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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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是提升我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条件。“一带一路”建设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重大机遇和优势，但其也面临着许多潜在的风险和挑战。能否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加大的投资有效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通过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经济转型和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能否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潜在的政治经济风险因素建立起有效的化解机制，以及能否切实提高对金融和对外投资的监管能力。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swot分析

中央党校的张伯里教授曾提出过“四个5%”作为衡量一个经济体能否称得上世界经济之一“极”的标准：GDP占世界GDP5%以上；世界500强企业数量超过25个，也要占5%以上；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5%以上；本币在世界外汇储备总额中的份额在5%以上。当前只有美国、欧盟和日本具备这“四个5%”，而中国虽早已实现了前三个“5%”，且都在10%以上，但“人民币占世界外汇储备5%”这最后一项却尚有很大差距。在“一带一路”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当前时期，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着诸多优势；但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风险也不容小觑。与此同时，从全球来看，目前不少国家已开始不满美元的霸权地位，欧元、日元等货币的竞争力也有所削弱，人民币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面临不少挑战。因此，深入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即SWOT分析），显然是一项颇具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优势分析（Strengths）

（一）“一带一路”建设既需要也有助于有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海量的资金，亚洲开发银行之前的一个测算显示，21世纪初投资于亚洲基础设施的资金约需要8万亿美元以上。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估算，2016年至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在10.6万亿美元以上。目前看来，相应的资金规模远小于此数，而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中国资金的对外投资提供便利，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人民币一旦实现国际化，中资企业面临的汇率波动等风险降低，融资汇兑等成本降低，手续简化，这都将给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中资企业极大的便利。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沿途区域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还有着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中国资金的积极参与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要求。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国际化也需要“一带一路”为之提供动力。首先，中国要增加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就势必会产生巨额的融资、支付、结算；人民币可以借机扩大境外流通量，以期在这些领域积极提高人民币的认可度和使用范围。再者，建设“一带一路”，深化金融合作必不可少，诸如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双方的本币互换、签署金融监管合作的协议、完善跨境风险管控机制等等，这些多边金融合作的开展也将助力人民币地位的提高。此外，在当今世界的货币体系中，人民币要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必将与其他币种进行竞争，指望在一些美元、欧元等货币占据优势的区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困难的，这会造成人民币与其他币种的“短兵相接”。相反，“一带一路”建设会直接拉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这是全球经济的增量，在这其中扩大人民币的影响，阻力会稍小一些。（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互补性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亟需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在基建领域有着强大的生产能力。除基建外，中国在航天、深潜、大飞机、卫星导航、超级计算机、万米深海石油钻探设备等领域都取得重大突破，并脱颖而出了华为、大疆无人机、海尔等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如今，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已居世界第一，也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中国制造业的产能基本可以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需要。随着中国的产业升级，一些产能将会向国外转移，诸如钢铁、水泥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普遍滞后，承接从欧美等发达国家转移的高端制造业难度较大，承接从中国转移的制造业倒是力所能及。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6.3万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值还在以快于中国与全球进出口总额增速的速度逐年增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也在持续增加。可以预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会愈加密切，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交往中的地位也会越来越重要。（三）中国在一些与“一带一路”建设关系密。切的金融机构中具有较大的话语权在的积极倡议之下，2014年10月，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财政部长或授权代表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2015年12月，亚投行正式成立。这是第一个由中国首倡设立的国际性金融机构，总部设在北京。根据《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中国初始认缴资本目标占总资本金的50%，是最大的股东；随后随着成员的增加，出资比例有所修改，亚洲域内成员和域外成员的认缴股本出资比例为75∶25，并参照GDP比重进行分配；但依此方式中国依然是亚投行最大的股东，具有最大的投票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顾名思义，其业务重点是对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可见其业务与“一带一路”的建设高度契合。2014年又有丝路基金注册成立，其目的就是为“一带一路”地区的经贸合作和互联互通提供融资支持。鉴于它是中方独资的单边金融机构，中国更是掌有绝对的话语权。除此之外，还有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也有望成立。我国国内也有不少金融机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如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以及工建中农“四大行”等，它们业务无不与“一带一路”建设息息相关。在这些金融机构，中国不是独资掌控，就是掌握较大的话语权，因此有能力积极使用人民币进行业务往来。这显然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大有利条件。

二、劣势分析（Weaknesses）

（一）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存量不足。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有多少存量，并无官方精确数据，但鉴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短暂历程和中国未完全放开的资本管制等因素，其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存量不会很高，离岸市场的建设也比较落后。且“一带一路”区域的人民币资金主要集中分布在香港和新加坡，其他区域人民币存量有限。现阶段中国也存在着“特里芬难题”，即如何才能在为全球提供流动性的同时还保持币值的稳定性。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需要保持币值稳定，但是若不增加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存量，则毫无可能在此区域实现路径突破。中国从1994年以来长期保持双顺差，按照目前趋势来看，中国短期内不可能在经常账户下实现逆差，增加“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的存量只有在资本账户下实现逆差一途。事实上，在2017及之前几年,中国资本外流压力非常大，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人民币一度承受着极大的贬值压力，而这还是在中国主动收紧资本管制、审慎的向海外投放资金的情况下发生的。可以想象，假如中国大笔增加对外投资以扩大海外人民币存量，则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国内金融系统承受的压力会更大。（二）“一带一路”外部环境风险大，中国尚无完善的应对机制。首先是沿线国家潜在的经济风险，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大多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欠缺，财政状况不佳，市场化程度低。其次是政治风险，如政局动荡、大国干预；因此，有些与政府合作的项目，会因政党轮替、政权更迭而搁浅或违约。我们对这些风险虽有一定的认识，但并无良好的应对办法。客观地讲，中国与沿线国家既未建立完善的金融合作、管理和监督机制，自身也没有权威的风险评级机构和覆盖面广的保险业务，应付当地政局变动、冲突、战争之类的事件更是乏力。以“一带一路”正式推向全球的2015年为例，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流量是189.3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近四成，增幅是对全球投资增幅的两倍，占2015年中国对全球投资流量总额的13%。这组数据看起来还不错，但是投资流量的前十名分别是：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联酋、印度、土耳其、越南、老挝、马来西亚、柬埔寨；其中，对新加坡的投资流量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55%，而紧随其后的俄罗斯仅有16%；此外超过10亿美元的只有印度尼西亚和阿联酋（以上数据源于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的《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可见2015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流量虽有大幅增长，但主要集中在少数经济良好、政治稳定的国家。这当然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但从中也可看出其他国家的投资环境堪忧。此外，2007至2012年六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流量占对全球投资流量总额的比例约为10%，而2012至2016五年间，这一比例则分别为14.86、11.65%、10.83%、12.51%和8.54%。可见在2013年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该区域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并没有显著上升。此外，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主要由国有企业推动，民营企业参与较少，而近些年中国民营企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中已占半壁江山，这直接反映了“一带一路”沿线的高风险和其不太乐观的盈利前景。（三）人民币大循环回流渠道不畅。虽然比较而言，现阶段增加人民币海外存量的问题更突出，但这些海外人民币如何回流，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当前人民币的回流渠道狭窄，在资本项目下人民币未完全实现可兑换的情况下，仅有跨境贸易结算、沪港通（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境内机构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获准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等渠道，并且设有额度限制。此外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特定阶段贬值预期还有所上升的背景下，回流机制不畅更是降低了海外持有意愿。（四）中国与“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有着直接的利益冲突虽然建设“一带一路”是共赢之举，不过有些国家和中国久有争议，有时矛盾还会激化发生对峙，这显然很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

三、机遇分析（opportunities）

（一）加速“一带一路”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与中国自贸区战略衔接，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在“一带一路”区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提高人民币支付结算的便捷性，从而促进沿线各国之间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资源要素流通，加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全球分工日益深化的今天，即便像中国、美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和市场也不能“自力更生”，中国向来明确表达支持全球化的态度。“一带一路”若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有所进展，不仅会加快本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增强经济实力，也能有效缓解政治层面的矛盾，稳定局势。中国则可以凭借该区域的整体力量参与大国博弈，增强自身话语权。不过“一带一路”各国的情况是如此悬殊、复杂，推进沿线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颇为棘手的工作。当下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就是把“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对接，以人民币国际化贯串之。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已是中国继加入WTO之后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意义非凡。党的十七大把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中国近期的目标，是积极推动与中国周边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逐步提升已有自由贸易区的自由化水平。中长期看，要形成涵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国内，继推出广东、上海、天津和福建4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后，2016年又新增7个自贸区试点（分布在在浙江、辽宁、河南、重庆、湖北、四川和陕西七省市）。2016年11月2日，国务院了《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新一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对广东、天津、福建、上海这四个自贸区试点的工作予以认可，支持把行之有效的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可以预见，在自贸区试点积累大量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将进一步建立贸易便利化机制，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体系。而与“一带一路”的对接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显然有助于促进这一全面开放格局的形成。（二）倒逼中国国内的金融体制改革。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必将促使中国金融不断提升自身效率，跟上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步伐；有利于加快中国金融市场改革，更好发挥金融资源配置中市场的主导作用。具体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中国金融机构要帮助中国企业更好更快地走出去，这不仅需要金融机构本身服务的升级，也需要中国政府加大国内金融市场的改革力度。国内各种力量并非铁板一块，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难免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这种情况下，像加入WTO一样，通过外部的条约责任和有形具体的承诺来促进国内的体制改革，就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带一路”区域较大的经济风险会有力促进中国金融行业服务水平和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能在该区域开辟一片沃土的金融企业，必将在披荆斩棘中获得极强的竞争力。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会进一步深化中国国内金融体制的改革，也将在国际上培养一批极具竞争力的中国金融企业。（三）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变革。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总体上有利于发达国家，以往的三大世界性经济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无不处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掌控中。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提升发展中国家群体的话语权。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可借机团结众多发展中国家来增强发展中国家群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事实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均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成立的。杭州G20峰会、厦门金砖国家会议也是中国团结发展中国家来共同增强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世界经济秩序中地位的表现。2015年11月30日，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在人民币纳入SDR、亚投行等国际性金融机构成立的同时，在“一带一路”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整合发展中国家群体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实力，增加话语权，能够切实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使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更加多元、灵活、稳定。

四、挑战分析（Threats）

（一）中国自身存在较大的经济转型压力。受2008年金融危机打击，原先不断提高的全球贸易深化程度转而急剧下降，各大国对外贸易都面临巨大压力，低迷形势短期内难以改变，依靠贸易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有限。另外，我国贸易结构也会制约人民币贸易输出规模。在中国进口商品结构中，进口加工料件和大宗商品地位重要。而进口加工料件主要由委托加工的一方（多是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选择计价货币，大宗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是普遍以美元定价。从出口商品结构看，中国企业尚未获取全球价值链主导权，中资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中低端位置，对发达国家出口低端产品更属于买方市场。进出口两方面的劣势致使全球贸易中人民币计价份额上升前景受限，只有随着中国出口转型升级以发挥“生产者定价”的优势，才能依靠贸易渠道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依靠贸易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增加对“一带一路”的投资似乎是个理所当然的选择，不过中国对增加海外投资还有重重顾虑。不少国内传统的比较优势产业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难以再担当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任。与此同时，中国的环保产业、“互联网+”等新业态还未成长起来，短期内又难以形成较大的经济拉动作用。此外，近年来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呈“双升”态势，债券市场违约事件增加，金融风险积聚，也不允许中国资金迅速外流。总之，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建设成败的关键，亦决定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基本供求格局。（二）资本外流带来风险。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长期看来，一方面要求逐步开放我们的资本账户，另一方面要求不断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这就为我们的金融监管能力和对资本流出节奏的把控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放开资本市场，资本的迅速流出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拉高国内利率，国内企业融资难，容易造成资金链断裂；资金外流，无法支撑较高的资产价格，资产泡沫破灭，引发经济危机；本币汇率大幅下降，国内举借外债的企业负担增加，加大被外资收购或是破产的风险。虽然中国目前还不至于发生上述三种情况，但有必要居安思危，必须高度关注实体经济的发展动态，建立起资本流动预警系统。（三）化解“一带一路”沿线大环境本身蕴含的风险，任重道远。如前所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含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因素，是我们在积极寻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能否安全有效地推动人民币的国际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与沿线国家建立完善的金融合作、管理和监督机制；我们自身能否形成一批权威的风险评级机构和有力的保险企业；能否在政府层面成立主管境外中资机构和个人的海外利益保护部门，在各国政府间建立执法安全合作规范机制；能否妥善应对区域内外大国博弈中出现的各种新变局（例如如何应对中印边境冲突以及美国的阿富汗新战略）

作者:王天坤 单位:中共铜陵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