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政策制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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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70年，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高新技术的发展，依托自身的政治体制、经济实力和文化传统，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作为一项重要政策，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合作格局，积累了丰富的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政策制定的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发展模式。

关键词：新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科技政策

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高新技术及其产业逐步兴起，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基于此，高新技术产业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却十分关键，是影响国家战略安全和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可以说，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谁抢占了高新技术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科技发展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谁就能最充分有效地整合与利用全球化的创新资源和要素，引领21世纪的创新发展和繁荣进步。就新中国来说，经过70年的努力，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不断深入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发展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逐步由以跟跑为主更多地向并跑、领跑转变。因之，梳理和解读新中国70年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政策的制定，对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政策制定的逻辑基点

高新技术产业是把生产过程和最终产品建立在坚实的高新技术基础之上，从事一种或多种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推广和运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因为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逐步兴起，对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孕育新的技术革命和新兴产业、推进科技现代化进程发挥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并引起了全球产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所以其对人类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正由于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和高新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逐渐演变为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竞争的核心实质是高科技的竞争。因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高新技术的发展，为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国际环境的限制，在外交上执行的是“一边倒”的战略方针。第二次世界大战111结束后，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被打破，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对峙的世界格局，由此进入了美苏两大阵营竞争与对抗的冷战时期。因为中共与苏共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或接近，而“中国迅速强大起来，对苏联就是一种支持和壮大”[1]，所以苏联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次日，即宣布承认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增强冷战中对抗美国的实力。对此，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就直言：“我们把加强中国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保证我们东方边界的安全。”[2]至于我们党则基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考虑，为打破国际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锁和打压，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只有争取苏联的帮助。因之，新中国在选择了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后，“一边倒”地倒向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把苏联当成了自己的“老大哥”。20世纪50年代为推动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加强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合作，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上的“一边倒”为科技领域的选择提供了一种简单化的模式。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早在十月革命前的沙俄时期就有了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1904年，巴甫洛夫获得诺贝尔奖，标志着沙俄的科技水平已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1953年2月7日，面对正在起步的中国各项事业，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3]在当时的国人看来，“苏联科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优越的，要提高我国的科学水平，必须首先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4]14，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唯有它能够给我们提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5]。对此，有资料显示，“在苏中开展科技合作的年代，中国人获得了苏联在国民经济中所应用的科技新知识的30%”[4]323。当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国内科技资源极度稀缺的情况下，苏联科技新知识的输入，解决了新中国初期一系列重大的科技问题，对从整体上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官方科技合作闸门尚未打开，只有少量的、零星的民间科技交流活动。及至60年代，随着中法两国的建交，西方国家孤立中国的政策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日本由于经济的膨胀发展，也急切寻求新的国际贸易和技术市场。凡其等等，给中国与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民间科技交流提供了机遇。中国“开始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开展了科学技术往来，把科学技术对外活动扩大到社会主义国家之外”[6]607，由此开创了与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民间科技交流新局面。对此，“60年代初，聂荣臻副总理多次强调要积极开展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活动，要在西欧‘大搞一场’”[7]。与之同时，在总理亚非13国之行后，我国又顺应形势，开创了与亚非国家科技合作与交流的新局面。但“”开始后，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活动因之基本处于停顿状态。“”结束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我国的国际科技合作从重创中逐步恢复过来。1978年，邓小平在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表明我们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作用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紧接着，同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大会在会议公报中明确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8]。科技对外开放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领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科学技术研究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不断加强，形成了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20世纪80年代科技体制改革开启，一系列推动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国家科技规划相继实施。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科学技术列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翌年，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又指出，“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同东欧国家合作，也有文章可做，他们有一些技术比我们好，我们的一些东西他们也需要”[9]32，并将其上升到战略问题的高度来对待。同年，我国政府从发展高科技进而在世界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战略目标出发，开始实施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建设项目计划。1986年，面对全球新技术革命和高技术的严峻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又果断决策，于1986年3月启动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863计划）”。该计划的实施，提供了一批产业化的源头技术，充分发挥了高技术引领未来发展的先导作用，显著增强了我国高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了重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前沿高技术发展实现了从重点跟踪到突出跨越的战略转变，为我国高技术的起步、发展和产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及至1988年，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又强调指出，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要想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9]279同年8月，中国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火炬计划”也开始实施，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被明确列入了“火炬计划”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冷战结束带来的全球政治体系的变化，为国际间更紧密的科技合作提供了动力。鉴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高起点、高风险和高回报特征，高技术产业成为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重要阵地。与之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欧美等发达国家则凭借其强大的高技术优势纷纷进入中国市场，把中国纳入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为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我国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自1991年始先后了多个政策文件，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立了“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强调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的影响。由此，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成为坚定不移地实施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21世纪伊始，科技全球化已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合作。面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以及我国高技术研究总体水平和实力的提高，我国科技事业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为统筹、整合中国产学研的科技力量，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做好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的管理工作，科技部在2001年成立了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办公室，负责“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的过程管理工作。紧接着，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产业格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强调指出，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通过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和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以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有数据显示，“十五”期间，在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办公室的协调下，我国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共立项677项，通过集成、整合投入国际科技合作的研发经费达84.39亿元，约有1.5万人参加了国际科技合作计划。[10]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高新技术产业化必然伴随高新技术产品的商品化和国际化。面对世界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激烈的国力竞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作，强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大有可为，而且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抢占科技发展的战略制高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国务院在其的“十二五”和“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政策措施等又进行全面部署，明确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由此，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引领带动作用，总体呈现“快、高、优、活”的特点，加速推动了我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迈进。[11]

二、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政策制定的演进

新中国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方针政策的制定，既取决于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又取决于一定历史时期国内的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囿于冷战的国际环境，我国当时还只能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有限的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1950年，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奠定了两国之间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的基础。紧接着，中捷两国于1952年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科学与技术合作协定》，并作为中国第一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开创了中外科技合作的模式和建立了一套管理合作的办法。1956年，根据多边合作原则，苏联、中国等11国政府又缔结了《关于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协定》，规定各成员国的科研机构就核物理研究的各种问题开展合作，完成由各国和平利用原子能部门负责协调的合作研究计划，所需经费由各成员国共同承担（中国负担经费总额的20%，每年需向该所支付约1800万元人民币的外汇）。及至1958年，中苏科技合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是签订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议定书》。根据议定书，双方同意在1958—1962年间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122项重大科学技术项目研究，科技合作的领域几乎覆盖了所有新兴的经济、科学和技术领域。同年，中苏又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技术上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扩建47个工业企业的协定》，规定苏方无偿向中方转让47个企业制造产品的生产特许权，中方按当时执行的中苏贸易协定以货物偿付苏联技术援助、供应设备和材料的费用。翌年，中苏又签订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技术上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扩建78个工业企业的协定》。该协定在援助的原则、条件和方式等方面与此前签订的47项协定相似。但随后因中苏两党在政治上的分歧，中苏科技合作关系渐行渐止，以致在1967年全面终止了两国各类国际之间科技合作和交流。“”开始至改革开放前，中外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活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成为我国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低潮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高度重视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大对科技和人力资本的投入等措施，集聚发展相关产业，以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拓展产业发展空间。1978年，中共中央在其正式转发的《八年科技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和技术交流。同年，中国先后与法国、德国和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科技合作开始从“”的重创中逐步恢复过来。翌年，中美两国又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由此，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全面展开，国际科技合作开启了新的征程。1981年，为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提高我国科学技术的水平，国务院了《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工作暂行条例》，规定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具体包括的5个方面。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了《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要求在充分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国外人才。与之相配套，国务院同年了《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围绕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重点企业技术改造项目、重大技术引进项目、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某些缺门学科以及亟待开发的新兴科技领域，集中力量分批进行。随着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我国国际科技合作政策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国际科技合作进一步发展和扩大。1985年，为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198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工作条例》。同年，《十五年科技规划》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和技术引进的政策措施，要求抓紧组织制定统一的技术引进政策和规划。进入21世纪，为迎接新世纪的挑战，进一步明确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在新时期的目标和任务，科技部于2001年印发了我国首个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十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按照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科技发展战略部署，对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这为中央各部门、各地区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提供了指导原则和总体要求，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工作的发展。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强调指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的合作和竞争。2003年，为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化发展，科技部《中国海外科技创业园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对中国海外科技创业园组建、运行和规范化管理的试点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2006年，科技部了《“十一五”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明确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工作的指导方针、主要任务以及重点合作领域。该纲要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的范围，除涉及国家安全或特殊要求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科技条件平台建设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教育部211和985工程等都应积极开展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同年，科技部相继出台了《关于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知识产权管理的暂行规定》和《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管理办法》，明确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管理部门和项目承担单位有关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的职责，完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管理系统”。2007年，财政部、科技部又出台了《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规范和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经费的管理。200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其颁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管理办法》中，规定合作研究项目资助科学技术人员立足国际科学前沿，有效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开展实质性国际合作研究，提高我国科学研究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这些规定和办法的出台，进一步推进和规范了我国的国际科技合作交流，国际科技合作由此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十二五”时期，随着经济科技全球化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展，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对国际科技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十二五”期间的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科技部于2011年了《国际科技合作“十二五”专项规划》，要求在开放中创新、在合作中共赢，充分发挥国际科技合作对我国科技发展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同年，科技部又了《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的认定和管理。也就是在这一年，财政部、科技部又出台了《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管理办法》，加强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及至“十三五”时期，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深刻变化，对我国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2017年，科技部制定了《“十三五”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在更高层次上构建开放创新机制，积极有序地推动“十三五”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与交流。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又做出重大决策部署，在国务院印发的《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方案》中，以全球视野谋划科技开放合作，从顶层设计、组织实施和统筹协调方面同时部署，绘制我国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实施的蓝图。

三、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政策制定的经验

面对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新中国为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依托自身的政治体制、经济实力和文化传统，在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领域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合作格局。其不仅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积累了丰富的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政策制定的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发展模式。其一，中外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从一开始就既是中国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外交上确立“一边倒”战略方针的同时，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也贯彻了这一战略方针，并成为对外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12]。当时，我国主要是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有限的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这符合中国的切实利益，更符合苏联的战略利益。就中国而言，得到了因西方国家孤立中国而得不到的高新技术，中苏两国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到第一位；就苏联而言，苏联的产品和技术进入了中国市场，从中国获得了被西方禁运的原材料和农产品，增强了与美国在冷战中的对抗实力。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高度重视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1981年，中共中央在其批准转发的《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中，强调要把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作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提出要把学习、消化、吸收国外科学技术成就作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重要途径，并强调科学技术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与之相适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科技外事工作日益成为中国整体外交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科技部在2017年制定的《“十三五”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中，就明确指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既是新形势下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积极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保障国家外交战略实施的有效途径。以中美为例，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被称为中美关系的最大支柱之一，其在竞争中开展的国际科技合作，不仅取得了具体的科研成果和社会经济效益，带动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而且促进了新型大国关系和多边外交的构建，充分发挥了科技外交和政府间科技合作的独特优势和平台作用。其二，中外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必须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必须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必须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世界各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无一不依托自身的政治体制、经济实力和科技基础。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研究必须有计划地发展，而且能够有计划地发展”[6]390。因之，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外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不仅要按计划进行，而且要配合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的需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步伐前进。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比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落后了几十年，使得中外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中外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必须做到平等协商、互通有无，能够照顾到双方的利益。对此，我国在《“十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中，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明确指出中外国际科技合作，应根据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事业发展的需要，以平等互利、成果共享、保护知识产权和尊重国际惯例的原则，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由此，随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深度合作格局的逐渐形成，中外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迈上了新的台阶。其三，逐步从受援式合作发展到以我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把推动国际科技合作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在中外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的初期，我国大多处于较低的技术梯度，是技术的受方。此时，在既缺乏经济建设经验又缺乏科学技术人才的情况下，我国对外科技合作主要是国外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基本任务是“使我们能在最短时间内掌握国际现有的先进科学技术成就，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以迅速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并进一步丰富世界科学宝库，促进各国科学的共同繁荣与发展”[13]，形成了“以任务带学科”的科技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和综合国力的空前提高，中外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得以在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上展开。基于此，科技部在《“十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中，按照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科技发展战略部署，把推动国际科技合作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2006年，科技部在其研究制定的《“十一五”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中，则提出要紧密围绕《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所确立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从一般性国际科技合作，向以《纲要》为目标、以需求为导向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转变，从注重技术引进向“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转变，提升中外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水平。2017年，科技部在其制定的《“十三五”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中，又提出要全面发挥科技创新合作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先导作用，开创与沿线国家科技创新互联互通新局面，推进中国“软实力”输出，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奠定基础。随着中外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合作广度和深度的大大拓展，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的态势已经呈现。其四，实行跟踪和跨越相结合的发展战略，通过兴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深度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由于我国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起步晚、发展迟、底子薄，以致很多方面还处在引进模仿阶段，技术集约化程度不强、自动化程度不高。对此，新中国成立以来依托自身的政治体制、经济实力和文化传统，从国内外市场需求出发，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采取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加强高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实行了跟踪和跨越相结合的战略。对此，于201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时就强调指出：“我们要引进和学习世界先进科技成果，更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努力在自主创新上大有作为。如果总是跟踪模仿，是没有出路的。”

[14]20世纪80年代，随着“火炬计划”在全国范围内付诸实施，科技合作与经济合作日益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种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有效形式在我国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其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形成产业为目标，把建立一些高技术开发区作为新技术企业的主要推动力，成为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集中区域。对此，《国际科技合作“十二五”专项规划》提出要以现有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为基础，建立一批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新建一批联合研发中心和国际创新园，构建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推动我国科技更加全面地融入全球化进程。2017年，科技部在其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又鼓励国家高新区有实力的研发机构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国际大科学计划和有关援外计划，并鼓励内外资企业在资本、品牌经营、市场拓展、技术研发、项目开发、研发平台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合作，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作者: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