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系统革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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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所引起的改革呼声早已沉寂，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掀起对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强烈拷问，各国政要学者纷纷建言。国际货币体系的实然（现实状况）与应然（理想设计）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迫使我们从“不得不然”中寻找二者割裂的原因。虽然本轮危机已渐行渐远，但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案例以供考察，本文拟在后危机背景下、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决定因素作为分析起点，来探究其改革的出路。

一、理论回顾

金本位瓦解之后，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理想设计的讨论始终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伊始，便伴随着对其的批评和质疑；以危机频发为特征的牙买加体系更是引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呼声。回顾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相关理论分析与建议，我们发现，几十年来的探索并没有在理论上取得实质进展。回顾以往的理论，皆没有超出“复古”、“改良”和“激进”这三大设计方向。我们把所有倡议以某种方式恢复金本位制以及倡议建立其他商品本位制的设想，称为复古方案。改良方案的意见只是对现有体系的明显不足进行修补，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其思想实质是维持现状。一些以建立超国家的世界货币和世界中央银行或类似国际金融机构为目的方案都属于激进方案。在这个大方向下，不同国家的学者、政要以及不同利益阶层的代言人，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设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仍是美国经济学家库珀（R.Cooper）的设想。他建议设立一个国际权力机构，发行一种用于国际贸易的特殊货币，各国执行独立、统一的货币政策，这才是稳定汇率的唯一方法。库珀主张，用循序渐进的办法，使国际货币改革走向世界货币体系，即在数年内，先实行汇率目标区制，10年后再实行美、日、欧三级的单一通货制，最后过渡到全世界都参加的单一通货制。库珀的设想是一个包括方法、步骤及目标的完整思想体系，后世的激进方案也都没有脱离其窠臼。在高度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复古”方案已经基本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改良”方案在本质上是反对改革的，是既得利益者提出的或者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的，在这次危机之后也失去了市场；就改革方案而言，唯一可以选择的就只剩下了“激进”方案。库珀的设想就方向性而言应该是正确的，无论耗时多久，我们都应该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终目标设定为建立超国家的、统一的世界货币和世界中央银行。然而针对达到目标的步骤和方法仍存在着许多值得商榷之处。设想美、日、欧“稳定三岛”的局面以某种方式实现，那也只是三国集团代替了单极的美国而形成新的西方权力垄断，根本没有向超主权货币或世界统一货币过渡的倾向和可能。2009年20国首脑会议前，中国等方面提出的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的提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成为本次危机以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诉求。这应该也是“激进”方案的一种现实体现。但这一提议与库珀思想的本质区别在于在步骤上绕过“稳定三岛”，直接建立超主权货币。在本质上各种“激进”方案均属于“理想设计”，而改革的关键并不在于体系的设计，就设计的内容而言应该是最简单的环节，我们完全可以比照一国中央银行体制来设计国际中央银行体系。其实质问题在于“激进”方案如何实施？实施的主体是谁？实施的权力如何形成？让我们首先从历史追溯中寻找答案。

二、回顾历史———国际货币体系是浴血奋战的结果

目前我们所讨论的国际货币体系始于欧洲金本位的建立，当我们用一个相对较长的视距检索其建立至今的历史，就发现国际货币体系从最初就和战争与国际政治格局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浴血奋战的结果。

（一）滑铁卢战役、维也纳体系与英国的金本位制

人们悲叹末路英雄拿破伦而熟知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而少有人将这场战役与国际货币体系相联系。我们知道19世纪初期拿破伦政权垮台后形成了维持欧洲均势格局的维也纳体系，作为主导者之一英国自然是该体系最大的、直接或间接的受益方。同时期，另一个似乎是孤立的事件发生，1816年英国颁布相关实行金本位制的制度，1821年英国率先全面实行金本位制。当我们了解这几个孤立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如此接近而且前后紧密相随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因果相关的想法，至少，英国获得了大量战争赔款。

（二）普法战争、俾斯麦体系与欧洲金本位制

表面看来，这又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普法战争、俾斯麦体系和欧洲金本位制的建立都发生于1870年前后。普法战争的失败使法国再一次遭到遏制，以法国主导的拉丁货币同盟衰落。意大利完成统一，德国立国并完成统一，俾斯麦体系重新规划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形成了新的均势。在国际金融领域也形成了新的局面，德国的统一使其迅速成为欧洲强国，同时其金融实力由于获得大量战争赔款而大增，战争结束便宣布实行金本位制，其他国家也陆续实行金本位。作为最早实行金本位国家的英国，已经处于国际金本位体系的主导地位。人们往往容易误以为在国际金本位制下，世界货币是黄金。其实不然，准确地说当时的世界货币是英镑，英镑背后才是黄金。作为金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者的英国，由于英镑为主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而享超然利益的。或者说即便在国际金本位体制下，财富效应也是十分明显的。

（三）一战与二战期间是一个过渡时期

战争再一次严重地影响了国际货币体系，“同盟国”、“协约国”两极体系导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运行良好的国际金本位制，两次大战期间国际货币体系实行了一些临时的、局部的或修补的挽救金本位制措施，而并没有全局的、稳定的国际货币制度。其原因应该在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动荡。

（四）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以胜利者和西方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开始以自身为中心构建政治、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世界体系，很显然布雷顿森林体系是雅尔塔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基础上的国际金融格局，或者说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国际金融体现，是美国的“战利品”。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方案的“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都带有“理想设计”的色彩，虽然各有利益倾向，但两个方案设计的世界货币都是超主权货币：“尤尼塔”（Unitas）和“班柯尔”（Bancor），而政治家们较量的结果却是美元成为了世界货币。当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的时候，美联储便成为“世界中央银行”，那它应该有相应的权力和责任，应该提供公共产品和秩序，具有全局观念和全局理性，而美联储的现实表现又如何呢？双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本质上仍是金本位制，准确地说是全球范围的金汇兑本位制。比较英国，美国作为这个体系的主导者具有更大的权力，也有着更大的利益。

（五）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与牙买加体系形成

美元与黄金的脱钩如同摧毁了布雷顿森林大厦的基柱，使其应声倒下。当美国于1971年8月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时，这意味着一个单方面“撕毁合同”的逃债行为，如果说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时的设计是“巧取”，那么此时的赖账就是“豪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黄金非货币化”化解了美国作为国际金融霸主的唯一一项成本。路径依赖使得世界各国别无选择，历史的惯性使美元仍是世界货币。但是已经没有了兑换黄金的义务。这一行为意味着美国成功摆脱了其作为主导者的一切责任，成为面向全世界的信用货币的发行者。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也标志着商品货币制度的最终结束和信用货币制度的全面展开。牙买加体系是对这一事实的事后确认，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倒塌后形成的废墟事后的确认，而不是人为设计的制度。同时期，国际政治舞台风云变幻，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反目，而中美、中日关系回暖。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这种改变显然是有利于美国，因此笔者认为这是美国敢于“赖帐”的原因之一。

（六）小结

检索历史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历史与实践表明，国际货币体系在本质上是国际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导权是靠实力甚至是军力取得的；二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变化都是在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改变的前提下实现的；三是国际货币体系从来都不是协商的结果，而是综合实力角逐的结果。

三、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实质：谋利机制

或利益分配机制而非纯公共产品历史回顾让我们了解到，即便是国际金本位制，也是一个充满财富效应的机制，其中主导者大获无本之利。从国际金本位制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而到牙买加体系的演化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财富效应逐渐扩大的趋势。尤其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具有着更强烈的财富效应和丛林秩序的特征。我们不能否认该体系所提供的秩序以及在其中美元的“公共产品”的性质，但更需要对其中的日趋严重的财富效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万恶之源。

（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谋利机理

一国中央银行最根本的特征是非盈利性，这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原则。作为政权的金融体现的中央银行是权力机构，而绝非盈利机构，但这并不暗示它总赔钱，而是强调盈利绝非它的本意。它的基本使命是代表公共理性来进行金融管理和服务。而中央银行由于具有超然的权力而在客观上具有巨大的盈利能力或盈利便利，如铸币税、“通货膨胀税”。在现实中由于正常运作所形成的盈利也都被认为是政府收入而体现为公共利益。如果部分阶层可以利用中央银行机制谋利时，中央银行机制的“盈利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无穷大的，在本质上就成为一种税收机制，甚至是掠夺机制。很明显，在一个国家内部掌握公共权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中央银行成为部分阶层盈利工具的情形为理性、法度所不容，而这样的事情却堂而皇之地发生在国际金融领域。当世界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时，美联储即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除了提供了世界货币这一点之外，我们很难从历史上找到其承担世界中央银行义务的事例。不能回避的事实是美联储利用其“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为美国谋利，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谋利机理，这种机制使得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货币债务经济，成为嗜血经济。

（二）美国得自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利益

在现实中美国充分地利用了上文中所提到的谋利机制，只追逐权力、利益，不承担责任，利用其超然地位直接谋利。在现行的牙买加体系中，其既得利益更加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尽享世界货币发行之利。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始终为美国带来巨额的铸币税收入，在牙买加体系中，美元和黄金的脱离使得铸币税收入大幅提高。用黄金保证货币价值和用信用保证货币价值对美国而言其间所负担成本的差异是无比巨大的。美国只付出了发行信用货币的成本就获得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利益，可谓无本万利。

2.持续使用贬值政策以摆脱债务。浮动汇率制度下的牙买加体系更象一个角斗场，完全靠政治经济实力来决定利益分配，美国自然在这样的博弈中收益最丰。从总体趋势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美元始终处在跌势之中，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到目前国际黄金市场上1300多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出，近四十年间美国的债务缩水了30多倍。各国用实体资源换取的美元在不断地贬值，意味着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肆征收“通货膨胀税”。奉行自由市场原则的美国，不仅自身始终坚持美元贬值政策，并以专业术语伪装的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滥发美元；而且还要施加压力，胁迫他国货币升值。前车之鉴如日本，眼前的例子就是危机之前之后中国的境遇。亚洲各国美元储备巨大，是美元贬值的最大受害者。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深味其中之苦。历史证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彻头彻尾的、一贯的汇率操纵国。在美国的政治家眼里，汇率不仅象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宣扬的那样是一种市场价格，更是其战略性的调节工具。

3.不尽维护秩序之责，而且蓄意兴风作浪。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主导者、作为世界货币的发行者，某种程度上美联储是现实中的准世界中央银行，应该承担相应的维护秩序的管理义务。事实恰恰相反，除了在制定规则的情况下，美国总是把自己定位于一个“一般”国家来和其他国家竞争（某种意义上这相当于裁判下场参加比赛）而很少为了全局利益来维护金融稳定。不仅如此，甚至主动挑起事端，成为金融危机的策源地。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次声势浩大的国际金融危机在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和国家道德危机”。

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分析

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探讨应该打破学科界限而采用一个国际政治视角，把国际货币体系的权力形成问题作为改革分析的切入口。

（一）改革的难点：改革对于美国意味着分权、分利如果我们认同上述分析，那么所有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诉求从某种角度看来都意味着重新分配美国既得的权力和利益。这种权力是决定着、象征着一国的兴衰。英国在还是“日不落帝国”的时候，同时也是金融世界的霸主。当她失去了昔日帝国的光环而沦为二流国家之际，其金融霸主的地位也随之失去。而其中蕴含的利益也是以亿万美元计的巨大利益，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惜为之一战的核心利益。所谓美国霸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元霸权。与虎谋皮的困境正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难点所在。我们很难想象美国会顾及全球公共利益而拱手让出其浴血奋战而获得的权力和利益。

（二）改革的关键：世界范围内公权力的形成国际货币体系是一套制度体系，制度制定和实施的权力是一切的基础。在权力结构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变革国际货币体系是天方夜谭。在这个过程中方案设计是次要的，并不是缺少“理想设计”或方案设计的不够理想，例如，“特别提款权”作为一项超主权货币设计至今也面临重重困境。现实中任何有违于权力方利益的方案皆无法实施，而只能变成一些抗议者的口号。高度文明的当今世界其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还遵循着“丛林原则”，国际公权力的形成始终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难题，这是需要人类智慧去认真解决的问题。其他的问题，诸如本文涉及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理想设计等问题相对都是次要的，在公权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其他问题也很难根本解决。

（三）改革的路径：采取多极均势策略、制衡美国金融霸权历史分析告诉我们国际政治因素是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与变革的决定因素之一，在我们对其改革进行深入讨论之前，应该首先对当下的国际政治格局给出一个现实的判断。或者对于这样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给出答案: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国际地位发生本质改变了吗？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答案却不见得确定，因为我们仍处于当下的历史过程当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但有三点是可以确定的：其一，金融危机对美国具有重大影响，美国的国际威信严重受损。但影响的程度很难把握，目前还看不出这些影响能够动摇美国的国际地位。其二，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多级化趋势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减弱、欧盟的建立、中国的崛起等因素得到了加强。其三，短时期内，仍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成为美国的势均力敌的单一竞争对手。美国与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相比较，两者之间的力量差距都是悬殊的；如果其面对的是国家的组合，情况就有所变化了。目前只有欧盟成功地形成了统一的货币区，而其他国家则如一盘散沙应对美国的霸权。如果世界被划分、组合为几个类似欧元区一样的货币区，那么多级均势局面就会在国际金融领域实现，实力构成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公权力以某种形式形成，公正合理的制度才有可能得到制定和实行。根据上述分析，可能采取的措施只能是：形成多级均势，制衡美元霸权。具体而言，就是构建几个货币方面的国家集团来与美国形成鼎足之势，即把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的思想变成一种全球战略。

（四）改革的目标：提供公共服务、消除财富效应当变革的条件具备的时候，目标的设定应该着眼于“版本”的升级，而非霸主的更迭。我们反对的不是美国，而是国际货币体系中霸主模型产生的财富效应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公正、不合理和低效率。我们需要的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本质改变，即向公共产品的回归。如何消除国际货币体系的财富效应是一个技术问题，是“理想设计”需要完成的任务。

（五）有关改革的一点“理想设计”：商品本位或商品期权本位

1.有史以来的货币本位在本质上都是商品本位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人们会认为美元由可兑换黄金变成为不可兑换黄金。那么对于如下问题该如何回答？对于美元而言可兑换黄金与不可兑换黄金的区别在哪里呢？在美元不可兑换黄金的情况下，美元可否购买黄金呢？在没有黄金作为价值担保的情况下，美元的价值支撑是什么？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可兑换黄金只是在制度上绑定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交换比例，或者说在制度上固定了黄金的美元价格。不可兑换黄金则是放任黄金与美元的交换比例于市场供求。美元在与黄金脱钩之前和之后，其价值的根本保证是其购买力，也就是美元所能买到的商品。只要美元购买力稳定，无论其与黄金挂钩与否都是没有区别的。与黄金挂钩也是以黄金相对稳定的价值来保证美元价值的稳定。黄金归根结底也是一种商品。与一种商品锁定交换比例和与所有商品（或主要商品）锁定交换比例相比较，哪一种更能使货币保持价值稳定呢？答案显然是后者。我们应该打破黄金迷信，取消货币与商品之间的这一多余环节，让所有的商品都来说明货币价值。在信用货币条件下，货币的价值保证是信用，那么信用的保证又是什么？追根溯源信用的保证是实体价值，也就是商品。因此在任何制度下，货币都是与商品相对峙的，或者说是商品保证了货币价值。黄金的保证也只是给货币的购买力加上一个特殊的“承兑”。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国家的货币都是可由其商品兑换的，只不过兑换比例始终处于变化之中。

2.“理想设计”中的世界货币本位也只能是某种形式的、更优的商品本位若视全球为一个合一的命运体，对内必然存在着对秩序的相应的、客观的要求。这种秩序最基本意义在于：人类的存续与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存续。世界中央银行作为公共金融理性的体现，其使命也应该服从这一基本原则，至少不应该因为金融的原因而危及之。因此，世界中央银行首要的职责是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体现在世界货币上就是货币秩序的维护，具体目标自然是世界货币的币值合理、稳定，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描述为世界范围内价格的单一、合理与稳定。这种稳定关系可以通过两种“理想设计”来尝试构建。其一，各国的世界货币份额要以其本国的相应数量的“商品组合”的期权来加以担保。“商品组合”可以是由（石油、钢铁、粮食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可标准化的主要商品形成一种开放的、可调整的组合，用以直观地描述和保证世界货币的价值。其二，以各类商品价格指数为基准，控制世界货币的发行，使商品范畴与货币范畴保持合理的数量对应关系。显然，仍存在许多技术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里只提出一个设想或思路。五、中国的选择与应对金融危机之后，由于美国极力想摆脱由于危机所带来的内外交困的局面，从经济、政治甚至是军事等各个方面向中国施压。因此中国对于后危机阶段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战略选择与措施应对就成为了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中国的选择应该着眼于未来、着眼于全球，不应以替代美元霸权为目标，而应该致力于消除国际货币体系财富效应、构建国际金融公共秩序。在这一大的原则下，中国的战略选择主要以多极均势策略应对美元霸权的局面。

（一）参与、促进一切形式、不同范围的货币合作积极构建大中华货币区，是可谓“中华元、中华缘、中华圆”；同时积极参与亚洲各种形式的货币合作。这种区域的货币合作是人民币走向世界、成为一极的基础。

（二）构建人民币国际清算、结算体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人民币信誉的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在没有认为设计的情况下，自然向前演进，人民币走向世界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中国首先应该做好相应的基础工作，建立完善人民币清算、结算体系，为人民币全面走向世界做好物质和制度准备。

（三）建立上合开发银行，扩大国际影响，承担国际义务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既是实力，也是负担。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凭借中国巨大的金融实力，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金融秩序，利用中国的外汇储备，建立上合开发银行，向泛上合组织国家提供开发性贷款，实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