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

导语：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收集了2010—2013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发现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高管货币薪酬和高管持股比例与技术创新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年内召开次数与技术创新负相关。最后提出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意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议。

关键词:公司治理;技术创新;实证研究

1文献综述

自主创新在建设国家创新体系、驱动经济发展、实现转型升级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几年我国政府对科技投入呈喷发式增长，但效果却不明显。资料显示，我国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50%以上，95%的高档数控系统、80%的芯片、几乎全部高档液压件、密封件和发动机都依靠进口［1］。作为自主创新主体的企业，如何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是经济新常态下迫切需要攻克的难题。公司治理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通过治理结构变革来推动技术创新，必然对技术创新的权责利配置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它是增进企业活力、改善绩效的重要途径［3］。我国学者从多个角度研究了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任海云(2010)收集了2004—2008年A股主板676个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实证了股权结构与R＆D投入的关系，发现股权集中且有一定制衡的情况下，有利于提高R＆D投入，机构投资者与R＆D投入正相关，但国有股与R＆D投入负相关［4］。冯根福和温军(2008)以中国2005—2007年34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在股权结构的基础上，还考虑了高管持股比例和董事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实证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呈“倒U型”关系，国有股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负相关，机构持股比例和独立董事制度与技术创新正相关［5］。陈隆等(2005)以2003年7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实证了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和负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股权集中度与技术创新呈现U型关系，独立董事与技术创新负相关，资产负债与技术创新没有关系［6］。公司外部治理结构。谢言等(2010)则利用2007—2008年270家中国企业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层次回归模型，从外部治理的角度，研究了商业联系和政治联系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发现商业联系和自主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政治联系与自主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且知识创造发挥了中介作用［7］。罗明新等(2013)考察了高管政治关联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政治关联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技术创新［8］。综上所述，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基于传统的委托理论开展研究的，即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通过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引导股东、董事会、经理层或其他利益相关者有效地配置创新资源，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但可能是由于样本选取时期和实证方法不同，结论并未统一。在“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下，2015年2月总理又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显得尤其重要，在新背景下，如何发挥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关键作用，有必要重新审视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为此，本文收集了2010—2013年A股上市公司3760个样本的相关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公司内部治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再次进行实证分析。

2研究假设的提出

2．1股权结构与技术创新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制度安排的基础，它决定了公司各利益主体的权力分配，也影响着公司的技术创新决策。股权结构内容非常丰富，本文只考虑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股权集中度。虽然技术创新非常重要，但需要很高的研发经费投入，结果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创新失败，研发投入就构成企业沉没成本;即使创新成功，其收益也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实现。且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如果详细披露技术创新项目情况，也涉嫌泄露商业机密，给竞争对手传递了一种重要信号，因此技术创新天然具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是公司高管构建自己商业帝国的天堂。在分散的股权结构下，中小股东考虑到监督成本，不愿监督高管的经营行为，特别是专业性强的创新行为，容易造成“内部人”控制，因此分散的股权结构对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大股东有足够的动力监督高管的创新行为，使他们按照股东的利益行事，出于对企业核心竞争力和长远发展的考虑，大股东将会拿出切实行动，确保创新项目的有效投入和顺利产出，因此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有利于技术创新。为此提出假设H1:股权集中度与技术创新正相关。股权制衡。自从LaPorta等(1999)发现大股东持股是普遍现象，而不是分散的股权结构后［9］，公司治理焦点便从第一类委托问题转到第二类委托问题，即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问题。在“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下，董事会或高管人员的任命，主要是由最大股东控制，大股东甚至有可能与高管合谋将上市公司资源转移到自己控制的企业中去，也有可能利用技术创新项目的不确定性进行各种利益输送，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以获取控制权收益。宋小保和刘星(2007)构造了实物期权模型分析了股东冲突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面对不确定性的技术创新，随着信息不对称的加剧，大股东有更强的动力侵占中小股东利益［10］。为此，“股权制衡理论”认为，几个大股东分享控制权，能有效抑制大股东侵害，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因此提出假设H2:股权制衡有利于技术创新。

2．2董事会与技术创新

年内三会召开次数。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利机构，董事会是股东的业务执行机关，监事会是股东监督机构，它们都代表股东的利益，出于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肯定鼓励企业进行各种技术创新。因此提出假设H3:年内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三会召开次数与技术创新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国外许多研究都认为外部独立董事能有效预防内部人控制问题［11］，2001年中国证监会颁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里至少包含1/3的独立董事。国内学者也赞成利用独立董事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扩大董事会的视野，以发现前景良好的技术创新项目，因此提出假设H4:独立董事比例与技术创新正相关。

2．3高管薪酬与技术创新

由于技术创新的专业性，导致股东和高管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种问题的存在，需要一定的手段实现股东与人的激励相容。主要的方式是授予高管一定的剩余索取权，消除技术创新不确定带来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党印和鲁桐(2014)构造了多任务情况下的“股东经理模型”和“动态最优创新投资模型”，发现经理是股东时最有利于技术创新［12］，为此本文考虑高管货币薪酬和高管持股比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我们认为，技术创新费用当期投入，收益延期体现，会影响当年企业绩效。而高管货币薪酬是参考公司上年业绩确定下年发放标准的，对于风险厌恶型高管，当然不支持具有风险性和收益延迟性的技术创新项目，因此我们提出假设H5:高管货币薪酬与技术创新负相关。但当高管拥有公司股份时，高管不再发生短视行为，而是着眼于公司的长远战略目标，支持进行技术创新，因此我们提出假设H6: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正相关。

3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实证分析

3．1样本收集和指标选取

3．1．1样本收集

本文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4．0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库。首先选取全部上市公司，然后删除含有B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删除金融和保险行业，剔除st、pt公司，删除相关指标缺失的公司，最终收集了2010—2013年A股上市公司3760个样本的相关数据。

3．1．2指标选取

技术创新。测量企业技术创新的方法有多种。一种是用技术创新投入表示，如用科技人员投入、企业研发经费或研发强度表示。另一种是用企业创新产出表示，如用新产品产值、新产品产值率或专利数量表示，本文用研发强度=研发经费/营业总收入×100%表示。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一般用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本文用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股权制衡一般用Z指数(公司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第2大股东持股比例)、S指数(第2大股东至第10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H指数(前几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表示，本文用Z指数表示。董事会。参考大部分文献的做法，选取独立董事比例和年内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三会召开的次数作为董事会代表股东的监督机制。高管激励。选取高管货币薪酬(前三名高管平均薪酬)和高管股权激励(全部高管持股比例)作为激励高管的指标。控制变量。因技术创新具有高投入性、高风险性和收益延迟性，因此对当期财务现金充足性要求很高，所以把杠杆比例作为控制指标之一，并用资产负债率代表。企业成长性越好，未来的盈利能力越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实力越强，因此把成长性作为第2个控制指标，用净资产增长率(net-growth)表示。自1942年熊彼特指出大企业具有更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后，企业规模便作为影响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把规模作为第3个控制变量，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asset)表示。以证监会2001年行业分类为标准，把行业作为第4个控制变量。由于有72个行业，所以实证结果没有汇报它。上述指标的基本统计量见表1。从表1看，研发强度的平均值为0．59%，25%、50%、75%的分位数和最小值均为0，最大值为119.82%，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两级分化情况严重，且技术创新能力普遍较弱。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为62．06%，表明股权结构高度集中。但股权制衡平均值为3．51倍，中位数为2．31倍，说明一股独大现象很普遍。独立董事占比在33%左右，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年内三会平均召开7．55次，中位数为3．25次。前3名高管平均货币薪酬43．58万元，中位数35．28万元，因此高管货币薪酬很高。全部高管持股比例平均值为23．84%，中位数为14.30%，说明我国日益注重对高管的股权激励问题。

3．2实证分析

表2为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因Hausman检验全部为负值，以及F统计量的P值均小于0．01，表明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不为零，所以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模型(1)表示股权集中度与技术创新正相关，说明股权越集中，股东愈加注重公司的长远发展，通过技术创新投入谋求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假设H1得到满足，这与任海云(2010)的研究一致［4］。模型(2)发现股权制衡与技术创新负相关，这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Z指数，它是逆指标，该值越大表明股权制衡能力越弱，因此我们认为假设H2得到满足。但是结合股权集中度，我们认为，虽然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利于技术创新，但也不能出现“一股独大”情况，“一股独大”的大股东会通过技术创新项目的关联交易转移企业资源，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从而损害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模型(3)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技术创新负相关，与假设H4相反;模型(4)表明三会召开次数与技术创新负相关，与假设H3也不一致，但与陈隆等(2005)的研究结果相同［6］，与冯根福和温军(2008)的研究结果相反［5］。原因可能与我国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制度缺陷有关。首先看监事会，它由股东代表和职工监事组成，其人选和报酬均由控股股东或高管决定，因此指望下级监督上级的违法行为只能事实上被空泛化和形式化。再看独立董事，要求他们在公司战略、运作、资源、经营标准以及一些重大问题上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但我国独立董事多由大股东向股东大会推荐，由董事会集体讨论通过，一般为大股东或高管的熟人或朋友，因此人选不独立;其次独立董事津贴由董事会制定议案，股东大会审核通过，“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因此很多独立董事成为“花瓶董事”、“人情董事”、“挂名董事”也就情有可原了。最后看股东大会，它是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主要途径，但中小股东从监督成本和收益角度考虑，大部分采取了搭便车行为，放弃了监督的权利。因此，可能是这三会存在的制度缺陷，导致独立董事比例和三会召开次数与技术创新负相关。模型(5)和模型(6)表明高管货币薪酬越高，高管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利于技术创新，与假设H5相反，与假设H6一致。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对高管的激励机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因为高管货币薪酬是参照市场经济国家高管工资水平和上年业绩定价，其结果不但远远高于城镇职工平均水平，而且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2015年3月17日全球性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合益集团调查显示，中国高管员工薪酬差已经扩大至7.8倍［13］;其次是对高管实行股权期权激励的公司越来越多，表1显示平均值为23．84%。因此在这么高强度的激励制度下，高管有必要重视公司的长远发展，主动进行技术创新。

4主要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收集了2010—2013年A股上市公司3760个样本的相关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了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发现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高管货币薪酬和高管持股比例与技术创新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年内召开次数与技术创新负相关，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必须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意识。自主创新在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企业驱动经济发展，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但我国上市公司普遍缺乏技术创新意识，研发投入较低。技术创新投入固然有风险，收益也有不确定性，但这仅是借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企业高管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意识，只注重眼前利润，不愿或者不全力以赴地进行技术创新。华为是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标杆，2014年10月9日，华为以第94名进入Inter-brand在纽约的“最佳全球品牌”排行榜，这是中国大陆首个进入Interbrandtop100榜单的企业。当然，仅仅依靠高管个人进行创新还远远不够，必须营造万众创新的文化氛围，我国企业要好好学习华为全体员工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文化，切实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占领技术发展制高点，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是否完善，根本在于股东层面。虽然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有利于技术创新，但也要警惕“一股独大”的股东利用技术创新的信息不对称性，构造个人的商业帝国，通过关联交易侵害中小股东利益，因此要采取适度制衡、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其次是董事会层面，我国虽然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构建了一套权利相互制衡相互约束的机制，但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独立董事不独立、职工监事不敢监事等问题，还需对三会进行完善。最后是高管的激励机制。基于技术创新的风险性和收益延迟性，对高管的激励机制不仅需要货币薪酬的短期激励，也需要股权期权的长期激励。华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98．6%的股票都归“奋斗者”所有，任正非只占1．4%，这种激励模式促使华为员工主动“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进行各种研发活动，从而保持了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我国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日益与国际接轨，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也在逐年拉大，这虽然有利于技术创新，但更深刻的问题是:为什么高强度的高管激励机制没有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不是激励机制没有惠泽关键岗位员工所致?到底是什么粘住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翅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试点员工持股制度能破解这个难题吗?这将是后续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1］我国力争十年成制造强国［N］．华商报，2015-05-20(A1)．

［3］盛晓娟，陶秋燕，鲍新中．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分析［J］．科技与经济，2014，27(2):24-28．

［4］任海云．股权结构与企业R＆D投入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0(5):126-135．

［5］冯根福，温军．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8(7):91-101．

［6］陈隆，张宗益，杨雪松．上市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J］．科技管理研究，2005，25(9):137-141．

［7］谢言，高山行，江旭．外部社会联系能否提升企业自主创新?———一项基于知识创造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0(5):777-784．

［8］罗明新，马钦海，胡彦斌．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研发投资的中介作用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3，31(6):938-947．

［10］宋小保，刘星．股东冲突对技术创新投资选择的影响分析［J］．管理科学，2007(1):59-63．

［12］党印，鲁桐．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两个基本模型［J］．财经科学，2014(7):72-81．

［13］高管员工薪酬差扩大中国大陆达7．8倍［N］．新京报，2015-03-17(B12)．

作者:董梅生 单位: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