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系统革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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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初,为应对金融危机,希腊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导致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大幅上升,引发市场恐慌。特别是在希腊加入欧元区的时候,在赤字问题上做了一些手脚,在市场上暴露出来后影响了希腊政府信誉,希腊债务危机正式爆发。2010年9月底,爱尔兰宣布由于救助本国五大银行耗资巨大,财政赤字将大幅攀升。到11月,爱尔兰债务形势急剧恶化,正式请求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救助,引爆了新一轮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到2011年下半年,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着手系统解决欧债危机,因为欧债危机出现了向法国等核心国家蔓延的势头,法国现有AAA评级存在下调可能,欧洲银行业受到了严重威胁。德国2011年11月23日发行总值约60亿欧元的政府债券,结果仅有39亿欧元被市场投资者认购,此次发行是欧元问世以来德国最不成功的一次国债发售。德国作为欧元区的核心国家和世界经济强国,其长期国债一直是全球各国热捧的优质资产,此次遭受冷遇反映的是投资者对欧元区经济前景的悲观。

一、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一)欧债危机对外需的冲击欧盟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我国对欧洲的出口约占出口总量的20%,而本次危机拖累欧元区经济复苏,对我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外需下降,出口受到抑制。此外,欧债危机导致欧元持续贬值,人民币因此被动升值,这就削弱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企业方面,来自浙江、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家们有的已经感受到了债务危机的影响。对浙江的纺织服装企业来说,欧美市场一直是企业最大的出口目的地。随着危机的进一步蔓延,这些外贸企业的“脆弱性”逐渐显露出来。此外,欧债危机给世界经济蒙上阴影,从而间接地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这种机制主要表现在危机对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如美国、日本的影响,进而间接地影响了我国的出口。

(二)欧元表现不稳定,会影响我国储备资产安全近几年伴随着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的改革,有相当一部分外汇储备投向了欧洲。在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仍享受着增长的快乐,欧元作为一种新的国际性货币,对美元表现得十分强势,被视为有朝一日可能替代美元的强势货币。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在外汇储备多元化的进程中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转向了欧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加大了对欧洲的战略性投资,先后购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国债,资产种类从基础设施到金融资产。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接近3•2万亿美元,持有欧债达6000亿欧元。虽然目前中国持有的欧洲各“问题国家”国债和金融机构的资产有限,受到的直接影响不大,但如果危机持续蔓延,中国面临的风险敞口势必扩大。[1]相对于疲弱的美元、信用评级被降的美债,欧债更不能让人放心。靠欧元串起来的欧元区经济比美国经济有更强的复苏动力吗?面对金融动荡,欧洲各国五花八门的债券比美债更有价值吗?目前看起来情况并不乐观。

(三)由欧债危机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将显著影响我国跨境资金的流动2011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普遍以紧缩为主,利率水平处于高位,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差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再加上目前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受阻,流入中国的短期资本将大量增加,加大了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

(四)本次欧债危机可能产生新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形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极有可能推出QE3,危机中的欧洲也只能跟随,其结果是全球流动性会因此而长期保持“过剩”,石油、煤炭、铁矿石、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长期在高位运行,全球通胀压力会因此而居高不下,国际大宗商品会因美元贬值而不断走高,届时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将进一步增大。

(五)本次危机同时给中国带来一些机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场大危机其实是全球洗牌,我们不能只看到负面影响,还要看到它带来的巨大机遇。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企业陷入困境,恰恰是我们去买技术、买品牌、买渠道的好机会;另一方面,经过本次危机的洗礼,欧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必然会下降,人民币可借此机会提高其份额。

(六)各国之间可能发生货币战争美元、欧元、日元争相贬值,对人民币形成升值压力。

二、我国的应对之策短期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维持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首先是要稳定国内市场的信心,防止欧债和美债危机传递到国内市场。虽然我国实施资本账户管制,资金不能自由进出,但仍然有些境外资金通过QFII或别的渠道进入国内;同时,虽然相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我国的政府负债规模和水平依然是非常低的,财政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健康,但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不断加大,特别是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将逐步展现。要防止国际上的一些投机资本利用欧美市场的问题,故意散布一些不符合事实的言论或评价,从而扰乱我国国内市场、误导投资者心理,以达到其投机炒作、乱中牟利的目的。可以通过及时和必要的政策指导、客观的舆论引导,以及对国际投机资本不符合事实的言论的驳斥达到正本清源、维护投资者信心和国内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稳定的目的。[2]

(二)控制好物价欧债危机会刺激国际资本流入我国,也会加大输入型性通胀因素的作用,从而会推高国内价格和通货膨胀预期,影响消费者和国内居民的信心。高物价和高通胀会助长分配不公、拉大收入差距,从而降低居民生活水平,引发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转型。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首先,要加强和完善对外汇流出入的管理,加强和完善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尽可能限制和减少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入,降低国际投机资本对国内经济和资产市场的冲击;其次,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密切关注市场价格的走势变化,及时有效发挥利率、存准率、汇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展示国家控制物价上升、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决心,稳定消费者和国内居民的信心;再次,对价格上升较快的一些原材料和消费品,要组织能力扩大生产、保障供给,降低生产流通成本,严厉打击投机炒作、乱涨价等行为;最后,对生活困难的群众提供补贴。

(三)管理好外汇储备资产从提高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安全性的角度出发,增加国家债权的持有方式,走多元化道路是必然的选择和方向。同时,加大外汇储备资产的流动性管理也是维护外汇储备稳定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外汇储备资产的管理上,一方面减小欧债或美债在中国外储总量中的权重,把资产分散到不同的市场上;另一方面可以考虑把一部分用于购买欧债的资产投向具有保值和升值功能的不动产,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价格和风险变化,通过各种避险工具的使用来规避可能出现的欧债投资的市场风险。

(四)加强国际协调此次欧债危机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受到了巨大打击,蒙受了巨大损失,这与欧洲各国没有纪律的财政管理、毫无约束的举债度日及不到位的金融监管等不负责任和不顾投资者利益的行为直接有关。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有必要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20国集团就各国财政纪律、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债务与赤字控制等方面建立国际协调机制,争取就主要国家财政收支的健康状况、政府债务与赤字的限度进行评估,形成自我或共同的约束机制,避免个别国家的不负责任给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带来风险。

长期来看,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一)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模式的转变无论是欧洲的以消费拉动经济的模式,还是中国以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都存在着结构单一性的缺陷,不利于经济的均衡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建立由消费、投资和出口均衡推动的经济结构,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迫切的。欧债危机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整个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前景不容乐观,我国必须毫不犹豫地加大力度降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进一步转向以内需为主的自我循环型增长模式。我国应采取更有力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尤其是扩大消费和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这样既可以减轻经济增长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减少被牵连波及的影响,又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让普通老百姓享受到高速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增加消费需求必须建立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可以减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强消费意愿。要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健全养老、医疗卫生、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同时改善社会收入分配,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当前的重中之重是房价问题,必须让房地产价格降下来。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应该是经济体内部的充分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增收入、控房价、扩消费是下一步政策关注的重点。

(二)保持健康的财政收支的重要性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是财政收支严重失衡,赤字不断增加,不得不依靠举债度日,导致债务余额越积越大,债务负担越来越重,最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了偿债困难以及债务违约,从而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最终,政府又不得不回过头来采取救市或者刺激性措施去稳定市场信心,刺激经济发展和就业,同时压缩支出,消减赤字,而这些善后工作的难度更大,代价更高。因此,政府在正常时期保持健康的财政状况是避免发生债务危机及由此产生严重后果的最佳选择。

三、欧债危机对今后区域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启示

欧债危机以来,国际舆论,尤其是美国经济界唱衰欧元的声音越来越多,认为设计者当初把经济、财政和货币情况较好的北欧国家和情况较差的南欧国家弄到一起,建立一个超越主权国家的区域货币联盟,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认为希腊债务危机仅仅是开始而已,甚至认为欧元区消亡的日子可能屈指可数。正如危机所揭示的,欧元区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为了维持欧元区的生存,欧盟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各成员国的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分别不得超过3%和60%,但是各国屡屡超过这个界限,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尚未健全。眼前的债务危机也只是暂时平缓,还有很大隐患,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但现在要断言欧元区走向分化甚至破裂还为时过早,欧洲共同市场的两根支柱———法国和德国的经济与财政状况总的来说还是相对稳固的,任何新生事物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次欧债危机为各国和未来的区域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概括:

(一)国民收入的增长和福利的提高要建立在辛勤劳动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不能靠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对外举债来实现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原因主要是由于希腊的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工资和福利增长,政府多年来一直未能有效控制财政赤字,而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政策开支过大及对财政状况的影响准备不足。欧元区长期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即北欧和南欧的问题。北欧在制造,南欧在消费;北欧在出口,南欧在进口;北欧在储蓄,南欧在借贷;北欧经常账户盈余,南欧经常账户赤字;北欧的人在勤奋工作,南欧的人在享受生活。文化差异决定了竞争力差异,在固定汇率制下造成了欧元区内部经济严重失衡,这个结构问题既是历史文化问题,也是发展问题。[3]

(二)统一的货币政策与独立的财政政策是行不通的一个真正的统一经济体要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统一与协调,才能有效应对复杂的经济变化。欧元区恰恰缺乏这一点,它建立了中央银行,实行了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是没有统一财政政策,各成员国实行各自的财政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无法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而财政政策方面,它们又远超过条约规定的红线而导致严重的债务危机,欧元区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加以约束和指导。欧盟国家签订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本国GDP的3%,政府债务不得超过本国GDP的60%,事实上却无法得到遵守。尤其是金融危机后,各国千方百计地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刺激本国经济,结果导致财政赤字和国债急剧增加。

(三)没有政治联盟的经济联盟缺乏相互支持的约束力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国家一直各自为政,欧元区并没有真正统一的经济调整政策,欧洲央行形同虚设。此次危机中对希腊等国的救助过程也证明了其机制的内在缺陷,协议迟迟无法达成,各国有各国的政治和经济考虑。如果欧元区各国没有政治上的良好协调与信任,就无法达成经济上的有效合作。

(四)欧元区没有建立退出机制当十年前欧元刚诞生时,我们主要是从货币现象和经济现象的角度考虑它的意义。当时认为欧元可以使交易成本大幅下降,也就是说,欧元能促进经济发展。但现在看来我们可能高估了欧元的经济意义,低估了它的政治意义。如果欧元是一个经济现象,那欧元同盟应该设立退出机制,淘汰一些达不到要求的国家,促进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应该建立退出机制,当某个国家练好内功后再加入欧元区,这样可以享受强大货币的好处,使经济更上一层楼;而在影响欧元区的发展和局势时,则应选择退出,这样既不会拖累全体,也有助于解决困难。

(五)对亚元的启示欧债危机暴露了欧元的缺陷。欧元区国家将货币主权交给了欧洲央行,但没有交出财政主权、政治主权。结果是各个成员国单独发行国债,这样一来,当财政状况较差的国家(比如希腊)的国债出现问题时就会给整个欧元区带来系统性风险。当前,欧债危机虽不会导致欧元的崩溃,但对欧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东亚国家看到了欧元的成功,所以对亚元的研究非常多。实际上,发行亚元的困难要比欧元大得多。首先,东亚各个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既有像中国香港地区、日本、新加坡那样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发达经济体,也有中国、越南、泰国等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增加了进行货币合作的难度。其次,东亚国家在宗教、文化等问题上存在很强的多元性,同时也存在深刻的历史矛盾,这些问题都是深层次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第三,亚元缺乏核心货币,日元一直没有获得与日本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而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不高,在短期内担当主导国家的角色还有难度。最后,欧债危机以残酷的经验教训证明了统一货币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大大降低了东亚国家对亚元的热情。

四、中国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贸易体,国际货币体系的运作与变化都牵涉到中国的重大利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被动接受者和受害者。因此,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过程中,中国应积极参与建设,以使新的体系对中国发展有利。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呼唤国际经济和金融新秩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贸易金融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金融环境的逐步改善,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条件正在不断成熟,人民币必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货币,中国也必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造中来,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作出应有贡献。

(一)美元主导地位依旧,中国尚不具备主导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实力

目前看来,由于欧债危机的爆发,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地位都不会动摇。在当前的外汇储备构成中,美元一枝独秀,占到61•5%,欧元只占到26•2%。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在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量中,美元的比重超过40%,而欧元的比重仅有20%左右。国际贸易中的询价、报价也大都以美元计价。美元的主导地位是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的体现,只要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不变,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也不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而且美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产生与持续是以大国的兴衰为基础的,它的变革也要随着大国经济力量的消长而实现。[4]

(二)中国怎样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不以某个国家货币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多元货币共同承担责任与义务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说,要推动欧元的使用,也要推动其他可接受货币的使用,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化。

第一,渐进有序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2009年的金融危机和这次欧债危机使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更加成熟,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是无法阻挡的客观现实,我们应顺势而为,深入研究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现在周边很多国家都开始接受人民币,甚至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尽管人民币现在并不是完全可兑换货币,只是部分可兑换,但有很多国家对人民币充满信心,因为人民币在过去几十年,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情况下也一直保持了稳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使人们对中国经济前景普遍看好,持有人民币相当于掌握了一种资产,人民币逐渐升值,因此它有吸引力,这些都是人民币国际化很好的基础。人民币不可能走美元式的国际化道路,不能作为唯一的国际货币。人民币会走出去,但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要与中国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市场发展的程度相适应。人民币国际化不能急于求成,必须水到渠成。当前我们应该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首先,要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其次,资本市场逐步开放,目前的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还跟不上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要求;最后,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可兑换货币的共同特征。中国虽然一直在深化利率改革,但与市场化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第二,加强区域货币合作。首先,构建区域金融安全体系。区域货币合作机制是国际货币体系在稳定汇率和市场、有效防范和救助危机的有效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领导者,应该加强与地区金融组织的协调与合作。其次,稳步推进货币互换,要为与周边和本地区贸易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积极创造条件,增加人民币在周边地区的流通和使用。最后,积极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合作。亚洲国家之间在货币合作方面进展得比较缓慢,这是亚洲文化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果。近十年亚洲国家的合作有所加强,应努力保持这种合作的势头。

第三,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国际货币体系单一化密切相关,因此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该首先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近年来,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而美元接二连三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加显示了货币体系多元化的重要性。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不仅能弥补以美元为主的单一国际货币的缺陷,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也更能协调世界各国的利益。国际货币多元化有利于在多元货币间建立合理有序的竞争机制,以市场选择的方式对这些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政策形成约束。[5]

第四,推进超主权货币的创造。金融危机后,周小川行长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不足,因此必须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和完善,他提出创造一种与国家主权脱钩,同时能够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超主权货币,从而克服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同时他认为特别提款权SDR具有超主权货币的特质,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逐渐将SDR演变为一种超主权货币。[6]改造现有的特别提款权,使其真正成为支付货币,从而以某种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一篮子货币”取代现有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案。然而在未来一段时期,扩大SDR作用既面临一定机遇,也存在较多障碍,很快取得重大成果并不现实。从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来看,IMF对SDR较为积极,但需要重要成员国的大力支持。美国可能支持SDR在一定限度内发挥更大作用,但对影响美元霸权的措施必然加以反对。一些重要国家有较强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提升SDR作用的意愿,但实力有限,彼此意愿不尽一致。如果没有相关国家、国际组织和某种重大事件的驱动,市场很难自发地接受SDR。总之,在可预测的未来,SDR作用的提升不会轻而易举,SDR很难挑战美元地位。因此上面提到的建立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将会成为更加现实的选择。

第五,注意防范中国在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面临的风险。中国成为国际货币体系重要一方的风险不容忽视。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一员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经济规模足够大,在全球经济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具有重要影响力,这个条件中国已经基本满足;二是必须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目前较大部分地满足该条件;三是要向全球提供开放的贸易和资本市场,这个条件中国还需要较长的过程才能满足,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因为中国目前不具备完全开放资本市场的经济基础和条件,也不具备管理开放资本市场的能力,因此满足这些条件尚需一定的时间。我们在开放金融体系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规避风险。注意风险不等于闭关自守或放慢改革开放的步伐,而是要认真研究开放过程中会遇到的风险是什么,以及怎样才能防范这些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