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体系革新及我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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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从中所获的收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历史性难题，难就难在国际货币体系从金本位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重演的历史背后有着相同的逻辑，“特里芬难题”和“n-1问题”的不对称解始终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症结所在。

牙买加体系感染“旧疾”

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一是确立充当国际清偿力的本位货币，并保持其适度增长；二是建立围绕本位货币的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相比之下，第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它直接决定着国际收支协调机制是自动协调还是政策协调，也决定着协调责任在各个国家如何分配。对于第一个问题，历史成就了美元崛起和美元霸权，但也带来了恼人的“特里芬难题”，主权货币充当国际本位货币，就会存在满足国际偿付手段需要和维持国际货币信心的矛盾。尽管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这个问题似乎也得以根本解决。但是，在当前的牙买加体系之下，其幽灵依然“阴魂不散”。

在1976年“牙买加协定”和“IMF章程第二次修正案”所最终确立的牙买加体系中，尽管实现了美元同黄金脱钩和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但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国际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国际价值储藏手段。真正对美元浮动的只有德国马克（后来是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低频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特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纷纷重新将其货币盯住美元。国际货币体系仍然主要围绕美元展开，“特里芬难题”依然存在：为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带来的国际清偿力需求，美国必须不断通过经常项目逆差输出美元，但是经常项目逆差过度积累，会引发美元趋向贬值，影响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信心，从而动摇国际货币体系的根基。正是因为这样，有人把牙买加体系叫做“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这一体系之下，储备货币多元化，美元、欧元、日元、特别提款权（SDR）等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缺乏对国际本位货币适度增长的约束；汇率制度多样化，各国采用了形式多样的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制度，没有统一的汇率安排；强调IMF的协调作用，但IMF在制度上未对国际收支协调机制做出明确规定。因此，牙买加体系采取的是一种放任自由制度，只是一个“无体系的体系”。美元作为主要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采取了以美国为“中心国”的不对称办法来解决“n-1问题”。从国际收支的协调机制来看，任何一个由n个国家组成的、资本可以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的固定汇率区都面临“n-1问题”，也即n-1个独立汇率之外的那个自由度剩余如何分配和使用的问题。很显然，全球把这个自由度剩余分配给了美国来使用，美国成为这个汇率区的“中心国”，其他国家成为“外围国”，需要担负维持与美元固定汇率的责任。

老问题出现“现代翻版”

在牙买加体系之下，全球市场不是同质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并且缺乏内在调节机制，全球化失灵也同我们熟知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一样，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一种客观存在。第一，自主性调节机制并不完美。自主性调节机制主要通过双边和多边的汇率变动来调节经常账户而发挥作用，但必须存在一个重要前提，各国实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由此才能使得外部经济对于汇率、相对价格和外汇储备等因素变动保持充分弹性。显然，牙买加体系已经使这一前提不复存在，汇率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有限。第二，价值评估效应并未显现。当存在外部经济失衡时，汇率变动导致跨国资产价值重估，产生的价值评估效应可以实现财富从货币升值国迅速转移到货币贬值国，从而使外部经济失衡得以纠正。然而这种效应的发挥是以改变一国的对外资产净头寸为目的的，它需要一定的条件，即汇率变化未被预期以及浮动汇率制。而这种条件在现实经济环境中难以完全满足。传统国际货币体系所面临的老问题开始出现“现代翻版”。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就出现了巨额逆差，美元出现大幅贬值，为了改变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不利地位，美国通过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等手段软硬兼施，迫使当时的主要顺差国先后签订了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美国趁机实现了经济回稳，而日德等国经济陷入衰退，尤其是日本陷入了“泡沫经济”并爆发经济危机，时至今日，还一直处于经济不景气的低迷状态。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主要的贸易顺差国，其中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美国再次成为逆差国，这种趋势至今没有根本改变。在国内低廉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之上，中国形成了粗放的外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外贸出口主要集中于美国，产生了大量贸易顺差，由此换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而美国则陷入巨额贸易逆差之中。鉴于美国的“中心国”地位和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又以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等方式回流到了美国，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美国的资产膨胀型消费模式。

由此可以看出，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更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一大根源。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具有内在的通货膨胀倾向，“印钞机现象”显著。主权货币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给货币发行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尤其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利用“中心国”的地位向“外围国”转嫁危机，通过输出通货膨胀掠夺财富，来换取自己国内的宏观经济稳定。上个世纪70年代，“马歇尔计划”的主要构建者之一金德尔伯格教授的建议得到实施后，完全的信用本位使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心国”可以无限制地实施这种财富转移策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美国等“中心国”一再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希冀通过滥发货币制造通胀预期来摆脱国内通货紧缩，然而其国内实体经济增长较缓，新兴市场国家复苏步伐较快，最终引来“货币洪灾”的猛烈冲击。

改革没有“速效良药”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严重摧毁了“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敦促世界各国寻求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增长之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首先被提了出来，但是面临相当大的难度。因为要根本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就必须解决“特里芬难题”和“n-1问题”，然而这就势必要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和美国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地位，如“与虎谋皮”，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通过各成员国的联合协调行动，或者通过在固定汇率区创建共同的中央银行和单一的货币政策，用“对称解”的办法（即让n个国家共同使用自由度剩余）解决“n-1问题”，形成比较均衡的国际收支调节责任承担机制，在理论上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解决途径。但这种基于共同利益的跨国家和超国家行动也是非常困难的，并且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也使人们对这一种模式在实践中的真正效用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中国提出了解决“n-1问题”的第三种办法，即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作为“外部驻锚”，让SDR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然而要征得各方同意和解决具体操作中的技术问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毕竟纵观国际货币体系100多年的演变历史，国际本位货币的更替实际上折射出了经济霸权力量的转移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而要实现这种转移和变化，实属不易，在全球经济联动性增强的时代，任何国家的单边调整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宏观经济风险。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充满了长期性，而且会充满摩擦和矛盾，需要各国长期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为了改变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利位置，在当前美元地位出现下降的情况下，应积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让人民币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交易、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逐步扭转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逆境。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有效解决我国贸易大国与金融小国的矛盾，实现大国向强国的根本转变；可以让人民币融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去，打破现在美元、欧元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格局，促进多极化储备货币体系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必须坚持渐进原则、长期规划，通过人民币的区域化不断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同时大力发展以人民币计值的、开放的国际资产市场，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人民币金融资产选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有句名言“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相互合作的游戏”，我们要积极推动国际间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增加自身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通过双边和多边体系积极维护中国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