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冲突与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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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

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冲突的研究起源于资本充足性管制对信贷影响的研究。随着巴塞尔协议在世界范围内的逐步推广，资本充足率对贷款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涌现出对此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大量学术研究。Blum和Hellwig（1995）指出，银行资本水平将影响银行贷款的增长，从而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国外学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对美国、日本、韩国所作的实证研究都证明了由于受到资本监管的约束，银行会减少信贷供给。国内学者如尚静河和王哲华（2004），黄宪、马理和代军勋（2005）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资本监管会对银行信贷产生紧缩效应；温信祥（2006）同样认为资本约束可能会影响银行的信贷供给，尤其是银行体系受到的资本约束比较严重时，从而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随着资本监管对信贷影响的实证文献增多，开始逐步转入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研究。VandenHeuvel（2002）研究表明，中央银行利率政策对商业银行贷款供给能力的影响取决于其资本金充足情况：资本金率低的商业银行与资本金充足的商业银行相比，其对利率政策的冲击将出现延迟且扩大的反应。Bliss和Kaufman（2003）以逻辑演绎的形式探讨了在商业银行无法调整资本金水平的情形下，监管当局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所造成的货币政策非对称影响。Tanaka（2003）通过在利润函数中植入惩罚函数的静态模型来研究在资本约束下，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是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结果发现随着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整对贷款的敏感度将减低。Kopecky和VanHoose（2004）通过银行利润最大化的静态模型分别研究了无银行资本充足率约束、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和高于监管当局要求三种情形，并讨论了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戴金平、金永军和刘斌（2008）根据对我国的实证分析，认为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行为在短期会产生显著的信贷收缩现象，对货币政策传导及经济稳定产生负面影响。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发生冲突的原因源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金融系统具有使金融持续、显著地偏离长期均衡也即金融失衡的潜在倾向，随后以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方式释放金融失衡，从而导致金融体系过度的繁荣和萧条。Borio、Furfine和Lowe（2001）认为，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来源是金融市场参与者随时间变化对风险作出的不恰当反应。这些不当反应主要是由于对风险时间维度的衡量困难所造成的，同时也源于市场参与者对风险的个体理性反应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反应。另一个被普遍认为顺周期性来源的是金融体系内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具体表现为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在经济上升期，获取贷款越容易，资产价格越高，以这些高价资产作为抵押品再获取更多的贷款；反之则反是。金融系统的这种周期性特征在金融市场上表现为信贷和资产价格的“高涨—萧条周期”。由于《巴塞尔协议》中银行资本监管规定了银行的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关系，即两者之比不得低于8%，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也导致了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而旨在提高资本监管风险敏感性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II），则进一步强化了对信贷资产最低资本要求的顺周期性，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经济高速增长时，风险权重通常较低，资本充足率因而较高，资本约束自然弱化；而在经济衰退时，风险权重通常较高，资本充足率则较低，资本约束更加严格，造成银行最低监管资本要求事实上的波动。短期内，对银行资本监管要求的强化会造成经济萧条期本已减少的信贷供给更多地下降。因为在经济衰退、筹集新资本成本比较高时，为了满足监管资本要求，银行最佳做法是减少信贷供给。如果许多银行同时采取这种方法，会导致银行体系对经济的整体信贷供给减少，这样会造成市场利率上升，中央银行实施刺激经济复苏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会因此被削弱。理论界逐步认识到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协调的重要性。很多学者认识到在过去几十年里世界范围内金融、货币和实体经济机制的变化，可能使得经济的运行以及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面临的挑战正在微妙地发生改变，货币政策需要与审慎监管政策进行配合协调才能保证金融稳定。Borio和Shim（2007）认为长期以来，货币政策和审慎政策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互补关系。经过广泛的讨论，改善审慎监管关键的一步是强化框架的宏观审慎监管导向。其核心内容是将监管焦点从单个机构转向整个金融体系，应对金融体系过度顺周期性的风险。

准备金和资本双重约束下的信贷供给：基本模型

借鉴Bliss和Kaufman（2003）的理论框架，本文通过一个简单模型分析银行在受到准备金和资本双重约束下的信贷供给情况，以此分析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存在的冲突。考虑一个简单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假设由收益资产EA、准备金R、存款D和资本C构成，根据会计恒等式有：R+EA=D+C。银行在实际经济中会受到双重约束：准备金约束和资本约束。①首先考虑准备金约束的影响。当准备金比率要求不得低于r时，有：r×D≤R，代入D=R+EA-C，得到：r（R+EA-C）≤R⇔EA≤R（）+C。②再考虑资本约束的影响。假设银行被要求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k，于是得到：ⅰ、根据收益资产EA计算，有：k×EA≤C⇔EA≤ⅱ、根据总资产R+EA计算，有：k×（R+EA）≤C⇔EA≤-R综合考虑准备金约束和资本约束，我们得到如下结果：在k×EA≤C的情况下，准备金R变化对资本约束k×EA≤C没有影响。因此，在银行受到资本约束的情况下，中央银行注入准备金不会增加银行的收益资产量，这意味信贷供给不会增加。在k×（R+EA）≤C的情况下，准备金会对资本约束和收益资产的上限的降低产生影响，最大可能的收益资产量由R×（）+C=-R决定，即：R=r×C×，EA=C×（+r）上述双重约束可以由图1和图2直观地描述。上述模型表明，准备金和资本约束中任何一个约束存在都将阻止收益资产的增加。由于货币政策一般只能对准备金约束产生直接影响，而无法直接影响到资本约束，因此，中央银行想要通过注入准备金达到增加收益资产的效果，其前提条件是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并超过最低资本要求，或者市场条件允许银行筹集到所需的额外资本。另一方面，如果货币政策试图通过限制银行盈利资产的增长来给经济降温，那么通过提高准备金率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必须削减贷款和证券投资，否则便无法在维持同等水平存款的条件下来支持这些投资。实际上，在银行受到资本约束的情况下，注入准备金不会使银行收益资产增加，甚至可能会下降，这意味中央银行通过注入准备金或降低利率未必能够增加银行体系所持有的资产，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此时会受到信贷紧缩的限制。资本监管具有顺周期特性和紧缩信贷的作用，会在短期内产生增强或削弱货币政策的效果。在经济过热时期，资本监管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对治理经济过热效果明显。特别是当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状况较差时，使银行信贷紧缩的资本监管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效用叠加，其抑制效应尤为明显。在经济萧条时期，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会因企业贷款违约率提高和银行利息收益减少而下降，同时监管当局由于意识到经济萧条所致的商业银行风险加大，会提高监管约束程度，从而导致商业银行贷款的下降，在这一情况下资本监管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发生冲突，货币政策扩张经济的效用被削弱。

实证分析与检验

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通过考察1998—2010年货币政策和资本监管要求对银行信贷的影响，来分析我国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的关系。（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本文从BVD数据库的BANKSCOPE子库中选取了1998—2010年15家银行（其中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深发展、广发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发、兴业银行、中信银行等10家全国性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规模较大的城市商业银行北京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贷款和贷款拨备率2组各195个数据，并根据贷款数据计算出各家银行每年的贷款增长率。资本充足率数据也来源于BVD数据库的BANKSCOPE子库，在1998—2002年间，个别银行缺乏其间年份的资本充足率数据，笔者则根据BANKSCOPE子库里相应年份的“股本/总资产”指标、巴塞尔协议有关规定和《中国金融年鉴》各期的相关数据等进行估算。1998—2010年GDP增长率、CPI和房价涨幅三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贷款利率和准备金率两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在模型变量的选取上，作为银行信贷投放替代变量的是贷款增长率，该指标越大，表示信贷扩张速度越快。在解释变量方面，核心解释变量包括两个：一是用以表示货币政策的解释变量，本文选择的指标是中央银行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二是用以表示银行监管政策的解释变量，本文选择的指标是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和贷款拨备率要求。在控制变量方面，部分地参考过往研究，我们主要纳入三个基本的宏观经济指标作为影响银行信贷的控制变量：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水平和资产价格涨幅，这三个指标基本可以比较好地描述经济周期运行的基本特征。本文各变量的基本统计描述见表1。（二）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在本文面板数据的模型设定方面，针对截面（Cross-section）随机效应（Randomeffects）的Hausman检验拒绝了原假设，而针对时期（Periods）随机效应（Randomeffects）的Hausman检验无法拒绝原假设，故最终选择截面固定和时期随机效应模型。本研究的实证回归方程为：Lit=αi+β1Mit+β2Sit+β3Xit+εiti=1，2，3，…，N；t=1，2，3，…，T在上述回归方程中，作为被解释变量出现的Lit，用各家银行在各个季度的贷款增长率表示。在回归方程的右侧，αi为截距项；Mit是用以表示货币政策的解释变量，具体使用的替代变量包括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Sit是用以表示金融监管政策的解释变量，具体使用的替代变量包括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和贷款拨备率要求；Xit表示其他需要控制的解释变量，本文主要对影响银行信贷投放的三个重要宏观经济指标进行控制，即：GDP增长率、通胀率和资产价格（房价涨幅）。β1、β2和β3为相应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向量，εit为残差项。根据上述模型设定，本研究的实证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结论：（1）中央银行的基准贷款利率对银行的信贷增速具有统计上非常显著的影响且约束效应很强，中央银行的贷款基准利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样本银行的贷款增速将下降约7个百分点；（2）相比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约束较弱①，两者的相关关系并不十分显著，其效应也较小，存款准备金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信贷增速仅下降约1个百分点；（3）在给定货币政策的条件下，资本充足率对银行的信贷增速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资本充足率低的银行信贷增速也较低，其资本充足率每高出1个百分点，信贷增速可以在同等情况下相应增加约2个百分点；（4）贷款拨备率要求的提高将使银行的信贷增速显著下降，拨备率要求每提高1个百分点，信贷增速将下降约1.4个百分点。从上述实证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启示：一是在货币政策的两个常用工具中，价格型工具（利率调整）比数量型工具（准备金率调整）更有效；二是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要求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冲突，比如，对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而言，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约束将下降；而对于资本充足率低的银行而言，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约束将进一步强化。我们知道，在经济景气时期，中央银行通常会倾向于通过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以抑制宏观经济逐渐向过热方向发展，但在宏观经济景气（过热）时期，恰恰是银行资产状态良好和资本充足率高的时期，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论，这种情况下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效应将大大削弱。如果此时监管机构发现经济过热趋势，同时强化资本充足率约束，紧缩性政策效果会很明显。相反，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中央银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试图刺激经济增长，但由于监管当局意识到经济萧条所致的商业银行风险加大会提高监管约束程度，这些因素导致商业银行贷款的下降，使银行信贷紧缩的资本监管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发生冲突，货币政策扩张经济的效用被部分抵消。（三）对我国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冲突的进一步分析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开始重视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在金融风险防范中的作用，逐步强化资本监管的硬约束。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并颁布实施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要求各商业银行在2007年1月1日之前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的要求。我国工、农、中、建四大银行1997年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为4.9%，远低于《巴塞尔协议》要求的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为了防范金融风险、提高四大国有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财政部1998年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并在1999年剥离14000亿元不良资产。通过注入资本金和剥离不良资产，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在1998年和1999年大幅提高至7.8%和8.7%。但随后由于银行贷款规模快速增长和不良贷款的增加，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快又跌至8%以下，2000—2002年平均为6.9%（图3）。此后，随着四大国有银行陆续通过股份制改造上市来充实资本金，再通过发行可转债、长期次级债等其他融资渠道，资本充足率又逐步回升，并在2007年后全部达到8%的要求。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之相比较高，但在1998—2004年间同样呈下降趋势。1998年，前述全国性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北京银行共11家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2.3%，但从2001年开始逐步下降，最低降至2004年的5.9%。这些数据显示，当时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远远没有达到监管要求。如果监管当局没有采取强化资本充足监管的措施，那么资本不足对商业银行的微观行为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监管当局强化了风险防范，银行资本充足率日益成为商业银行经营的硬约束。与此同时，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增速减缓。为摆脱通货紧缩的局面，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包括连续9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含利息税的调整）、大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等。1998—2002年我国基础货币增速较快：1998—2000年年均为6.9%，2001年和2002年平均达到11.9%，同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幅下调，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大大增加。于是货币供应量和存款增长率在1998—2002年间居高不下，年均分别达15.26%和16%，但贷款却并未相应增加，年均增幅仅为11%左右，其结果是银行存贷差飞速上升，从1998年的不到1万亿元猛增至2002年的4万亿元。四大国有银行由于受资本充足率等因素的约束，1998—2002年平均信贷增长率仅为8.41%，工行、中行和农行2000年的贷款增长率甚至接近为零或为负数；虽然此期间上述11家银行总体不受资本充足率的约束，但随着其资本充足率下降，资本约束开始显现，其贷款增长率也呈明显下降态势（图4）。从整个银行体系来看，此期间银行信贷紧缩效应明显。根据前文的实证检验和数据分析可知，资本充足率的硬约束减小了商业银行贷款的意愿和自由度，强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传导的梗阻，中央银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意图难以实现，由此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发生冲突。

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于资本充足率要求等金融监管政策具有典型的顺周期性效应，从而使得逆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整与金融监管要求之间出现冲突，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宽松货币政策的扩张作用受到更严格金融监管的制约，这一冲突将显著弱化宏观调控的预期效果。为化解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冲突，应在宏观审慎管理的框架下，强化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协调配合，发挥两者合力，更好地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平稳增长。1、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宏观审慎管理是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协调配合的重要结合点，它着眼于整个金融体系，目标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主要特征是建立更强有力的、体现逆周期性的政策体系。政策工具主要包括逆周期的资本要求、杠杆率、拨备等审慎性要求。风险通常是在信用扩张时期积累而在信用收缩时期显现，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如资本、拨备等）能够在信贷过度增长且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促使银行储备更多资本，即建立更具前瞻性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以抑制信贷的过度扩张；在经济下行、信贷周期出现逆转时，可以释放银行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以吸收损失，保护银行体系免受剧烈冲击。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不仅可以保证单个银行在压力状态下能够正常经营，还能确保在信贷周期逆转时，整个银行体系有充足资本来维持信贷的增长，避免在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在经济萧条时期的潜在冲突，使两者更好地协调配合，维护好金融稳定。2、完善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加强部门沟通，实现金融监管政策与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协调和配合。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商业银行和企业的微观结构行为以及监管当局对银行风险控制的影响；监管当局在制定实施监管政策时，也应从整个金融体系的角度来考虑。两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实现统筹协调，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和金融业运行情况，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析和研判，强化对金融风险化解和处置行动的配合。同时，建立相应的宏观审慎监管共享数据库，加强金融稳定信息、数据共享，实现信息、数据共享的规范化和常规化。

本文作者：熊丹郑亚平石慧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