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隐性知识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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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1.1问题提出

著名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认为隐性知识主要是源于经验和技能［3］，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提出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转化模型———“知识创新的螺旋模型”［4］。而知识场的最早讨论在哲学领域，概念来源于物理学中“场”的概念，引入到知识管理领域，用以描述知识流动转移的场效应。知识场虽不是有形的但是却是客观存在的，且有方向。其组成要素包括可以吸收也可以传播知识的单元，以及知识元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力的关系。知识场对于组织有效的隐性知识管理具有引导和凝聚的综合价值，通过对其概念的深入理解，联系隐性知识理论需要，探索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新模式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

1.2研究现状

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界便开始对隐性知识管理进行研究。笔者对目前相关文献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中心上，以“隐性知识管理”、“图书馆隐性知识”等为关键词，查询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学科相关文献，经过参考文献补充并逐一筛选去重，共得到“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相关主题文献243篇，其数量情况如表1所示，不难发现，总论文基数较多，核心高质量研究偏少。研究主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隐性知识管理的实践层面，大多的研究思路是分析图书馆内部馆员与读者的隐性知识及转移途径，进而研究共享平台与激励机制，最终结合相关障碍分析与对策。近两年，随着对该主题研究的深入，就隐性知识的挖掘、转移与共享某一方面的深化研究在逐渐增多，包括文献［5］［6］，尤其以共享机制的研究数量为多，据笔者统计该主题占到文献总量的14%左右。第二，在隐性知识的识别与评价方法上，胡斌［7］、李超与周瑛［8］、管进［9］等学者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第三，在隐性知识管理的对策建议上，主要集中在文化塑造与观念转变、组织结构与制度改革以及知识管理技术工具运用［10］几个方面。最后，在管理的经验借鉴上，企业尤其是国外的隐性知识管理发展较早，实践经验丰富，在课题研究初期，就有学者尝试将企业经验引入，但由于其组织特征上的差别较大，适用程度低，明显体现出借鉴不深。目前隐性知识管理的学术文献还是以企业借鉴居多［11］［12］。从目前的研究数量和主题调查中发现，图书馆隐性知识的研究从最初的概念和观念借鉴，已经进入到深化研究阶段。尤其从近几年核心期刊看出，均为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中的细节研究，其中通过引进心理学、思维科学等学科理论来辅助和深化研究也成为一大趋势。但是，专门以图书馆管理中知识场为主题的研究还很少，目前涉及到的文献只有［13］［14］，在知识场理论与图书馆管理的联系与结合上还很不足，本文便立足于此，做重点探索。以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中知识场理论的运用和把握为重点，尤其针对数字图书馆的网络空间知识场展开重点论述。

2隐性知识管理中的知识场理论

隐性知识的概念已经提出多年，其中标志性的人物包括波兰尼、德鲁克、野中郁次郎等，他们的理论论述奠定了隐性知识研究的基础，在多个学科的研究中被广泛引用。该部分深入分析隐性知识层次内涵，把握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中的知识场理论。

2.1隐性知识内涵层次

隐性知识以显性知识为基础。Tsoukas在论述显性和隐性知识关系时指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不是一个连续体的两极，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即使是最明确的显性知识也是由隐性知识而来的”［15］。这种论断得到了波兰尼本人的认可，他强调，“显性知识必须依靠被心照不宣地理解和应用”。在2010年哈里•柯林斯也在其著作《TacitandExplicitKnowledge》［16］中进一步指出，隐性知识的概念必须依赖于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内部有层次差别。根据性质和可选性不同，里贝罗与柯林斯在文献［17］中将隐性知识划分为三种类型，强隐性知识(strongertacitknowledge)、中等隐性知识(mediumtacitknowledge)及弱隐性知识(weaktacitknowledge)。其中，强隐性知识是指在人头脑中的社会化的知识，与长期的社会规范有关，通常是暗示式的。而中等隐性知识柯林斯也将其称为somatictacitknowledge，中国科学院武夷山教授在其学术博客中将其译为“涉身隐性知识”［18］，柯林斯认为涉身隐性知识要具有一个有形的实体背景，必须借助于个人的身体和大脑的物质属性，而且在原则上需要进一步阐述。同时，某些隐性知识的反应行为可以通过智能机器模仿。第三种弱隐性知识，或称为关系型隐性知识，是指不能用约定俗成的规范和头脑中积累的知识经验来解释的知识。他提出涉身隐性知识会转变成身体的惯性动作，但是关系型隐性知识则是熟悉的社会关系，能够转变成社会或者组织的某种风格。

2.2隐性知识与知识场

美国学者丹•霍尔特休斯在其1998年的著作［19］中，对知识场与隐性知识的关系做过这样的论述:“如果想知识场研究能够进一步发展，有三个领域的研究应该优先进行，第一便是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和商业力量使得那些隐性知识存在和蓬勃发展的自然工作环境被破坏的背景下，研究隐性知识如何被挖掘和利用。”随着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化，对隐性知识的内涵和价值的发现与挖掘，其突出价值也逐步显现。结合知识转化理论，野中郁次郎提出了经典的知识“场”概念［20］，他认为存在四种知识场，即隐性知识相互转移场所的创出场、实现显性化的对话场、显性知识连结化的系统场以及显性内化为隐性知识的实践场。“场”是进行知识流转和创造空间的形象概念。从宏观角度上看，图书馆既是连接知识场中知识节点的渠道，又因其有一定的知识创造而成为知识源。从微观角度上看，在图书馆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知识场，组织内部各团队人员间知识流动组成的知识场，馆员与读者、专家等知识流动构成的知识场。这两种知识场中都是以人为载体的隐性知识，该知识场的构建其社会化特征更加明显，环境因素的影响力更强，涉及到更广泛的学科内容。

2.3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与知识场

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简而言之就是“管理谁，去与谁合作，做什么，做多久”。关于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内容问题，彭莲好在《图书馆隐性知识的涵义、分类及特点》一文中将图书馆的隐性知识表现进行了总结，包括馆员的经验、技能、诀窍、直觉、灵感以及图书馆形象、组织经验、办事风格、团队默契两方面内容［21］。屠航创造性地总结出由基础平台、处理过程、促进机制、共享创新构成的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框架体系［22］。该体系侧重于利于馆员间知识传播的学习型组织环境塑造，目标是提高知识寻找的效率。从图书馆隐性知识类别角度，庄善洁从拥有主体上将图书馆隐性知识分为个体、部门、集体和外部隐性知识四类［23］。何晓红则从知识与心理活动角度将隐性知识划分为易离性和黏滞隐性知识两种［24］。笔者认为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包含促进隐性知识转移共享、隐性与显性知识转化的所有管理要素。图书情报界对知识场的理论研究开始于2004年，发表了第一篇关注知识场的研究文章［25］。图书馆的信息沟通网络结构就是图书馆构建自身知识场的基础。笔者认为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的知识场包括:图书馆综合利用虚拟交流工具和平台，进而形成的虚拟平台氛围和吸引力就成为隐性知识可以顺畅表达的“创出场”;图书馆如若有效利用数字图书馆平台的沟通渠道，对组织的文化信息进行传播和反馈收集，则形成了最基本的“对话场”;图书馆以信息资源为对象的所有分类整序等综合业务情境，便形成了“系统场”的雏形;便捷的互动交流，利用好读者、馆员培训的机会所营造的学习与创造知识环境构造了图书馆的“创造场”。

总之，综合运用制度、文化与技术的工具，加之隐性知识管理思想能够有效构建图书馆的隐性知识场。反过来，在知识场中可以更准确地发现知识需求、更高效地完成知识寻找、更顺畅地进行知识交流、更高水平地实现知识更新与创新，从而形成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这对于图书馆的可持续高水平发展十分关键。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中知识场的构建涉及到的管理要素包括对内与对外两大方向。一方面，对内的机制要素，首先离不开图书馆的观念与机制创新，对隐性知识转移与共享价值的认同，对隐性知识管理理念的明确是构建知识场的基础。另外，落实到操作上，服务手段创新以及数字图书馆发展模式的与时俱进则是通道保障。最后在激励机制上，对当前业务评价体系创新则是构建隐性知识场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对外的公关要素，其核心是营造友好的对话环境。一直以来，在数字图书馆的虚拟对话平台上，图书馆是信息的者，在对话关系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这对于馆员与读者用户之间的隐性知识转移不利，构建隐性知识场需要充分释放读者的话语权，拿出勇气与胸怀，并且最终形成以读者为交流主体话语方的对话场。

3基于知识场理论的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

目前图书馆实行的岗位轮换、以老带新、团队合作、复合人才培养等机制都为图书馆隐性知识的转移和共享创造了一定的制度条件。已开展的图书馆在线交流平台及工具运用，实现了馆员与读者在线交流，这就是双方隐性知识传递的“场”，构建专家导航，就是初步的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场”。而数字图书馆的平台与工具如何塑造成隐性知识交流、共享，甚至知识创新的场，则需要全面地认识转移环境、知识主体以及隐性知识流转关系。

3.1塑造隐性知识易于生长和蓬勃的“场”

隐性知识管理的“场”是隐性知识流转双方相互作用的情景与媒介，同时又是相互作用的产物。文献［26］给出了由知识存量、知识状态和知识距离3个因素构成的模型(B=F(Sk，Sk，Dk))，用以描述知识场的结构。隐性知识由于本身性质的特殊性决定，其数量和质量测评困难，同时知识内容存在难编码难序化的屏障，所以图书馆隐性知识场的塑造首先需要在知识距离上取得突破，而完成这一突破的有利条件就是数字图书馆。首先，交流平台的搭建是最基本的。一方面满足隐性知识转移和共享的需要，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存储和支持后续知识库的开发。其次，这一交流平台的功能须包括知识咨询、服务、传递甚至创新几个方面，既涵盖了传统图书馆的业务数字化，又能符合网络运用与互动的新模式。虽然网上互动与面对面的信息传输相比，有根本的区别，但是精细的评估表明这其中有重要的相似之处。尤其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探索网络空间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地发现证据，它为研究人员能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更具体地观察、记录和分析人的行为，在零散的大数据中挖掘，为实现隐性知识开发与利用创造可能。

3.2明确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的“靶”

在图书馆注重隐性知识管理最初阶段，明确知识流动转化的目标是前提。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的直接目标就是优化隐性知识转移和发展的机会。细化到管理实践中就包括更广泛的内容，包括组织机制、文化氛围、社会认可、个人发展、语言姿态、经济与权力激励等等。互联网不重新发明社会规范，但是它在日常生活中却引导我们。网络互动空间中自我的表现是真实的也是社会化的，互动是有意义的、可检测的［27］，数字图书馆平台的互动也同理。所以不能简单以为数字图书馆的交流互动仅是手段的技术革新，而需要图书馆更好地融入到网络环境，运用网络互动技巧，实现馆员与读者之间、馆员之间的隐性知识流转。虽然各大图书馆网上服务的开展愈加丰富，但该领域的隐性知识管理却成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匮乏区域。图书馆是知识管理的部门，显性知识资源的整合流通固然重要，然隐性知识作为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其流动与转化更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研究。隐性知识流转的互动目标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对于互动性不强的核心服务，在全面提高平台服务质量的基础上，保证反馈的及时性，并做好馆员在规范工作中的灵感记录，这对于核心服务的细节完善往往至关重要。具体服务内容有阅览、外借、馆际互借和书目检索几类。第二，对于互动性强的服务，一方面要做好激励和气氛营造，促进业务经验的交流。另一方面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技巧要进行深化培训和学习。例如以用户为中心的参考咨询、文献查检及定题服务、文献报道等，服务过程中馆员的个人显性和隐性知识都有充分展现，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更为密切。第三，对馆员隐性知识的运用以及知识创造能力要求较高的服务，包括读者教育、分类整序、编目索引、学科导航、阅读推广等，需要打破闭门造车的创造环境，吸纳不同身份、不同学科的读者融入既增加客体需求了解又加强团队合作。由于隐性知识涉及到科学学、思维科学、社会心理学等多个领域，所以实现管理“靶标”不能只靠本门理论指导，需要广泛借鉴，拓宽视野，深化研究。

3.3探索运用符号互动论的网络隐性知识交流

3.3.1网络背景下的符号互动论

符号互动论是心理学角度研究社会的理论流派，主要研究以符号作为传播媒介的人际互动关系。社会学家G•H•米德认为符号是个体在社会情境中的自我实现，符号互动理论能够解释现实不同场景的人际互动。而网络环境为符号互动理论提供了全新的生长环境，目前已有美国学者针对网络互动行为研究符号互动论的延伸印证［28］。网络媒介技术的革新，使得符号衍生的互动手段与途径也发生相应变化。在网络互动中更加强调人的主导作用，经过人思考、想象、感悟虚拟符号以后，结合自身头脑中的隐性知识塑造一个观念化的世界，完成一个符号互动过程。隐性知识的转移过程就是一个互动过程。在数字图书馆的虚拟平台，馆员与读者之间的符号互动符合其理论实质、对平台语言互动效果的比较研究，对于推动隐性知识转移、共享具有突出价值。

3.3.2符号互动论对隐性知识管理中知识场的价值

“场”的本质是相互沟通和交流。目前，读者在数字图书馆平台面临着筛选、接受、消化符号增多的压力，同时立体化信息的出现构建了全新的网络情境，高校学生对于教师和图书馆的依赖程度随着发展将会逐渐降到最低，以网络为界面的全球互动信息共享系统将给予图书馆与读者以全新的互动模式及互动观念。数字图书馆所承担的互动角色也将是复合型的，单一信息库的角色定位也需要转变。数字图书馆需要复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传媒者的多种身份，提供给数字图书馆用户以高加工度的综合知识。这其中不可少的成功要素就是馆员隐性知识的挖掘与融入，利用符号互动理论研究图书馆平台互动行为，将会为隐性知识的有效融入提供切入点，进而打开数字图书馆读者与馆员之间互动的新局面。在数字图书馆平台中通过符号实现隐性知识转移与共享。网络虚拟情境中的每个自我都是与他人关系的产物，网络传播就是一个互动的建构过程，而这一互动建构过程中互动双方通过数字化符号及其意义实现彼此交流，构建起虚拟关系。根据美国心理学家的理论，网络互动的独特之处在于主体更愿意分享并且表达真实的自己［29］，这无疑更利于有价值的隐性知识共享与转移。与此同时，基于符号互动论也应该意识到网络互动中的自我意识又是多变的，会受到互动方的影响。所以馆员在与读者网络互动中要有意识地建构友好互动关系，注重自身角色的塑造，挖掘和表达真实想法，并经过长期积累营造出利于隐性知识交流的虚拟社区知识场，促进隐性知识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的转移。

4小结

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的实践要基于图书馆组织变革、技术应用和制度保障等多方面的配合，在实践中还有很多配合性的条件没有具备，我国的大多数图书馆由于其组织结构中遗留的历史问题较多，其组织、人员、文化的先进性不足，造成隐性知识管理的实施与开展存在环境条件上的硬伤。而网络提供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新空间、延展了人们的交往领域，同时对于图书馆来说，在业务拓展的同时，其服务视野和服务观念也应升级来适应网络的知识提供和交流转换方式，在虚拟关系的发展与物理空间共存的准则下，对服务方式、隐性知识挖掘和交流进行有力探索都将提升隐性知识管理水平。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用于实际工作的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需要一个长期培养和挖掘的过程，数字图书馆从服务到理念的转型升级工作既亟需又意义深远!（本文来自于《图书馆学研究》杂志。《图书馆学研究》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程实工作单位：东北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