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创新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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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演化经济学原理，依托1992—2018年哈萨克斯坦工业相关数据，从战略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3个层面建立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发展演化框架。结果表明: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是在战略理念引领下制度推进技术进步的结果。但从工业创新的实际效果看，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程度尚低，各因素与工业创新能力的关联度不高，并不符合知识函数指数级增加的假设。劳动因素、制度因素成为推进哈萨克斯坦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能源效率的主要因素，而研发支出不足成为制约其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应把握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发展前景，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进一步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

关键词:工业;创新发展;演化经济学;技术进步;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与中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接壤，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连接欧洲和亚洲的核心区域。1991年独立伊始，哈萨克斯坦迫切期望实现工业创新发展，并从战略层面探索经济创新方式，先后提出“2030战略”“2050战略”“光明大道”等新经济政策，利用经济政策、机制改革、科学技术与实体组织的融合，实行强制转型，成功摆脱俄罗斯模式的影响。1992—2018年，GDP年均增速3．6%，特别1999年以来年均经济增长率达6．6%。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轴心国家之一，哈萨克斯坦是经济发展程度最好的中亚国家，研究其工业创新发展程度及影响因素对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意义重大。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质量偏低，过度依赖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资源采掘业，而经济阶段性快速增长掩盖了这一缺陷，致使哈萨克斯坦经济过度依赖国际资源市场，经济自主能力较弱。1997年金融危机及后危机时期的经济衰退使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增长率骤降，暴露出其经济发展易受外界因素影响。但每次危机后，哈萨克斯坦政府均及时出台有效措施，止住经济下行趋势。危机中的经验教训使哈萨克斯坦充分认识到本国经济结构的潜在风险，下决心创新经济发展，并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下一阶段国家发展的重心。作为充满发展活力的年轻国家，哈萨克斯坦经济结构转型能否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哈萨克斯坦创新工业发展能否为中哈合作带来新的契机?回答这些问题，对进一步延伸中哈合作具有深远意义。当前，国内外专门研究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发展的文献不多。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阶段［1］、经济合作成效及潜力［2－3］、经济结构转型特征及发展空间［4］。在为数不多的哈萨克斯坦创新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以战略创新为引领，调整科技体制机制，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推动新技术的使用［5－7］。戚文海首次运用演化经济学原理分析哈萨克斯坦创新体系，认为哈萨克斯坦创新发展战略的演化性特征是其创新发展战略内在的理性的必然选择［8］。抛开地域研究范畴，当前世界创新理论的发展实现了由定性向定量研究的转变。熊彼特创新理论诞生后，创新被定义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引领学术界从生产角度研究创新。此后，P．M．Romer［9］，Z．Griliches［10］分别将思想、知识引入生产函数，定量研究创新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但创新过程的复杂性、非线性及不确定性为量化研究带来了难度，学者们抽象、简化创新过程，从流动价值链视角理清创新要素流动机制［11－12］。基于此，本研究立足演化经济学原理，用知识生产函数解释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发展演变及影响因素。

1研究原理、逻辑与数据

1．1研究原理。哈萨克斯坦以战略、制度、技术为基础的经济转轨演变进程符合演化经济学原理。演化经济学原理认为经济演化与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物种演化具有近似性，关注时间、历史不可逆中的经济进程，重视制度、惯例、文化、创新、政治格局等在经济演化中的作用，强调制度变迁、技术变迁以及变迁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因素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奉行动态的、演化的有机世界观，以惯例和创新等适应行为代替理性行为，以有序结构代替均衡结构，重视历史对现状的影响，主要涉及组织、技术和制度3个维度，并逐渐关注空间地理维度。1．2研究逻辑。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是在战略创新驱动下，由制度变迁、技术变迁推动的经济变迁过程(图1)。从时间纬度看，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发展战略演变充分展现哈萨克斯坦历史遗留的社会规范、文化遗产及政治信念，先后历经战略缺乏期、进口替代战略期、结构调整期、多元发展推进期。最基本的制度改变是工业创新的根源。在战略引领下，哈萨克斯坦制度创新既受到传统文化、风俗习惯、思维范式的约束作用，又受到人类动机、知识及意外情况的综合作用，历经以价格管理、投资政策、税收政策等来解决经济危机的数量型经济制度，以及以制度改革或系统转变来解决经济危机的质量型经济制度，其主要目标是通过约束机制为社会各主体提供发挥创造潜力的更平等的机会。技术创新作为战略创新、制度创新的落脚点尚处于萌芽期，政府提供空间鼓励试验，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培训、信息化、机制改革等方面推进技术创新。1．3研究方法。1．3．1泰尔指数。度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用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变迁程度［13］。计算公式为:T=∑ni=1{(Gi/G)|ln［(Gi/Pi)/(G/P)］|}。式中:T为泰尔指数;Gi，G分别为第i产业和所有产业增加值;Pi，P分别为第i产业和所有产业就业人口。T=0时，不同产业组间没有差异，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且泰尔指数越小，产业结构越合理;反之亦然。1．3．2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基于新知识投入产出的思想，认为新知识的产出由研发(R＆D)经费支出和研发人员投入要素决定。函数表达式为:Y=ARDαLβ。式中:Y为创新能力;RD为研发经费支出;L为研发人员投入;α，β分别为研发、劳动产出的弹性系数;A为随机干扰项。1．4数据来源。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于1991年12月16年宣布独立。因此，以1992—2018年为研究时段，研发经费可获取的只有1997—2017年数据。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率、创新型企业数量、国际竞争力、能源效率等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联合国商品贸易(UNComtrade)统计数据库、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2哈萨克斯坦工业发展的战略创新

哈萨克斯坦工业战略创新的演变是以经济制度转变为特征，包含技术变革的内容，历经战略缺乏期、进口替代期、结构调整期和多元发展推进期4个时期。2．1独立初的战略缺乏期(1992—1996年)。哈萨克斯坦曾是前苏联工业化所需的粮仓和原料产地，经济结构以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粮食种植以及石油开采为主。独立初期，哈萨克斯坦经济大幅度衰退，大批居民失业，生活水平下降。当时，哈萨克斯坦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推行公有经济的私有化改革，目标是尽快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止住经济颓势，克服落后的工艺状况，调整经济结构，恢复经济发展，基本完成了国有经济的私有化改革。这一时期哈萨克斯坦尚未有明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但已认识到重构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对科技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建立了自主科技政策和国家机构，成立了战略规划改革局，负责安排国家发展工业和预算拨付的优先顺序。哈萨克斯坦利用严格的监管政策和发行本币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及时止住工业生产下滑趋势。1997年，哈萨克斯坦经济体系趋于稳定，通货膨胀率由1994年的3200%下降至11%。2．2探索中的创新萌芽期(1997—2002年)。哈萨克斯坦关注本土加工业发展，重视从中长期规划经济发展。1997年，制定“至2030年的发展战略构想”，期望通过30多年的努力，步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为快速达到这一战略愿景，哈萨克斯坦确定了以发展石油、天然气为主，有色金属、黑色金属采炼和深加工为次的产业优先发展次序。1999年，哈萨克斯坦为振兴本国加工业发展，制定行业发展规划，提供优惠政策鼓励进口商在境内采购。随着工业发展的不断深入，哈萨克斯坦对资源型产业依赖产生质疑。特别是2000年，通过《哈萨克斯坦科学与科技政策构想》，彻底否定多年来以资源性产业为经济基础的发展战略，指出解决哈萨克斯坦现阶段的社会经济问题，必须制定一个有效的科技政策，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经济发展和国家进步的主导因素。通过经济战略的实施，2003年哈萨克斯坦成为首个工业发展恢复至1991年水平的独联体国家。2．3瓶颈时的结构调整期(2003—2011年)。哈萨克斯坦关注产业结构失衡问题，重视投资领域的战略调整，尝试减少经济对资源的依赖。2003年，哈萨克斯坦制定高科技生产领域投资优惠政策，首次提出至2015年经济摆脱对国际原材料市场的依赖，发展高附加值产业。随后，哈萨克斯坦立足产业结构调整，明确国家未来发展非资源型产业战略。2007年，国情咨文《新世界中的新哈萨克斯坦》指出应特别关注实施非资源型经济领域的投资项目，为发展新技术和效益倍增的油气机械制造、生物化学和石化产品的生产等创造条件。《2010—2014年国家加速工业创新发展纲要》强调加强国家规划和经济促进作用，推行公平竞争、自由市场基本原则、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奖励创业政策。2010年，国情咨文《新的十年，新的经济腾飞———哈萨克斯坦的新机遇》提出要着重发展农业、制造业、高新技术、资源深加工等产业。随着经济战略的调整，非资源领域企业数量增长数倍，但矿物燃料等出口份额仍然由2003年的61．2%上升至2011年的72%，产业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2．4转型中的多元发展推进期(2012年至今)。为转变过度依赖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等资源出口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面，哈萨克斯坦开始细化国家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方向，积极推进经济转型。2012年，提出“2050战略”，明确在2050年前使哈萨克斯坦跻身于世界最发达的前30个国家行列。为达到这一目标，哈萨克斯坦提加速推进创新工业化发展、实现农工综合体的创新转变、培育知识密集型经济、保障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完善政府工作机制等7个方面的优先发展方向。2014年，制定《工业创新发展国家纲要2015—2019年》，提出要重点发展黑色冶金业、有色冶金业、炼油、石化、食品、农药和工业化学品等14个实体加工业以及创新和航天工业两个行业，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2014年，提出“光明大道”新经济政策，推进工业、能源、交通物流、住宅公共事业、社会事业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扶持中小企业和商业经营。多元化工业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使资源型产业比重逐渐下降，矿物燃料等出口额占比由2012年的69．9%下降为2016年的60．7%，虽于2018年反弹至70%，但多元化工业创新战略初见成效。

3哈萨克斯坦工业发展的制度创新

哈萨克斯坦工业发展的制度创新是伴随着战略创新而进行的，每一个阶段的战略调整均有相应的政策制度。但是，哈萨克斯坦工业制度创新滞后于国家的战略调整。一方面，制度的出台与实施存在滞后期;另一方面，制度的执行达不到预设的效果。哈萨克斯坦工业制度的演变历经数量型经济制度期和质量型经济制度期两个过程。3．1数量型经济制度期(1992—2008年)。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密集出台制度政策，期望通过制度创新推进经济迅速发展。独立伊始至1995年，先后制定了《创新法》《创新基金法》《标准化法》，完善《哈萨克斯坦创新活动构想规划》等，建立创新管理机制。1996年出台《完善哈萨克斯坦科学管理体制》，把国家科学院、农业科学院以及科学和新技术部合并为国家科学部－科学院，专门制定国家科技政策。1999年首次颁布《专利法》，健全专利保护制度。2001年出台《科技法》，完善科技管理体系，将科学部－科学院改为科教部，统一领导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工作。2003年后，颁布《技术协调法》《投资基金法》等20余项法律法规，扶持开展科技活动，并开始实施一批交通及能源基础设施项目。然而，哈萨克斯坦经济创新发展仍然没有摆脱对资源的依赖，其绿色发展理念尚未落实到行动上。如1995年哈萨克斯坦批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9年签署《京都议定书》，但直到2009年，才正式签署了关于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决议。这一时期，哈萨克斯坦探索建立政策运行机制，试图激活创新活动，但制度建设仍然落后，市场交易行为受到人们约定俗成的价值观、传统风俗习惯等非制度性因素的干扰。3．2质量型经济制度期(2009年至今)。2008年金融危机后，哈萨克斯坦开始将绿色发展理念以制度形式加以落实，并加大了对科学技术活动的支持力度。2009年出台《哈萨克斯坦可再生能源利用法》，提出要减免可再生能源电力接入及储存费用，并制定优先审批可再生能源设施建设用地等投资优惠政策。同年，以欧盟税制为基础，开始执行《新税典》。此后，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中小企业迅猛增长，仅2009—2010年注册数量增加近3倍。随后，哈萨克斯坦逐渐完成国内工业领域法律框架的更新。2011年出台《国家支持工业创新活动法》《经济特区法》和《能源使用效率和节能法》，批准了工业化路线图和生产能力合理配置方案。2012年密集出台《国家支持创新产业条例》《节能法》和《天然气及天然气供应法》，制定保障措施，为哈萨克斯坦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奠定法律基础。2013年通过《创新型产业集群法》草案，明确了建立创新型产业集群的目的、活动原则及法律地位。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进一步用制度落实向“绿色经济”转型的理念。2015年制定新版《核能利用法》，对从事核能利用的企业提出包括电离辐射源监管、职工居民和环境保护等明确要求。2016年颁布《关于对哈萨克斯坦向“绿色经济”转型的部分法律修订和补充》草案，拟推行“绿色采购”，优先购买利用再生原料生产的产品。这一时期，哈萨克斯坦密切结合自然资源、人性化、科学化的潜力进行制度创新，制度运行机制逐步成熟。

4哈萨克斯坦工业发展的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战略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落脚点。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优化效率偏低、创新水平不高等问题突出，创新发展政策正处于实施阶段，对经济实体的调动与刺激略显不足。4．1工业创新基础薄弱。哈萨克斯坦在创新战略引领下，落实工业创新发展规划，建立投资者激励机制，创新活力连年增长。1997—2017年，哈萨克斯坦创新支出逐年增加，由1997年的0．65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2．21亿美元，年均增速6．3%。但其创新投入并不高，1997—2017年哈萨克斯坦的创新指数(研发经费占GDP比重)虽略高于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但却不敌乌兹别克斯坦，且呈逐年下降态势，最高值也仅为0．28%(2005年)，和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俄罗斯、中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说明哈萨克斯坦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对研发投入与科技创新的重视远不及世界其他国家，离国际普遍认可的创新型国家标准(2%)差距显著，尚未步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且科技研发缺乏保障，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4．2产业竞争力不高。哈萨克斯坦产业结构逐渐调整，第一、二产业分别由1992年的26．71%和44．59%下降至2018年的4．39%和33．5%，第三产业由1992年的28．7%上升至2018年的62．1%，产业结构总体上呈现“三二一”的态势。哈萨克斯坦产业结构的泰尔指数由1992年的0．53下降至2018年的0．22，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产业结构优化明显，优化程度优于塔吉克斯坦、中国，且平稳度高于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乌斯别克斯坦。但其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远低于俄罗斯，且优化效率落后于中国。说明哈萨克斯坦产业结构虽平稳优化，但产业调整效率较低，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其轻工、机电、日用消费品等制造业相当薄弱。4．3技术创新水平较低。能源效率是评价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1992年，哈萨克斯坦能源效率较低，自1997年以来能源效率逐渐提升，2001年后稳步提升至2018年的2．35美元/kg石油当量，其中2007—2013年是能源效率提升最快的时期。但是，哈萨克斯坦能源效率提升速度仍较为缓慢，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仍处在较低水平，未能把创新成果引入到实际的生产过程，并转化为参与市场竞争上的产品或工艺。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尽管总体排名由2008年的66位上升至2018年的55位，但创新能力由50位下降至95位，研究所质量由58位下降至82位，且研究与开发(115位)、创新公司发展(107位)等排名比较低。说明哈萨克斯坦创新体系各环节的相互关联度以及创新环境等尚未得到应有的发展。

5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发展影响因素

从工业创新效果看，哈萨克斯坦尚处于工业创新发展的探索期，市场决定技术创新的机制尚未建立。为弄清各因素对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发展的作用程度，立足新知识投入产出思想，利用1997—2017年数据，测算影响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能力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5．1模型构建。假设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发展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行为过程，不考虑社会事件、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对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对知识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得到如下表达式:lnY=c+αlnRD+βlnL+μ。式中:c为常数项;μ为随机扰动项。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后发国家来说，工业创新能力除受自主研发支出的影响外，还受制度、贸易过程中所产生的知识溢出的影响。考虑制度因素、贸易因素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构建扩展的知识生产函数。函数表达式为:lnY=c+αlnRD+βlnL+γlnF+δS+μ。式中:F为贸易因素;S为制度因素。根据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可获得性原则选取影响创新能力的变量(表1)。被解释变量创新能力(Y)分别以产业结构基尼系数(T)和能源效率(E)来反映。5．2结果与分析。为防止出现虚假回归，对变量进行单位根和协整检验，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但方程残差序列具有不平稳性，需采用逐一带入法建立回归方程。利用最小二乘法，建立12个回归方程(表2)。结果显示，资本、劳动、贸易及政策要素对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能力产生影响，但变量间的多元线性关系不显著，说明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尚处于起步期，要素投入与工业创新能力之间不存在预设的指数级关系。通过构建方程比较，分析影响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能力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5．2．1研发支出并未有效提高哈萨克斯坦的创新能力。方程Ⅰ、方程Ⅱ、方程Ⅵ、方程Ⅷ及方程Ⅻ回归结果显示，资本要素与创新能力之间的符号与预设符号发生背离。即研发支出增加并未优化哈萨克斯坦的产业结构，也未提高其能源效率。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单位，产业结构的泰尔指数则增加0．910个单位，而能源效率则下降1．826个单位。说明现有的研发支出水平并没有为哈萨克斯坦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反因投入过低而束缚了哈萨克斯坦工业结构的转型。5．2．2劳动因素成为与哈萨克斯坦创新能力关联度最高的要素。方程Ⅲ、方程Ⅸ的可决系数显示，劳动要素对哈萨克斯坦创新能力的解释度最高，其对产业结构优化及能源效率的解释度分别为75．5%，80．5%，分别高于第二大要素10．0，7．1百分点。且工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每增加1个单位，产业结构的泰尔指数下降2．793个单位，而能源效率则上升6．544个单位。说明工业领域的劳动投入是未来提升哈萨克斯坦创新能力的关键要素，而科技人才短缺，企业和高校的人才分布不合理，科研环境、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技的发展，是哈萨克斯坦面临的现实问题。5．2．3制度因素成为影响哈萨克斯坦创新能力的关键要素。方程Ⅴ、方程Ⅺ的变量系数显示，制度要素对哈萨克斯坦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仅次于劳动要素，其每增加1个单位，产业结构的泰尔指数下降0．508个单位，能源效率则上升1．039个单位。说明制度创新是推动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的重要因素，2009年以来的制度创新对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能力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5．2．4贸易因素对哈萨克斯坦创新能力的影响偏弱。理论上讲，哈萨克斯坦正处于经济增长的转型期，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中，会享受到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但从方程Ⅳ、方程Ⅹ的变量系数来看，哈萨克斯坦高科技产品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每增加1个单位，产业结构的泰尔指数下降0．197个单位，而能源效率上升0．652个单位。说明对外贸易并未使哈萨克斯坦创新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长期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使得哈萨克斯坦在国际贸易中始终处于产品价值链的低端，外商投资集中在矿石采掘业、能源勘探和开发等领域，哈萨克斯坦依托国外资金技术推进产业升级及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较大。

6结论与建议

6．1结论。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是在战略理念引领下制度推进技术进步的结果。从战略定位到制度制定，始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支持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的合作参与，探索科技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试图建立上下联动的国家创新体系。但从工业创新的实际效果看，哈萨克斯坦的工业创新仍处于初级阶段，技术创新则处于萌芽阶段，创新理念、制度与实际联系不够紧密，创新推动效果不明显，且创新型企业的比例偏低，活力不足。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发展还比较薄弱，各因素与工业创新能力的关联度不高，并不符合知识函数指数级增加的假设。国家扶持、政策干预仍是哈萨克斯坦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而市场决定技术创新的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制度因素、劳动因素成为推进其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能源效率的主要因素，外商投资、国际贸易对工业创新发展的技术效应偏弱，研发支出投入过低成为束缚哈萨克斯坦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6．2建议。哈萨克斯坦工业创新发展应推进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融合，激活市场微观主体活力，加快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制定鼓励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的政策，扶持金融机构及技术转移中介机构的发展，出台保证科研成果转化的措施，培育产业网络创新机制，提升产业协同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强化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发挥骨干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主导作用，引导和支持其建立技术中心、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等技术创新平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哈萨克斯坦应抓住中国新时展机遇，对接双方发展战略，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红利，提振本国经济发展及工业创新，促进两国经济共同发展。互相对接“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找准战略契合点，优化产业合作载体，推进双方产业合作的转型升级。依托产业合作园区，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延伸双方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的合作程度，提升哈萨克斯坦非资源型产业的竞争力。拓展两国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加强交通运输、新兴产业、绿色能源等方面的深度合作，促进双边贸易高质量发展，协力提升两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

作者:李金叶 郭扬 单位:新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