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体系革新观点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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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原因

国际货币体系历经百余年艰苦探索形成今日之格局，其中不乏智慧闪耀之处，但总体看依然积弊丛生无法令人满意，甚至多次成为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一)美元危机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直接诱因。一百多年来，美国依靠世界头号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的地位，在全球贸易结算体系中使美元一直保持储备货币的地位。在应对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为刺激国内经济发展，滥发美元，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使中国及世界各外币持有国财富缩水，引发了以中国为首的世界各国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强烈呼声。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平等的，美国是储备货币的最后提供者，如果美元严重贬值，全球经济可能会面临失控的风险。美元的泛滥必将导致世界对美元价值信心的丧失。

(二)世界经济失衡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因素。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金融资本的跨境流动呈现出独立运动态势，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也不再受到实体经济增长的约束，国际资本流动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国际生产增长率和国际贸易增长率，使得全球金融资本总量急速膨胀并远远超过实体经济总量。随着东亚地区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崛起和对外贸易量的不断扩大，必然要求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能够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供给以满足资本需求。大量的国际资金流向了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相关国家的顺、逆差规模扩大，全球经济进一步失衡。同前几次国际经济失衡相比较，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且顺差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美国成为了逆差的主要承担国。全球经济失衡中贸易逆差国是美国，而顺差国却随着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在不断变化:由日本、韩国转移到中国、东南亚，进而向南亚、非洲和南美洲国家转移。贸易顺差的背后是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源源不断地从美国流出，流入到相应的顺差国。此次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正是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危机的恢复过程也是对现行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自我完善过程。

(三)美国金融危机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要求更加迫切。自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就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各种方案，面对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有人提出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特里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定位。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各国对当前货币体系的思考。首先，美元霸权地位助长了此次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普遍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助长了美国的过度负债和过度消费，而后者又助长了本次金融危机。其次，欧盟期待通过改革提升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基于这一战略，2008年11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反复强调有必要改革美元独霸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再次，在现有美元储备货币体制下，中国等外汇储备大国面临美元贬值的风险，因此这些国家希望建立健全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基于以上几方面的因素，一些学者和一些国家政府纷纷要求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制。

二、国际上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不同方案

自现行的牙买加体系成立之日起，由于体系内部本身的缺陷，使得国际经济经常发生很大震动。因此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各国学者与专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就提出了不同的建议。这些改革方案主要有:回归新金本位制、重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单一世界货币及世界中央银行。

(一)回归新金本位制。坚持回归新金本位制的经济学家认为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已经构成倒金字塔的结构，全球所有国家应该同时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联盟，来一致确定或同时变更其货币相对于黄金的稳定关系，这样既保留了目前金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全球福利增进又克服了资本积累和世界经济的虚拟化。

(二)重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改革方案是在1997年2月15日至17日德国席勒研究所与高克斯国际劳工委员会在瑞斯顿通过的紧急呼吁书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在目前全球金融投机泛滥和国际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不能稳定各国经济，世界各个主权国家需要采取联合行动，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全球性债务重组和恢复固定货币汇率制度。而持有类似于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观点的，还包括美国人林登•拉鲁什、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的阿莱等，其中将莫里斯•阿莱的改革方案称为“彻底改革方案”，并将这个方案概括成七个要点:一是完全放弃浮动汇率制;二是实行可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的汇率制;三是禁止货币竞相贬值的做法;四是在国际上完全放弃以美元为结算货币、汇兑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记账单位;五是将WTO和IMF合并为一个组织;六是禁止各大银行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汇兑、股票和衍生品方面从事投机活动;七是通过适当的指数化在国际上逐步实行共同的记账单位。

(三)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观点，他认为应当将IMF转变为拥有真实的世界货币发行权的世界中央银行，把世界银行变成一种基金，使它能够从德国和日本等国吸收国际资本，并注入到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同时重建联合国体系，使之成为政治和经济谈判的场所，以便于把世界主要地区的金融活动和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建立起来。

(四)建立单一世界货币及世界中央银行。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并让其发行统一货币的思想，最早源于哈耶克1937年出版的《货币的民族主义和国际稳定》一书。这种观点提议，各国至少把他们的国际储备的一部分存入世界中央银行，由世界中央银行印发世界货币来作为控制世界货币供给的一种手段，各国都实行绝对的固定汇率制。如果货币长期地按固定汇率挂钩在一起，那么走向共同货币就变得非常容易。其最终目标就是走向一个世界范围的货币区。

三、我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观点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各国政府与专家学者再次将目光聚集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上，这个存在已久的话题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广泛争议。其中引起很大关注的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基础上创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改革方案。

(一)创建超主权国际货币。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提出应该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而这种“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改革方案与以前学者提出的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并让其发行统一货币的思想是相似的。他认为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二)建立世界金融组织。国内学者陈志球、虞群娥认为牙买加体系是对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做出的客观选择，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国际环境。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不能适应这一变化。他们主张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

四、构建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

(一)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原则。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原来体系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制约，才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才能够更好地表达各个国家的平等的利益需要。

1.要代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新的货币体系不能够再被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所掌控，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尤其要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具有的地位和权利。

2.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利益分配问题将是建立金融新秩序的一个核心问题，新秩序的建立要基于共同的利益基础才能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3.国际收支调节机制要兼顾稳定性和灵活性。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稳定性对于稳定货币体系和经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应该和经济的步伐相适应，还要强调其自身的灵活性。

(二)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思路。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欧元、美元、人民币三大国际货币相互制约和平衡的格局。在美元、欧元、人民币等主要货币成员之间设立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汇率稳定协调机制，通过彼此间的协调与合作使得三者之间的汇率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当汇率稳定超过目标边界时，在政策的约束下，各国有义务采取干预措施。图1描述了新货币体系的协调机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思路如下:

1.国际本位货币的确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单位可以分为美元、欧元、人民币和特别提款权，在IMF账户中依据各国的经济实力和贸易方向确立储备货币之间的比例。

2.汇率机制。三大国际汇率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制，其余货币按照本文设立的区域划分与其保持浮动汇率制，欧盟使用欧元，北美贸易区内的国家和南美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澳大利亚、非洲、亚洲内的国家货币与人民币挂钩。

3.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实施固定汇率调节和浮动汇率调节相结合的调节机制。三大货币之间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确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当出现失衡时，三大经济体之间在IMF的监管下，依据世界经济波动的幅度确定出可以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同时，其余各国可以根据国内经济状况采取浮动汇率制。

4.强化IMF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IMF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载体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IMF进行改进:增强IMF的独立性;取消原有的份额制，建立一个处理危机的平等对话机制，实现会员国之间的真正平等;在共同运作方面，一方面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危机预防机制，另一方面在实施补救措施时，充分尊重各国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