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形成与结构

导语：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形成与结构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信息与知识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企业创新成长网络化特征明显。在市场机制和政府主导下，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企业技术创新网络。一方面，在市场机制推动下自发形成围绕技术领先的核心企业，以技术为连接点，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有效配置的创新网络；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引导创新要素在产业集聚地凝聚，积极搭建技术共享平台，推动区域内企业创新。通过对这两种典型的创新网络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深入讨论市场与政府在网络形成中的作用边界，认为政府在市场主导的创新网络中，应发挥“中性政府”职能；而在政府主导的创新网络中，应建立科学的退出机制；在网络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应实现“有为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职能转变。

关键词：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市场与政府；后发企业；政府作用

边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企业创新成长显著。在构建创新型国家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新时代背景下，各地陆续建立高技术产业园，希望通过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凝聚大量的创新要素，从而使之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企业技术创新网络，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创新机制。尤其是在“互联网+工业”的背景下，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提升效果愈发显著。

一、企业技术创新网络构建的理论基础

2016年以来，中国学术界围绕产业政策展开了持续较长时间的争论，争论中汇聚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政策反思。从中可以发现有诸多学者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并结合自身特点形成发展模式的二次创新，甚至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自主创新之路。根植于中国的本土经济学，如新结构经济学和演化发展经济学，为解决中国经济深层次结构性失衡提出了政策主张，指导中国的改革“爬坡过坎”，助力中国经济向更高质量、更高层次发展[1]。当下中国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发企业，尤其是作为中国经济主体之一的中小企业的创新成长理应成为重中之重。从这一角度出发，后发企业同样存在模仿领先企业的发展模式和技术创新模式的现象，而后发企业实现技术赶超的有效途径是嵌入或构建创新网络。因而，将新结构经济学与演化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从宏观研究层面过渡到企业创新微观层面也是恰当的，进而可以形成企业技术创新网络构建的理论逻辑。（一）后发优势理论。后发优势，是亚历山大•格申克龙[2]基于意大利、德国等的工业化发展成功经验，指出工业化落后国家可以吸收工业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成功管理经验。因而，对于后发企业来说，通过大量吸收先进企业的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与其他企业的差距。后发企业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在企业内部的组织安排上学习、模仿领先企业的成功发展模式，实现产品复制。但是，核心技术的复制较为困难，实现技术超越则更难。众多后发企业从外在非关键技术入手进行模仿，而核心技术因为无法模仿，往往在技术创新上有名无实，陷入“山寨”的怪圈。因而，后发企业的技术赶超之路应由难而易，只有攻克核心技术才能克服后发劣势。由于核心技术的攻克难度太大，单个企业往往无法独立完成，因而嵌入或者自行构建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可以使后发企业利用网络，实现共同创新成长。（二）要素禀赋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最早是赫克歇尔于1913年提出，后经俄林和萨谬尔森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H-O-S理论模型。要素禀赋理论揭示了不同国家国际分工的原理，并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思路。与此类似，不同企业所具有的要素禀赋是不一样的。横向来看，企业的技术创新禀赋受其产品在产业链中位置的影响。一般来说，处于核心位置的企业，产品技术附加值较高，是产业链的技术主导企业。另外，纵向来看，同一企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时，其技术创新团队的创新能力与创新特色同样存在较大差别。类比林毅夫[3]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思考，后发企业实现后发优势的关键，在于选择后发企业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确定企业内部的双元学习平衡结构，并明确为不同发展阶段设立不同的重点创新方向。因而，组织学习结构的变迁对于后发企业而言，其时空分离的突变模式破坏太大，只能通过渐进式双元结构动态调整，即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推进技术赶超。因此，寻找可以长期稳定合作的企业并与其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共同进行利用性学习与探索性学习的交互，通过搭建技术创新公共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技术的外部效应限制在技术创新网络内，从而提高网络内企业的学习与创新效率，促进技术在创新网络里不断进行内生演化。（三）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李嘉图[4]认为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即劳动成本的差异，各个国家应专门生产并出口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劳动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这样就能获得比较利益。AnoopM.等[5]将比较优势概念从宏观的国家层面向下延伸到微观的企业层面，提出了比较企业优势观。因而，后发企业可以在进行组织学习制度安排时，选择相对容易突破的技术方向。同时，在企业的技术赶超中存在这样一个现实情况：当一个企业的某项技术创新可以被模仿时，该企业的竞争对手却未必会进行必要的投资以复制这项技术，而是将资源配置到可用于其他收益更高的技术创新上。这表明，考虑到机会成本，后发企业未必要一味地进行技术模仿。如果把探索性学习理解成是对新技术的研究与新产品的开发，那么利用性学习则可以被理解为对现有知识的学习与对现有产品的革新。因而对于后发企业而言，实现技术创新存在“从有到有”的二次创新，以及“从无到有”的原始创新。因此，在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内，组建的企业联盟，可以依据企业间的比较优势原理，各自选择不同的创新方向，以实现互惠式的知识溢出与技术交流。（四）企业家精神与有为企业。后发企业与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型升级过程。企业家精神在企业的技术赶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转型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成功实现由创新性企业家精神驱动的“路径创造”[6]。后发企业仅依靠企业内部的学习子单元进行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是很难实现技术创新的，因而更需要一个具有熊彼特意义的企业家精神的“有为企业”。“有为企业”强调企业需要动态调整企业内部组织学习的制度安排，灵活配置学习双元子单元的资源约束，其不局限于单一的双元学习理论，还主动利用企业组织外的资源来优化企业内的组织学习制度安排，以提高学习效率。因此，一个“有为企业”必须寻找并嵌入符合其要素禀赋的特定企业技术创新网络，才能有利于后发企业在技术创新网络内优化学习的双元结构。同时，“有为企业”理所当然地在企业技术创新网络中占据核心位置，从而与网络内更多成员衍生出合作关系。

二、企业网络化创新成长的原因

当下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企业间的价值网络联系愈加紧密，后发企业的技术创新从企业内部进一步扩展到企业间的技术创新，从单一企业自我创新成长转向网络化创新成长。后发企业的创新成长呈现网络化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知识经济下互惠式学习催生企业网络化成长需求。企业利用创新网络可以提高创新活动的绩效[7]，因而企业对创新网络的利用能力（也称为网络能力[8]）越强，对其创新绩效的提升就越有效。在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大背景下，地方产业专业镇或产业开发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地方产业集群为核心的创新网络。产业集群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产业集群知识网络多维嵌入性正向影响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9]。集群企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嵌入产业集群的知识网络当中，成为创新网络的一部分。由于创新网络的自我创新演化与网络内企业协同创新成长的耦合关系，网络创新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会提升网络内企业的学习效率，反过来企业创新也会进一步提升网络的创新张力。（二）后发企业非线性成长的动力促使其寻求非线性成长的路径。后发企业面临着生存与成长的压力，一步一步地提升生存能力、扩大生产规模的线性成长模式已不再适用。进入21世纪以来，技术飞速发展，“工业4.0”时代逐渐开启，创业门槛进一步降低，企业数量暴增，市场竞争加剧。在资源限制下，企业非线性成长的需求显著增加。企业网络化成长趋势为企业提供了非线性成长的土壤，共享、互惠、协作的学习为企业爆炸式成长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在互联网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工业互联网是中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核心，实施智能制造、建设工业互联网企业级平台也是中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10]。中国经济深度融合“互联网+”的趋势不会改变，这为企业成长提供了诸多非线性成长的机遇，成功案例如蚂蚁金服、拼多多等。正是在这些成功案例的示范作用下，后发企业愈发注重寻求非线性成长的路径。（三）不同双元学习平衡结构带来不同的创新绩效，受制于资源约束的单个企业无法保持利用性学习与探索性学习齐头并进。知识的异质性使学习具有双元性，双元学习对双元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不同企业内部的知识基宽度与深度不同，具有不同的双元学习能力，因而演化出不同的创新路径。网络内成员关系处于既合作又竞争的状态，因此，企业在构建网络时需要首先考虑合作伙伴所具备的资源本身，再通过设计不同的网络结构和关系结构来接触并获取所需的资源溢入[11]。因而，双元创新驱动着企业的双元学习结构不断分割与融合，使企业某一时期专注于某一类学习，并选择性地外部化另一类学习，如此反复。与此同时，企业的创新方向与目标也随之不断调整变化。

三、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的基本类型

嵌入什么样的创新网络与选择什么样的合作伙伴，对于企业外部化学习的方向选择以及建构内外复合双元学习平衡的结构安排，尤为重要。另外，网络强度和网络稳定性分别正向调节双元创新与创新企业绩效间的关系[12]。因而本文查阅了大量文献与案例，梳理了几种主要的创新网络模式，并根据创新网络的参与创新主体情况将网络分为两个层次。（一）简单的创新网络。第一层次的创新网络中，参与创新的仅为双主体，网络节点间为一对一的合作关系，表现为校—企合作型或企—企合作型，是一种简单的创新网络。这种结构单一的创新网络，并不意味着网络处于封闭状态，其形成是由于成员之间的合作指向性强，彼此合作度高。校—企合作型结构是指企业选择的外部合作者为高校院所，并建立一对一的合作关系，即企业在某一领域只与某一高校院所进行战略合作，同时高校院所也在这一领域只与该企业进行合作研究的网络结构。显然，高校院所在探索性学习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因而在这种强网络关系里建立互惠式学习机制，企业可以实现将探索性学习完全外部化[13]，从而专注于利用性学习创新的生产转化，将探索性学习创新交于高校院所，最终通过双元创新融合，实现协同创新成长。企—企合作型结构是指两个企业在按照自身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互惠式创新的网络结构。一般来说，两个企业的产品或技术的互补性很强。单一企业无法同时进行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只能通过建立强网络关系，进行长远的技术创新决策。如设计型企业与代工企业，前者在产品设计、探索性学习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注重技术的内生性演化，走“从无到有”的原始创新之路；后者在产品生产、利用性学习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是在“干中学”下进行技术的转型升级，形成从模仿到二次创新的技术创新路径。（二）复杂的创新网络。在实践中，由于产业结构与产业集聚的现实，简单的创新网络往往会进一步拓展为由多主体共同参与、交错合作的伙伴关系，从而形成复杂的创新网络。一般表现为由产业集群与众多高校院所通过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来互动交流，实现信息联动、技术共享、商务合作，从而带来网络内的协同创新成长。这种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网络内节点与节点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交错连接的，每一个成员都对网络内其他成员保持开放。根据参与主体的不同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产学研合作型与政产学研合作型。产学研合作型结构，指企业、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建构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与以高校院所为技术供给方之间的创新网络，是技术创新主体的协同与集成化，通过对技术创新生产要素的重新有效组合，实现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的对接与耦合。因而，在此模式下，拥有一定技术优势或者处于关键节点的核心企业可以通过产业链的合作关系聚集大量中小企业，联合具有合作关系的高校院所共同组建创新平台，并成为网络的主导力量。一般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往往主动参与地方经济，通过招商引资、出台优惠政策，引导产业集聚，形成政产学研合作型的创新网络。由同行业的企业或者上下游企业集聚而形成的产业集群，成员之间存在经常性商务合作，因此相互信任度较高。同时，较多的高校院所参与到网络中，与不同成员建立合作关系，也有利于高校院所综合、全面提升科研能力，这使得网络结构较为复杂，交错学习机会增加。政府与其他服务机构的加入，使得创新平台的稳固性得到增强，网络内的决策机制使资源分配更加合理化、公平化，能有效消除网络结构失衡，避免资源过度向占据关键结构洞的企业倾斜。这种模式下，参与创新的主体表现为“政、产、学、研”四位一体，常见于专业镇式的创新网络，其一般结构如图2所示。集群企业政府与其他服务机构公共创新平台高校院所图2政产学研合作型的一般结构这种模式下，政府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可以通过政策优化，吸引产业集群落户专业镇，打造园区经济。而基于该创新网络的互惠式学习机制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实现学习的外部双元平衡，形成互惠式技术共享与交流。如东莞市横沥镇模具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是由横沥镇政府牵头组建，通过在园区内集聚我国模具相关企业，并依托上海交通大学、东华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东莞理工学院、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技发展中心等6家高校院所，构建以模具为中心的技术服务平台，为园区内企业提供技术升级、新产品研发和生产服务[14]。

四、两种典型创新网络的比较分析

在上述基本网络结构的基础上，不难看出促成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形成的动力因素是不同的。从根源上说，参与创新的主体都具有一定的动机，因而主导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形成的力量可以分为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本部分将对产学研合作型创新网络与政产学研合作型创新网络两种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一）产学研合作型创新网络的形成，从参与主体来看，企业是主导方，因而可以将之归为市场作用的结果。张维迎[15]认为“企业家是市场的主角，发现和创造交易机会是企业家的基本功能；正是通过企业家发现不均衡和套利，市场才趋向均衡；正是企业家的创新，使得市场不断创造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并由此推动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因而，企业为了获取长期利益，必须不断进行技术的创新、升级。尤其是对于技术龙头企业而言，要想在竞争中保持不败，则必须保证技术处于长期领先地位，因而需要加大自主创新的投入。但是，受企业家认知能力的限制，无法确定哪种技术会成为未来的主导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通过联合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企业、高校院所等，一方面可以分摊创新成本，分散化创新实验，从而提高创新绩效；另一方面可以将非核心技术外包，提升整个创新网络的创新效率，避免出现无法将技术变现的情况。只有将技术在产品生产中变现，才能将技术创新转化为利益提升。进一步分析企业结构，不难看出产学研创新网络是以一家技术领先企业为核心结构洞，或者由几家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企业占据核心结构洞的网络。如现今的手机制造商华为，由于其自身在5G、芯片、系统等方面有一定的技术领先优势，利用合作伙伴关系，构建了以华为为中心的产业链集群，实现了彼此互惠式学习、利益共享。华为手机器件和组装的很多工作，不是自己建厂加工生产的，而是由众多代工厂来完成的。华为的外部合作者主要包括三大类：产品测试、代工组装、产品运输。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2018年华为年报公布的核心92家供应商中美国33家，中国大陆25家，日本11家，中国台湾10家，德国4家，瑞士、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各有2家，荷兰、法国、新加坡各有1家。由此可以看出，在互联网信息背景下，互惠式学习模式所依赖的创新网络不再局限于地域。随着经济全球化，产品生产创新价值链全球化，跨地域寻求更适合的外部合作者越来越普遍。由华为的案例可以看出，在“互联网+工业”背景下，产学研合作型创新网络并没有局限于某一地域，而是以技术为连接点，在全球范围内构建。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与知识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跨地域寻求更适合的外部合作者使得产品生产创新价值链全球化。因此，开放的互惠式学习机制的影响越来越大，进一步推动产业链的全球拓展，知识创新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溢出，创新网络演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倒逼核心企业加速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使技术创新要素实现帕累托最优。（二）在政产学研合作型创新网络中，多种因素发挥各自作用，共同搭建完善创新网络，通过创新中心、企业、技术共享平台、高校院所、金融等服务机构等综合驱动由于此模式中没有哪家企业能在技术上成为关键核心，整个创新系统内，各要素相对均衡，很难自发进行相对频繁的技术交流、共享行为。林毅夫[16]认为，“有为政府”产业政策的因势利导，可以推动新技术的创新与创业技术的升级。地方政府可以先投入一定的启动资金，通过产业政策吸引产业链相关企业，并积极引入区域内外高校院所，共同参与创新平台运营、产业公共创新服务、核心技术研发等，发挥发起者和主要组织者的作用。比如中山市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围绕健康产业“形成了两个圈层的网络结构：第一圈为根据知识基间距的远近，网络内企业形成工艺技术、检测技术、中试研究、cGMP生产、临床试验等多个公共技术共享平台，为企业提供研发、中试、检测检验、成果转化、金融资本等一站式专业化服务；第二圈为围绕着公共技术共享平台而形成的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院校、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设立的开放式研发平台”[17]。广东省中山市政府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建立了由政府牵头、市场化主导、多方协同、互利共赢的协同创新实体组织。一方面，政府为处于创新系统内的企业提供更多学习交流的机会，使创新学习在网络内与企业外实现双元平衡，进而促成企业间的互惠式创新；另一方面，政府不断地招商引资，吸引更多企业在地域上形成更大规模的集聚效应，拓展企业合作交流的范围，并积极为网络企业寻找系统外的合作者，使创新网络与外部实现双元平衡，从而让互惠式学习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两种典型创新网络比较的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五、市场与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网络中的作用边界

政府在产业技术创新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应不应该出台一些产业政策促进技术自我演化，在学术界是由来已久的争论。当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政府应该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以促进技术升级与内生演化。但是，学术界关于政府在产业创新中的作用边界的争论从未停止。当前，基于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基本现实，产业创新其实是由大大小小的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共同推进的，选择嵌入合适的企业技术创新网络或自行构建创新网络是企业实现技术赶超的必由路径。嵌入网络或构建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后，根据由企业自身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企业可以选择将部分学习机制外部化，从而形成互惠式学习机制。不同的互惠式学习模式依托的创新平台受地域、产业、企业成员、政府参与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的具体结构因主导力量的不同而不同，进而形成以市场力量为主导的产学研合作型创新网络和以政府引导为主的政产学研合作型创新网络。基于经济学的共识，政府经济职能的界限在于对市场失灵的界定。因而，对于已经完成了优胜劣汰、技术被少数核心企业掌握的产业链，应当由市场自行完成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的构建，让那些掌握关键技术的核心企业自行依托产业链的合作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筛选合适的合作伙伴。此时，核心企业已经具备足够的力量，可以建构以自身为中心、以技术为连接点的网络关系。地方政府在此类网络中，应当行使“中性政府”职能，充当企业的联络人，提供软硬件支持。而对于那些无法形成核心的产业链，市场机制很难调节企业间的竞争关系，此时需要地方政府积极介入，行使“有为政府”职责。地方政府在地缘与政治上具有特殊地位，因此应充分发挥政府在地区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构建中的作用，因地制宜构建合适的互惠式学习机制，发挥创新系统协同创新的作用。但是，在创新网络的构建与治理中，为避免过度干预，使创新网络趋于行政化，应以市场为导向、以政府调节为主，让系统内成员自行选择与决定如何进行外部化学习，从而实现学习的复合双元平衡，提升系统创新活力，实现真正的互惠共赢、协同成长。同时，地方政府应建立科学的退出机制，以明确“有为”的界限。政府介入是在市场机制无法起作用的情况下，那么退出时机也应当是在市场机制能发挥资源配置优化作用的时候。一是，当政产学研合作型创新网络进入成熟期，已经能自行运转，具有较强的自生能力时；二是，如果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内已有企业通过竞争与合作在技术上率先突破，成为核心技术企业，具备了自行构建与在全球范围内筛选合适的合作伙伴的能力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方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在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形成的过程中，政府是“有为”还是“有限”，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罢了。

作者:李先科 单位:广州大学松田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