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疫情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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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由于该疾病由病毒引起，随后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冠状病毒病(COVID－19)。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此次疫情定性为重大流行病。截至2020年8月20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报告肺炎病例2242多万例，死亡人数超过78万人。2020年2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委员TedrosAdhan-omGhebreyesus提出了信息疫情(Infordemic)的概念，大型流行病总是伴随着信息的大量产生。信息疫情指的是在大型流行病期间出现的过量信息的现象。它通过数字和物理信息系统在人类之间传播，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海量信息必然包含大量的虚假信息，这与流行病疯狂肆虐的现象很类似，使得人们在需要的时候很难找到可靠的信息来源［1］。在疫情期间，人们需要准确的信息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降低自己、家人和社区感染的风险。在COVID－19疫情背景下，疫情的全球规模加剧了信息疫情的严重性。由于传染病的原因，人类之间只能通过网络、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聊天应用程序、电视、广播等渠道进行沟通，这种互联网下通过相互关联的方式传播和消费信息，使得疫情信息所带来的影响传播得更远、更快。尽管部分错误的信息可能只是令人产生困惑，但许多虚假和误导性信息，如虚假或可疑的治疗方法，或不正确的预防建议，可能会对公众健康甚至生命不利。试想如果疫情信息的是不以经过验证的事实和证据为基础的在线制造，可能会加剧疫情恶化或造成社会恐慌。虽然大量的信息泛滥现象无法消除，但可以通过一定的信息疫情管理方案从而掌控信息的传播和利用。2020年4月7日和4月8日，世卫组织流行病信息网络(TheWHOInformationNetworkforEpidemics)组织了为期两天的信息疫情管理全球在线咨询，最终总结出了COVID－19信息疫情管理的大致指导方案［2］。本文在总结和借鉴这次在线会议结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疫情期间所暴露的信息疫情管理现状问题，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信息疫情管理建议。

1信息疫情

1．1信息疫情的概念。Infodemic是“信息疫情”(informationepidemic)的缩写，指大量有效和无效信息通过互联网或其他通信技术迅速传播和放大的现象［3］。虽然这个词最初出现在2003年非典暴发期间，但在2020年之前，它在科学文献中使用得并不多。自COVID－19暴发以来，有关疫情信息的生产和消费都迅速而显著地增加。世界卫生组织强调信息技术对公共卫生、公共行动、社会凝聚力和全球政治格局都构成了一定的影响。信息时代信息产生的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各种形式的虚假信息每天都在出现，对于如何更好地分类所遇到的虚假信息类型，全球学者还没有达成共识。在个人层面上，信息失真造成了信息接受者之间的混淆，特别是在可靠信息的识别方面，以及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在疫情暴发中，负面信息偏见(造成“灾难性思维”)和正面信息偏见(造成“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是信息疫情造成的后果和风险之一［4］。在信息疫情中，媒体素养和信息素养是两个至关重要的能力。由于目前的信息领域是与健康相关的信息领域，因此信息素养必须以健康信息为重点———这被称为健康素养［5］。尽管关于CO-VID－19的疫情信息主导着大多数的传播渠道，但迄今为止，健康素养教育仍然是一个被低估的概念，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研究领域。一般而言，健康素养定义为获取、理解、评价和应用健康信息以及作出健康相关决策的动机［6］。有一定健康素养的公民能够判断部分COVID－19可靠信息和错误信息，以便使用相对正确的卫生决策来保护自己以及家人的安全。1．2全球信息疫情管理行动方案。为了应对和了解COVID－19信息疫情的瞬息万变形势，并制定有效策略来减轻其负面影响，2020年4月7日至8日，世卫组织流行病信息网络(EPI－WIN)组织了为期2天的全球在线咨询会议，探讨信息疫情的基本行动方案。会议通过现有的全球和区域网络发出了参会邀请，目的是召集一个从不同角度解决信息疫情问题的全球合作伙伴联盟，涉及但不限于风险沟通、健康信息系统，研究和开发信息工具、科学和政策分析、疫情证据综合、数字健康、社区响应和人道主义响应等。来自111个国家和地区的1483人在线参加了这次国际会议，主要机构或者组织包括学术或研究(32%)、非政府组织(21%)、私营部门(17%)、联合国或政府间组织(12%)、公共卫生当局或政府(9%)、医疗保健专业人(5%)，公民社会(4%)和学生团体(2%)。会议第一小组发言者从不同角度介绍了信息疫情的概况。会议主题包括风险交流和社区参与暴发、事实核查做法、识别和应对虚假信息的策略、社会行为科学研究方法、人工智能(AI)和计算方法的信息决策等;决策者包括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研究人员、学生、媒体、社交媒体平台、私营部门组织和民间社会代表等。会议为社会各界提出防范信息疫情的建议并探讨进一步行动方案，涉及到多个相关专业和学科。根据会议讨论期间提出的594条具体建议，整合为信息疫情管理的行动方案，如图1所示［7］。如图1所示，会议提出的594条具体建议可以归纳为信息疫情管理的五个方面内容:(1)辨别信息;(2)科学和知识翻译;(3)加强措施;(4)扩大影响;(5)协调与治理。分析小组将这些建议归纳成50项具体行动，以建立健康紧急情况中信息疫情管理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干预措施和所信息必须以科学和证据为基础，通过有效的方式传达给公民，并使他们能够就如何在突发卫生事件中保护自己和社区做出明智的决定;第二，科学知识应转化为可采取行动的具体指导方案，并以社会各阶层的所有人都能理解和获取的方式呈现，如向公众公开透明地解释某些专业术语，以防止未知的公众产生恐慌心理等;第三，政府应加强与重点区域联系，以确保公众关切的信息需求得到回应，并相关的疫情信息;第四，为了加强对信息影响的分析和放大，应在社会相关部门之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包括但不限于社交媒体和技术部门，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等;第五，卫生部门应确保将可靠的信息及时告知公众，帮助其所关心的问题得到回应，防止错误信息的传播变化;第六，借鉴迄今为止应对COVID－19信息疫情和其他疾病暴发的经验，进一步落实信息疫情管理方案和相关基础设施等，为减轻疫情风险提供信息和物质保障［7］。

2我国信息疫情管理研究

2．1信息疫情管理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从疫情信息的采集、处理、传播和共享四个过程，结合具体实践问题分析我国疫情期间信息管理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2．1．1疫情信息的采集。在疫情爆发初期，信息采集最棘手的问题是数据采集环节的缺失与失真，这会造成较长时间的数据缺失与整个信息管理链条的混乱。任何公共紧急事件(包括传染病暴发)要想得到快速有效的遏制，势必会涉及到社会管理体系中的各个部门或机构，这些日常基本不怎么联系的社会部门、各个行业与组织团体，通过临时搭建沟通渠道与摸索协作方式的时间成本过高。因此，对管理者而言，提前根据疫情情形分类和明确各决策环节所需要的数据种类需求，如防护物资调配和损耗、隔离名单、确诊名单、重点区域、人力物力资源等，并制定数据获取方案是后续信息疫情管理的前提。搜集数据的标准化和结构化是获得高质量信息的关键环节［8］。在这次疫情中，政府数据采集也不可避免出现数据标准的缺失与混乱等。例如:湖北省与武汉市疫情数据出现前后不一致问题，一是在数据统计标准方面，没有事先设定好;二是在数据的时候，没有根据标准的调整而对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后一起［9］。疫情数据填报效率低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疫情期间人员、物资等关键信息获取，纵向上报多采用地方到中央的层层汇报方式，报送时间较长且数据内容重复，横向无特定平台入口，传播途径乱且数据来源混杂，不利于信息有效整合分析数据处理，直接影响全国统筹开展疫情防控和救治工作［10］。2．1．2疫情信息的处理。疫情信息处理主要有三项任务:一是监测，即获取和监测社会中的传染病信息，察觉潜在的危险变化并发出预警;二是预备，即采集和分析与疫情相关的环境、结构、系统和人员信息，开展风险评估，发现管理短板，制订应急预案;三是分析疫情传播信息，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尽早干预和处置，减少经济社会损失。疫情防控的最大依据是对数据分析处理，只有对抓取到的各种信息进行有效处理才能提出解决方案，帮助疫情在最快最有效的防控措施下得到控制。如果收集到的疫情信息内容、标准不一，信息的分析处理将成为浩大且繁琐的工程。我们需要通过大数据分析手段，给相关管理者提供全面易懂的信息，帮助决策者了解目前的疫情情况及可能出现的疫情局面。例如，提供员工流动地图、健康状况统计图及上报率统计等多种分析手段，管理者通过此模块能非常直观地了解本企业的疫情情况，及时做出决策。通过疫情信息，实现对疫情防控所需要显示的各种情况的动态监管，随时对各种疫情信息进行多方位分析，直观、完整、准确、清晰、灵活地显示各种信息。2．1．3疫情信息的传播。首先，公众对疫情的恐慌便会产生大量的谣言，而且会迅速大范围传播。面对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效甄别虚假信息有助于公众求助于正确的救治渠道与治疗方案、消除社会恐慌、增强抗击疫情的信心［11］。1月24日，一个微博用户声称武汉的医院情况已经恶劣到尸体遍地，并配了一段视频。这条微博让不少人信以为真，得到许多网友和大V的转发，不过这条虚假消息及时被共青团中央辟谣。很多谣言都是利用人们缺乏某方面的知识而进行传播的。由于早期医学专家对冠状病毒的特性及引发的疾病不甚了解，只能边治疗观察边采取对策，这就给了谣言传播者巨大的造谣空间。腾讯新闻较真辟谣平台上线后，几乎每隔几个小时就有一条辟谣信息，非常时期的谣言数量可见一斑。其次，由于恐慌导致超市和药店的物资遭到哄抢，许多市民害怕疫情导致物质供应不足，纷纷抢购粮食和药品，这样的哄抢使得粮食和物质没法及时送到真正有需要的抗击疫情人手中，导致政府必须出台红头文件来制止谣言。谣言带来的最可怕的是群体恐慌的迅速蔓延，使得人们陷入不安和自我怀疑。武汉协和医院的一个医生说，有很多患者只是单纯发烧感冒，却聚集到医院，医院的物质和人手本来就不够，这些人聚集之后，造成了大量资源被浪费，也造成了大量交叉感染的风险。2．1．4疫情信息的共享。不同利益个体信息的流向存在一定的差异，跨部门跨省市数据共享意愿不强、信息交互手段不足，导致公共服务数据来源单一，数据分析不准确，区域联防能力较弱。例如，2月26日，来自河北疑似病例由于异地排查信息不同步，导致北京市出现工作单位内聚集性疫情，增加10名确诊病例［10］。通次这次疫情，让我们了解到了快速获取和发送信息的重要性，如何打破各个系统的数据孤岛问题，实现对突发事件各个系统响应，及时打通突发事件相关信息的数据链路通道。数据的共享方面需要各个部门参与者的合作，可以大大提高获取数据的效率。在政府内部，应加强卫生医疗、公安、信息化与互联网管理等部门之间的协作，推动医疗卫生机构、相关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以及电信企业、互联网企业之间的数据共享与整合，为疾控部门提供更为丰富的数据资源;另外，建议以国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各地的公共数据开放管理规章为依据，研究制订疫情防控所需数据开放的专门条例，为非医疗机构参与流行病学研究和分析提供数据支持［11］。2．2我国信息疫情管理建议。2．2．1统一疫情信息管理系统。疫情信息传递是从上而下的方式到达决策层，这中间的信息链是一级级的信息甄别过程，降低信息的失真现象和判断误差是至关重要的。每一层级都需要建立相应的疫情信息采集机构，利用信息技术实时捕获各种情报信息，帮助决策部门迅速对疫情作出响应。在2003年SARS暴发后，我国建设了中国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包括乡镇卫生院在内的各级医院可以对不明原因肺炎等各类传染性疾病的个案进行实时在线直报，系统中的信息由各级疾控中心实时共享，这样就大大提高了疫情信息传递到上级的效率，使得防控部门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应的预防措施。这套系统曾经在禽流感、鼠疫等传染病预警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但是，在肺炎疫情期间，由于信息迅速产生和传播，缩短了上层的决策时限。因此，只有建立统一的疫情信息管理系统，才能达到高效的良性循环。2．2．2甄别打击虚假信息。疫情下的数据传播方式主要通过自媒体，虚假信息是疫情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最大隐患。虚假信息指的是没有相应事实基础，却被捏造出来并通过一定手段推动传播的言论。受众未被明确或暗示虚构的前提下，被捏造及传播与事实不同甚至相反的言论。只有当谣言标准的界定与专业学识、来源的权威性产生联系，大众便不会对此表示疑问与否定。在疫情爆发初期，就连医疗专家对该传染病都不甚了解，大众更没有防范认知心理，导致不少医护人员感染。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公布了病毒具有人传人的特点，公众才开始加强自身的健康防范措施，以降低被感染的风险。疫情防控期间，铺天盖地的网络谣言以及虚假信息，造成了大众的恐慌心理，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不得不辟谣。在信息产生和传播飞速发展的今天，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间，“谣言止于智者”似乎不太现实，“谣言止于知者”可能更加合适，大众之所以会轻信许多经不起推敲的论断，是因为大众没有相应的认知心理，这是谣言四起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首先，卫生部门应该加强卫生健康知识宣传，提高公众健康素养能力，只要公众有足够的健康知识，才能不信谣、不传谣。其次，公众应该享有知情权，有些地方政府工作没有做到公开透明，或者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及时公开，这都会给造谣者以机会。例如，一些带有社会性、政治性的信息，或者由于它的高密级，只能在较小范围内传播，大众全不知晓的信息就会造成胡乱猜测的恐慌心理。管理部门需要针对最热门的话题言论，请领域专家或权威机构及时判断真伪，驳斥谣言，并采用恰当的方式来真实信息，通过传统媒体、名人、非政府组织、医疗行业等高影响力社交媒体账号，为公众解除困惑，提醒公众注意分辨信息来源，避免陷入骗局或虚假广告［13］。2．2．3利用信息化技术。在一个经济高度发展、区域间联系紧密、人口快速流动的社会中，有效应对各种重大传染病疫情，信息化手段是必然选择。与2003年“非典”疫情相比，肺炎疫情的暴发，考验了我国基础网络和机房建设，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网络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肺炎疫情防控应用了大量信息技术，特别是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传染病都有一定潜伏期，同时不少确诊者出于各种目的会隐瞒病情，单纯靠人力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收集和整理这些疫情信息。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疫情传播路线和潜在感染者进行精准定位，疫情防控工作才会更加及时、准确和严密，疫情防控的社会成本也会大幅降低，而且依靠这些信息工具可定制人性化的可视化图谱等。如帮助企业更高效地搜集和整理疫情信息，及时部署疫情防控措施。在肺炎疫情防控中，各种大数据工具层出不穷，如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肺炎确诊患者相同行程查询工具、发热门诊地图、确诊患者地图等，这些工具不但可以帮助公众及时了解疫情发展情况，而且还可以帮助政府进行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为科学防控疫情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14］。例如，疫情期间，广东省人民医院引进配送机器人“平平”和“安安”进行院内物资配送，为医院解决了不少工作困难［15］。2．2．4普及公众健康教育和卫生知识。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发生时，公众面对专业而且复杂的健康信息环境，必须要具备甄别、理解、评价和利用健康信息的能力，即电子健康信息素养能力［16］。一般而言，健康素养定义为获取、理解、评价和应用健康信息以及作出健康相关决策的动机、知识和能力。健康素养是一个关系概念，它是系统层面的健康素养。信息提供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健康素养与个人健康素养同等重要。健康知识普及程度低与各种不良健康结果和较高的医疗保健费用有关。基于人口的健康素养研究表明，大部分欧洲、北美和亚洲人口在处理与健康相关的信息时存在困难。近期在8个国家进行的欧洲卫生知识普及调查(HLS－EU)发现，几乎50%的成年人有“问题”或“不充分”的卫生知识普及，这意味着他们可能难以获取、理解、评价和应用信息来促进或保护自己的健康。在德国比例更高，达到54．3%［17］。最近一项关于医学生对COVID－19的研究表明，较高的卫生知识水平可能降低公众的恐惧心理，健康知识水平的提高显示了对COVID－19相关抑制的保护作用。了解公共卫生建议、采取防护措施预防冠状病毒感染、引导covid－19相关的卫生信息环境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探索冠状病毒相关的卫生知识普及［17］。德国最近一项研究旨在了解大学生在病毒信息方面的数字健康素养，这项研究是全球健康素养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评估了处于封锁状态的45个国家的大学生的数字健康素养、健康信息行为以及评估学生对COVID－19的恐慌状态［18］。2．2．5构建疫情知识库。疫情结束后，信息管理的任务是疫情全过程信息汇集、评估和分析，提出疫情防控的改进措施和恢复重建方案。对疫情应对过程进行数字再现，找出工作不足并分析其原因，从而更好地将经验和教训转化为能力。因此，应建立长效的疫情信息管理机制，根据迄今应对COVID－19信息疫情管理方面的经验总结，以及对以往传染病防控过程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进而形成可供重复使用的知识库，包括专业卫生知识、典型案例、专家名录、防护措施、亲历者记录等。一旦类似的危机事件再次发生，各个部门通过相互协调合作，可以快速实现医学应对、风险预警、应急响应等方面的知识复用，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提高疫情防控效率，使信息疫情管理方法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疫情知识库应该以适当的权限免费开放推广给公众使用，这样公开透明的疫情信息库不但可以减少群众的未知恐慌心理，提高其应急防范能力，同时这些政府共享数据也会使各个疫情防控部门的联系更加紧密，一旦碰到类似危机事件可以抽取相关的数据进行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尽早进入备战状态，以最快的速度使危机事件得到高效的遏制。

3结语

对信息疫情的研究出现在21世纪，依靠跨学科的方法来整合应用数学、社会和行为科学、通信和信息科学、数字健康研究、数据科学等，涉及由卫生决策需求驱动的研究优先事项，可以产生证据，为制定工具、方法和信息管理干预措施提供信息，并有助于在疫情暴发期间监测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从而加强对突发卫生事件的防备。应对COVID－19相关信息疫情的管理需要社会和政府多个部门迅速、定期、系统和协调地采取行动，从信息采集、处理、共享等各个阶段做好数据支撑，建立统一疫情信息管理系统。

作者:唐凤 单位: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