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东北工业发展思考

导语：苏联与东北工业发展思考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一、出版的相关书籍

学术界关于苏联与东北工业发展的专著现在还没有看到，学者们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只是将其作为中苏关系史的一部分，或偶有提及或一笔带过。出版的相关书籍也着墨不多，一般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苏联与东北关系方面。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中苏关系的宏观角度来阐述。如沈志华著的《中苏关系史纲》，杨奎松的《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李丹慧《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到对抗》，鲍里索夫《苏中关系》，孔寒冰《走出苏联》等，这些著作大体上都是从不同角度来考察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其从合作到破裂的原因。这些著作为研究1949年到1960年的苏联与东北关系提供了很多线索。一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和传记也有助于研究这一时期苏联与东北的关系。如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李越然的《中苏外交亲历记》;以及中央领导人的传记，如《传》《传》《刘少奇传》《李富春传》《高岗传》等。还有一些中共领导人的年谱、文集、文稿的出版，如《建国以来毛泽文稿》《文集》《选集》《建国以来文稿》《年谱》《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年谱》《刘少奇选集》《陈云选集》《陈云年谱》《李富春选集》等，都是研究这一课题的重要史料。其次，苏联与东北工业方面。这方面的研究由于档案不开放等原因，学术界涉及较少，且没有相关的专著问世，即使偶有涉及，也只是作为其论著的一部分，没有系统的、全景式的研究。一些著作或专著中，如沈志华的《苏联专家在中国》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情况，从总体来看，比其他著作更多地涉及苏联与东北工业的发展，是一部研究苏联专家与东北工业发展的非常重要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苏联专家在东北》，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是各种报纸及杂志对苏联专家在东北的报道合集，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并不是一部学术著作。《苏联专家和我们在一起》《苏联专家对新中国的帮助》《苏联专家在新中国》等关于苏联专家的著作，是从宏观角度对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进行了直描，对研究苏联与东北工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有一些学者从苏联援助新中国工业的具体项目和技术方面进行考察。如王柏春等著的《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从科技史的角度，论述了苏联工业技术和制度向东北、向中国转移的情况。中国中央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基本建设投资额建筑业卷，含有很多东北工业发展的档案文献和政策、指示，是研究建国前后苏联与中国工业发展非常重要、详实的史料。吴承明、董志凯的《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研究》以详实的材料、准确的数据论述了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助中国156项的情况，其中在东北的就有58项，占到了全部工程的三分之一以上，可见东北在一五计划时期在新中国工业的重要地位。最后，苏联与东北具体厂矿企业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多，尤其是《当代中国》系列丛书，《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当代中国的辽宁》《当代中国的吉林》《当代中国的黑龙江》以及东北三省省志。另外，洪虎主编的《辉煌的二十世纪大记录•吉林卷》，黑龙江省统计局主编的《龙江四十年巨变》，孙成德主编的《共和国工业长子的足迹:辽宁工业60年发展历史回眸》，中共辽宁省委研究室编《历史永远铭记创业的辉煌———一五计划时期辽宁重点工程建设始末》等资料的出版，为研究苏联与东北三省的工业发展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同时，大量厂志的出版，如《鞍钢志》《第一汽车厂厂志》《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志》《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志》《哈尔滨电机厂志》等，也是研究这一时期苏联帮助东北重要工业企业恢复、发展和创建的重要资料。

二、主要观点综述

(一)关于苏联与东北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苏联与建国前后东北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问题，学界尚无专门著作问世，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沈志华认为，在东北全境解放指日可待之时，中共即开始筹划东北经济的恢复和未来建设工作。中共领导人屡次要求斯大林派遣苏联专家赴东北帮助恢复工业，但斯大林对中国未来形势的发展尚存某种不确定性，对中共政权的性质、政治倾向及与苏联的关系，中共夺取政权后是否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并保证对苏联忠诚等问题尚存疑虑，迟迟没有开展大规模的援华行动。在刘少奇访苏和宣布“一边倒”后，苏联逐渐打消了疑虑，同意中共的几乎所有援助要求，并派遣200多名专家随刘少奇回国，这些专家绝大多数都留在了东北地区，为东北国民经济的恢复做出了贡献。［1］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恢复国民经济的重点地区是东北，无论在投资还是苏联给予中国的援助都大幅度向东北倾斜。沈志华从苏联提供低息贷款、援建重点项目、发展双边贸易、提供技术资料、派遣专家、培养中国专家和协助中国编制经济计划等方面，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对华进行经济援助的方式和途径。苏联政府答应援建的第一批项目共50项，其中有36个在东北地区，占整个项目的76．6%，为东北的工业化和经济恢复打下了基础。［2］袁宝华以历史当事人的身份回忆了在东北工业部工作期间，苏联专家根据苏联做经济计划的经验，对东北工业部编制工业计划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为东北工业的计划化提供了巨大的帮助。［3］

(二)苏联与“156项”在东北的实施

“156项”是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中国156个工业项目的总称，前后共三批，实际执行的共150项，但仍称为156项。在东北为58项占全部工程的37%。一五计划时期，东北地区仍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地区。关于一五期间苏联援建东北的重点项目，董志凯、吴江合著的《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1950－2000)》，比较全面地考察了苏联援建156项工程的情况。［4］石建国考察了156项工程在东北的实施和执行情况，认为这些重点工程的实施，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大量的机器、设备。除了这些“硬件”以外，还有“软件”，那就是大量的人才和先进的管理制度、管理经验;东北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实行计划经济的，而且计划经济的规模大、程度高，东北的工业体制和管理经验，都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实行，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5］唐日梅、杨小华考察了156项工程在辽宁安排的24项的情况。苏联援建的这些项目帮助辽宁建成了一批门类齐全的现代基础工业，成为影响带动其他行业发展的龙头，成为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脊梁、命脉和新时期经济建设的基石;同时为辽宁培养和输送了大批管理和技术人才，为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6］张玉乔对我国一五计划的建设成就和经验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是新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的里程碑。一五计划给新中国工业发展留下的宝贵经验是: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尊重经济规律;更要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经济建设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又要开展对外合作;以及国家调控，合理配置资源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保证。［7］

(三)关于学习苏联工业模式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进行国家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一项崭新课题。在中国人民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之后，中国能够学习的模板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早在建国前夕刘少奇访苏时就向斯大林提出，要全面学习苏联的国家体制、经济管理方式等。在建国后提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经验;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8］而东北在1949年即将工作重心转向国民经济的恢复，开始了学习苏联的进程。王盛泽认为，在经济领域，中国不仅在经济理论、发展战略等宏观方面，而且在计划、组织形式等微观方面，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模式和做法;遵循苏联经济理论，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制定了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战略，还用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资金。［9］孔寒冰认为，学习苏联是近代先进中国人的追求，学习苏联也是的追求。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开始全面学习苏联，包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方式、方法，1956年我国曾经尝试着走自己的道路，但始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10］孙其明认为，全面学习苏联运动也为中国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学习苏联解决了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困难局面，避免了经济建设上的弯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对中国是有用的，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促进了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但也出现了盲目迷信苏联经验，迷信斯大林的现象，并且学习苏联经验未能从中国实际出发，某些经验没有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同时出现了一概排斥资本主义国家经验的错误倾向。

(四)苏联专家与东北工业的发展

苏联派华专家作为苏联援助中国的重要载体，对中国工业发展的作用是不容抹杀的。沈志华认为，苏联来华专家和顾问从1949年到1960年仅仅十余年时间，对新中国建设的各个领域给予了积极的指导和帮助，将苏联的制度、经验、方法、技术等传授给中国人，为当时中国经济体制和工业基础的建立，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12］张海星以黑龙江省及其档案资料为个案，对兴起后，苏联专家在华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黑龙江省的苏联专家工作在运动兴起后，出现了较大的失误和偏差，但是针对这些失误和偏差，黑龙江省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规定，围绕着务虚、聘请、建议和生活等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及时的调整和改进，尽可能地为在华苏联专家创造出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从而发挥其最大作用来帮助中国，而不是有意制造摩擦，破坏中苏团结。由于中苏之间的矛盾催生了赫鲁晓夫企图通过外交途径对中共施加压力的报复行为，而中国在苏联专家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和不足，不可避免地成为赫鲁晓夫撤走专家的“依据”。［13］沈志华认为在建国之初的十年间，大约有2万名苏联专家来华，完全是中国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要求。但在具体执行派遣或聘请专家的政策时，中苏都没有从国家关系的法律角度认真考虑问题，缺乏严密的计划、具体的规定和详细的措施，致使矛盾和摩擦不断出现，即使中苏关系没有恶化，这种状态也无法长期维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阵营内部国家关系时过于看重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忽视了处理国家关系的一般准则;一旦出现分歧或误解，主权问题、平等问题立即被提到桌面上来，使本来可以维持的正常关系也无法继续。［14］张海星考察了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后，黑龙江省积极完成了各项善后工作的情况，并未因苏联专家的撤走而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生产下降，中方在以后聘请专家的问题上表现了极大的谨慎。苏联撤退专家不仅有悖于中国避免将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的良好初衷，也使中国政府为在华专家创造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努力成为泡影。［15］

(五)苏联设备、技术与东北工业的关系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最开始是通过贷款的方式进行的，在一五计划时期主要通过贸易的方式进行。由于地理上的接壤，苏联在东北全境解放后主要通过易货的方式对东北进行援助。高岗随刘少奇赴苏访问时与苏联签订了一年期的换货协定，苏联向东北出口工业设备、汽车、石油产品、纺织品、纸张、药品和其他商品;东北政权向苏联提供大豆、植物油、玉米、大米及其他商品。［16］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规定苏联向中国贷款3亿美元，供中国偿付苏联帮助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而出售给中国的设备和器材。宿世芳考察了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项目及向中国提供的包括交付设计、供应设备、提交技术资料、派遣专家和接受实习生等五个方面的成套设备项目情况。他认为，苏联政府突然撤退专家和撕毁合同的行为，不仅破坏了我国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设计、设备的安装和生产，也打乱了中国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带来了巨大损失。［17］张柏春等人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苏联技术向中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转移，是一种属于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的有偿的技术转移。它通过三种途径得以实现———援建工业项目、进行科学技术合作、帮助建立和调整高等院校以及中等技术学校并吸收大量留学生和进修生。这次转移的技术基本上是比较先进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属于适宜技术，是新中国长期的技术老本。这次技术转移推动了现代技术向中国的大规模的、系统的、水平较高的转移，奠定了中国现代技术和工业化的基础，初步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现代技术和工业体系，对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中国在引进苏联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在一五时期又进行了一系列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林柏、苏少之认为，一五时期和时期在引进基础上的创新活动都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下进行的。中国采用了全面、系统、灵活多样的方式和重点攻关，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某些领域实现了技术再造，技术创新能力得到了迅速积累，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对引进技术的翻版、修改阶段。虽然时期群众性的技术创新活跃，但也是在引进技术基础上进行的，其整体水平依然停留在对引进技术的“初级模仿”阶段。［19］

(六)苏联与东北工业体制的关系

韩大梅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后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大力支援中国，但由于苏联的战略目标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模式的影响，使得东北工业具有苏联模式的特征:即为适应苏联的战略目标，铁路交通及军事工业发展迅速，以苏联工业发展模式建设东北工业基地，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建东北的工业企业几乎全部是重工业，使东北成为新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地。［20］武力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是唯一愿意和能够大规模援助中国的国家，苏联的援助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中国必须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苏联的经济体制决定了它的援助只对中国政府不对私营企业。苏联的援助方式和“一五”、“二五”计划的工业建设重点和布局，都促使中国转向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21］陈甬军认为，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的理论要求。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以及缺乏经济管理经验是中国向苏联学习并逐步形成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来源和现实途径。［22］沈宗武认为，中国工业化自启动时起就开始了对斯大林模式的全面模仿，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重工业为主的指令性计划，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设计的，其中工业发展蓝图、计划指标的设定、计划贯彻执行程序和工厂管理体制等，都是按照斯大林模式的样板制定的。这一套工业体制正是中国直至今日仍然有所残存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也是中国模仿斯大林模式的根本所在。［23］

(七)苏联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苏共二十大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要以苏联工业发展的教训为鉴戒，走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王海光认为，在以苏为鉴的理论指导下，中共开始对中国工业化道路进行独立的思考和探索。八大前后中共所萌发的新设想，很大程度是来自国际共运外来因素的启发，还未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原则框架，当时中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路径，实际上是要走中国特色的斯大林模式。［24］孔寒冰认为，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思考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苏联模式，因为在他心中这种模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标本。而随着整风运动出现了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否定，中断了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开始对苏联模式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反向总结，将斯大林模式在中国最大化。在经济上对苏联模式的任何调整都被看成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中国以更加强化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开始搞“”、“共产风”，在经济体制上非但没有摆脱苏联模式，反而使它更加集中和僵化。［25］

(八)东北实行苏联工业发展模式的经验和教训

东北学习苏联工业模式所产生的经验和教训，很多学者在论著中都有涉及，但并没有专门加以论述。东北是最早学习苏联、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地区，同时也是走苏联工业化道路最坚决的地区，以至于改革开放后，东北企业的改革异常艰难。可以说，苏联工业模式给东北留下了深远而深刻的影响。第一，东北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发展模式，使资源环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衣保中、林莎认为，在伪满以后，东北地区走上了重化工业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严重依赖矿产资源，即依靠掠夺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这让东北地区付出了过高的环境代价，造成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污染，即使在今天仍然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26］第二，东北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使农业和国营企业长期处于积累状态，投资、创新严重滞后。董志凯认为，对中国工业化做出牺牲和贡献的不仅仅是农民和农业，还有国营企业。特别是国营工业企业为工业化资金的积累同样做出了贡献和牺牲。本应该属于原有工业企业折旧和大修理的基金十之八九被用于新企业的建设中了，这也是国有企业折寿的重要历史原因。［27］第三，东北工业模式受苏联影响较深，经济体制僵化，致使改革开放后企业转型困难。赵凌云认为，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片面地理解了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将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出现了对市场经济的限制和排斥，使市场基本退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领域。［28］董志凯认为，前苏联没有认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只强调它们的区别，忽视两者之间的联系，对资本主义缺乏全面的认识。不搞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不搞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把工业化从重工业开始也说成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道路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不良后果。［29］东北作为最早在中国实践苏联工业发展模式的地区，从全境解放的那一天起就将苏联工业发展模式奉为圭臬，以致出现了改革开放后转型艰难，市场因素弱化的问题。以上各方面虽未能详尽各方之言，但仍可从中窥见苏联与东北工业发展方面的研究动态。虽然已有部分学者对东北工业化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尝试，并取得很多可喜的成果，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相信由于相关档案材料的不断开放，在这方面的研究将会不断走向深入。

作者：谢伟工作单位：哈尔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