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决择论文：工业企业生态决择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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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苗泽华薛永基工作单位：石家庄经济学院

正如前文所述，政府部门往往不具备直接规制工业企业生态工程决策所需要的技术和时间精力。为此，政府部门可以委托一些第三方组织对企业实施规制，而在现实中这种模式也已经在一些地区正在尝试。为建立理论模型的需要，笔者做出如下假设：假设（1）：工业企业复合生态决策的主体是企业，规制的主体是政府（环境保护部门、社会保障部门等），而规制者是政府委托的诸如企业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等第三方组织。假设（2）：基于理性人假设，工业企业没有主动实施生态和社会贡献行为的主观动机；而政府没有充足的技术和时间精力完成数量庞大的检查和规制工作。因此，政府委托第三方实施规制行为。博弈关系及其策略选择在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政府、规制者和工业企业形成了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其博弈关系结构如图1所示。企业的策略选择出于理性人考虑，企业会在寻租和不寻租之间进行选择，即企业的策略空间为[寻租，不寻租]。如果企业选择不寻租而选择按既定的文件实施生态和社会决策，企业则没有寻租的收益，自然也不存在寻租成本。如果企业选择向规制者寻租，则会面临两种结局，即规制者接受工业企业的寻租，并按其意愿行事，或者规制者拒绝企业的寻租，甚至为此惩罚企业。显然，在博弈的整个过程中，企业是否将寻租动机转化为实际的寻租行动，取决于其寻租收益和寻租成本之间的比较。如果企业在寻租中的获益大于其寻租成本，企业将按照理性人要求进行寻租。如果企业在寻租中的获益小于其寻租成本，企业按照理性人要求不进行寻租。规制者的策略选择规制者可以选择与企业合谋欺骗政府从而在生态和社会规制上给企业更多方便，它也可以选择不与企业合谋并如实向政府汇报。显然，作为理性人的规制者是否与工业企业合谋取决于政府的检查力度。如果政府不进行监督查处，他可以与企业合谋也可以拒绝与工业企业合谋。如果政府进行监督查处，规制者与企业合谋虽然得到企业的“报酬”、佣金的好处，但可能被政府发现而被吊销规制资格，甚至遭受严厉的惩罚。当然，此时若不与企业合谋则没有佣金收入且同时也不会得到惩罚。综上所述，规制者的策略选择结果为[合谋，不合谋]。与企业类似，规制者的行为仍然取决于成本和收益的大小。此时，规制者的收益主要是“报酬”和佣金。规制者的成本主要是被寻租收买而与之合谋的心理成本、掩饰成本以及一旦被发现后被惩罚的损失等。政府的策略选择政府在接受并实施三层次规制机制时，需要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进行监督和不进行监督之间做出选择，即政府的策略选择结果为[监督，不监督]。在监督的情况下，政府直接抽取一定的样本去检查政策的执行情况，得到一定的真实信息。同时，政府也可以不去监督，直接听取规制者的书面或口头汇报。如果政府选择监督并发现规制者与企业合谋，则对其进行惩罚，甚至吊销其规制资格。当然，如果政府选择不监督，政府可能因规制者与企业之间的合谋而得到错误信息，并最终导致公共利益的损害。

策略选择的比较在三层次规制机制中存在着复杂的博弈关系结构，影响着政府、规制者和企业的决策。按照本节给出的政府、规制者和企业基本博弈关系，本文得到六种博弈结果，从企业、规制者到政府的顺序依次是：(1)寻租，合谋，监督；(2)寻租，不合谋，监督；(3)寻租，合谋，不监督；(4)寻租，不合谋，不监督；(5)不寻租，不合谋，监督；(6)不寻租，不合谋，监督。本文对这6种结果进行比较可得出如下结论：结论1：若企业、规制者、政府三方均选择方案(5)[不寻租，不合谋，监督]，则社会福利最大，但与经济理性人的假设相悖，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才可能出现；结论2：若企业、规制者、政府三方均选择方案(1)[寻租，合谋，监督]，则社会损失最大，企业、规制者和政府均需为此付出成本，这必然浪费社会资源及大量人力物力；结论3：若企业、规制者、政府三方均选择方案(6)[不寻租，不合谋，监督]，则是现实的最优设计，在这种策略组合中，由于政府监督的存在，规制者担心其被惩罚而在合谋中得不偿失，故选择不合谋。由于企业在谋求寻租的过程中觉察到规制者的不合谋选择而选择不寻租。这样，相应的政策效果便实现了。规制中的博弈分析由上述分析可知，策略选择(5)[不寻租，不合谋，监督]的理想情况往往很难实现。现实的情况是，由于经济理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企业很难不进行寻租。由于自身利益的存在，规制者很难不进行不合谋。由于技术和时间精力的劣势，政府很难监督到位。为此，需要分别分析企业、规制者和政府的行为，从而在机制设计上达到遏制企业寻租行为的目的。工业企业寻租博弈分析如果工业企业选择向规制者进行寻租，则其博弈基本关系如图2所示。

如何促进工业企业实施生态工程，不是政府或企业一厢情愿的事情。因此，设计政府激励性规制政策对企业是否实施生态工程既有约束，又有激励。政府在制定激励性规制政策中可以考虑以下几点：（1）政府应委托规制机构设计一种社会贡献和生态补偿机制，来调动企业实施生态工程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中，社会贡献和生态并非工业企业首要考虑的决策因素，且存在一定的成本，需要规制机构给予一定的成本补偿。一般情况下，规制机构要按工业企业实际成本和努力程度给予工业企业相应数量的货币补偿。另外，政府可以通过激励性政策,如对实施生态工程的企业根据其成效评估结果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现金补偿或无息贷款而实现对企业的激励。（2）政府在政策设计上应避免企业的逆向选择。在现实中，规制机构对工业企业是否实施生态工程及其决策的成本存在信息不对称，对企业成本、技术和努力程度的了解远不如企业自身清楚。同时，由于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企业之间利益的不一致性，使得规制机构和被规制工业企业的目标不一致。因此，在规制政策制定中必须考虑信息不对称问题，如果企业隐瞒信息，一经查实，要对企业进行惩罚，让其得不偿失。（3）政府要改变收益预期。在政府对企业的管制中，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博弈要选择一个平衡点，双方都应适当让利。另外，奖惩力度要加大，规制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上下级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考核也要从单纯考核GDP转向经济、生态、社会综合考核上来，并制定科学的考核指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