票、银票、钱票、小票等几种。由于信用卓著，票号签发的票据完全可以在不兑换的条件下一定范围内流通。如广州票号发行的银票可以流通，而银号的银票却不能流通19。

银本位货币制度的衰退对原有金融体系的破坏

由于贸易往来的需要和外国商人银元兑碎银以获利的动机，从清初开始西方的银元就开始流入国内。鸦片战争前，外国银元的流入对我国货币流通产生很大影响，首先是日常结算中钱票的使用被大幅取代，人们更喜欢用银元结算；其次银元以“元”为货币单位，一定程度造成银两结算的被动局面。外国银元在国内大量流通，也为经销银元的外国银行入主中国铺平了道路。截至甲午战争，英、法、德、日四国在香港和上海设立的银行共有14家20。到1913年，外国在华银行共21家，分支机构达125处21。正如李宏龄22指出：“至于外国银行，渐将及于内地，所有商家贸易，官绅存款，必将尽力所夺，外人之素习商战，则非我所能敌”23。除了银元流通和外国银行入华，对票号冲击更大的是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最先受到打击的是中国的制钱制度。太平天国时期，云南滇铜难以运出，铸钱因材料缺乏时铸时停，产量下降。铜钱的走私也非常严重，后来又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朝廷通过制钱减重和滥发纸币度过危机。最终造成由机器铸造的铜圆替代铜钱。辛亥革命前后，外国银行和中国银行发行的纸币数量就已经达到一个高潮，形形色色的纸币有地名钞、军用钞、兑换卷、银票、银元钞等名目。一开始外国银行发行的钞票基本上是可以兑换银元的，因此取得了不错的信誉，但随着流通日广，发行量的增加，对华剥削的深化，兑现逐渐成为空话。据单年度统计，1910年花旗银行发行纸币23.3万美元，1912年麦加利银行发行74万镑纸币。辛亥革命前后发行纸币的银行还有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日管）、大清户部银行等。纸币的大量发行，使传统存、放、汇的金融业务被银行垄断，广泛流通的纸币使市面流通的银元、银两的使用大为减少，票号主营的汇兑业务大幅缩减。19世纪末叶，票号在官商银行、外商银行和蓬勃兴起的私人银行的夹击下，已经摇摇欲坠。1904年—1907年，票号面临改革重组的重压，但由于自身的落后性和保守性而错失良机。辛亥革命以后，振兴票号已无计可施，加之国内金融机构倒闭风潮的影响，票号这一辉煌百年的金融机构轰然坍塌。显而易见，银本位的货币制度才是票号的生命之源。票号从源起、兴盛到衰亡的生命周期，折射出银本位货币制度从确立、发展、成熟到衰落的发展变化。随着传统货币制度的衰灭，票号的历史使命已然完成，其退出历史舞台也在情理之中。

本文作者：李勇五工作单位：山西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