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品质社会视野认知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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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人们对科学知识品质的认识和科学对自然界的认识一样是不断发展的。知识社会学从对传统的普遍、客观、价值中立的科学知识观的解构中，逐步走向相对主义的科学知识观。

论文关键词：科学；知识观；嬗变

传统的科学知识观认为，科学知识尽管有社会起源，但这种起源是与科学知识的内容无关的。自然界是现实而客观的，科学就是致力于提供关于自然现象世界的客体、过程和关系的精确说明的事业。

科学知识是对自然世界真实特征的提示，并简约于系统的陈述之中。纯粹的、符合非个人的技术标准的科学知识，是独立于偏见、情感、自我利益等主观因素的。随着科学知识自身发展所日益显露出来的完整特征，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交融与互动，在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视野中，科学知识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嬗变。

1标准的科学知识观形成与发展

虽然科学知识观的形成有一个绵延的历史过程，但对知识进行系统论述始于实证主义的代表奥古斯特?孔德(AugustComte)。在《实证哲学教程》著作中，他把人类知识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神学时期”、“玄学时期”和“实证时期”。“实证时期”的知识与虚构的知识不同，是基于经验方法论的、真实的、有用的、肯定而准确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典范是现代自然科学知识。

19世纪，人们惊叹于自然科学成就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人类及其周围的世界也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与过程，观察、归纳、演绎与实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以应用于科学，而且在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各种不同领域里也可以应用的观念。除孔德外，实证主义早期诠释者还包括穆勒(J．S．Mil1)、斯宾塞(HerbertSpencer)和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他们认为，知识的科学性不再需要通过感官领悟，而是必须付诸经验的调查，没有观察就没有真理。所谓经验的就是客观既存的事实，而科学就是对那些事实的观察和描述，既然经验就是事实的，科学知识就是确证的。

进入20世纪，科学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给传统的科学哲学带来革命性的冲击，科学理论难以与自然世界的经验一一对应。20年代，以石里克(MoritzSchlick)、纽拉特(Ottoneurath)、卡尔纳普(RudolfCarnarp)、波普尔(KarlPoper)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把科学哲学引入新实证主义阶段，主张用“科学的逻辑”代替传统的认识论。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感觉经验是唯一的知识来源，科学必须要能够“证明为真”，证明的方式包括经验证明和形式上理论上的逻辑证明。所有有意义的陈述，要么是关于感知材料的可确证陈述；要么属于“分析性”陈述，诸如逻辑和数学上的陈述2+3=5，5是2+3分析性陈述的必然结果，自然为真。他们认为，只有科学能给予我们真正的知识，形而上学的东西，如本质、本体、存在、第一因等等，都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加以摒弃。“意义”(meaning)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意义有所指，并且是可由经验加以检验的。只有可用经验检验的命题才是真命题，否则便只是假命题，这便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verificability)。科学的特征是从经验出发，通过分析和演绎得出规律性的通则。通过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排除与科学发现有关的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以便给科学提供纯粹的理性重建。把实证主义原则与数学、数理逻辑和语言学的成果结合起来，建构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理论，即一切科学都是经验科学，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结构。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的逻辑或一种完整的经验科学知识应该探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知识的基础问题，即检验科学假说的最终论据是什么，包括每一门科学有无这样的基础以及各门科学之间有无共同基础；二是理论的结构问题，即概念之间及陈述之间有系统的联系，特别是公理系统的解释问题和说明逻辑；三是理论的确认度问题，即证据在多大程度上给假说以支持，或假说从证据得到多大程度的确认。

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逻辑实证主义都假定，科学事实是关于外在真实世界的事实，它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藉逻辑和数学知识的中介才能实现，不依赖或反映社会现实。新老实证主义者共享的科学观包括：

(1)科学主义(scientism)。不论自然的还是社会的问题，其研究方法是同一的。在现代文化中，知识的意义是由科学来界定的，自然科学已为所有科学提供了方法标准，在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之间是没有必然判别的。

(2)自然主义(naturalism)。所有的科学都研究外在于自身的对象，这些对象可化约为可观察的原子单位，运用模像理论、对应理论和比配理论进行分析。

(3)经验主义(empiricism)。科学的基础是观察，实证知识建立在能够观察和确证的事实的基础上。科学家通过实验揭示客观存在的一般规律，再根据规律提出假说来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

(4)价值无涉(valuefreedom)。科学不对其论题进行价值判断，主张价值不能从事实中获得。只有事实是可以检验的，价值则不然。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可以独立于道德反省或个人的主观因素而实现，真理是关于客观实在的说明性陈述，是可以检验的。科学知识不同于所有其他人类知识，可以检验证实，是普遍逼真的。

(5)工具性的知识(instrumentalknowledge)。实证科学是确定知识，因而也是有用的，可以准确预测和操纵社会的运行。实证主义者追求技术上有用的知识，并相信它们可以运用于不同的形式的社会改革。圣西门和孔德主张“实证科学”与“实证政治”。此后的实证主义者虽仍然将科学视为技术上有用的知识，但越来越倾向于淡化科学之公开的政治意义。到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实证政治就被抛弃了，科学成了纯粹的非政治的知识。

2意识形态论的科学知识观

虽然实证主义把科学知识视为客观、普遍、价值中立的，但当其把科学观念引入哲学、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就引入了意识形态。他们赋予科学知识的品质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识形态(ideology)最早于19世纪初由特拉西在其《意识形态概论》中首先提出来了，意在研究人和心灵、意识和认识的发生、发展规律与普遍原则的学说。马克思、列宁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论述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但在西方，意识形态一直被指责为“虚假的理论”，意识形态的结构内涵受社会、政治作用的制约。主流思想认为，意识形态与科学是分离的。

马克思早就关注到，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资本家剥削的工具，他断言，科学是社会的产物，科学的成就、应用和发展只有在一个更加广泛的社会历史脉络中才能得到理解。马克思以蒸汽机、电力技术革命促成社会产生革命为例进一步深刻指出：“机器表现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的，使一般生产方式发生革命的起点。“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表现为生产关系的革命。”科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口以上分析集中到一点，就是科学技术不仅具有首要的社会生产力功能，而且还具有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效应。

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拓展了马克思的“存在基础”概念，并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思想扩大到一般知识，认为人类的思想结构本质上都含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任何有关真理的声称都不过是一种自欺。他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说：“我们可以证明：(a)认识过程实际上并非是按照存在的规律发展的，它的发展并非仅仅遵从‘事物的本性’或‘纯逻辑的可能性’，它并不是由‘内在辩证法’推动的。相反，现实思想的出现和定型在许多方面都是受与此非常不同的超理论因素影响的。与纯理论因素相反，这些超理论因素可以称为存在的因素。这样思想的存在决定也就不得不被认为是一个事实。(b)这些存在因素对知识的具体内容的影响决非只有边缘性的重要性，它们不仅与观念的创生有关，而且渗透进了观念的形式和内容之中。此外，它们还决定了我们的经验和观察的范围和强度，即我们以前称之为学科‘视角’的东西。”对文化现象的适当分类和理解，必然涉及参与者本身对意义的诠释，而意义却不像外在世界的客体那样仅是一个为人们所观察的对象。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群体都有他们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他们的诠释必然是从其自身文化的特定意义架构出发的。因此，任何人类文化的产物均无法用一种永久不变的观点来加以充分分析。虽然曼海姆把科学知识排除在文化现象之外，但他对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被相对主义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吸收。

另一条分析进路源自迪尔凯姆，从人类学视角对科学知识进行意识形态学分析。认为社会并不仅仅是个人的集合，它还包含着各种体制和建立起来的行为模式。人们之间的相互沟通需要一套共同的符号，这便形成了公共信仰和观念，即“集体意识”或“集体表述”的基础。集体意识或集体表述显示了社会成员的一般看法或想法，提供了观念的框架和词汇，它不仅是社会生活而且是精神生活的推动力。集体意识的强弱依赖于个人在群体中的整合程度，以及该群体在整个社会中的整合程度。集体意识是法律、道德和宗教的源泉，甚至我们对周围事物的辨别、分类和综合判断也是受集体意识的影响决定的。时间、空间、力、矛盾、分类这些观念最初源自社会结构的形式，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比如一个群体的时间概念源自其集体生活的社会节奏。迪尔凯姆认为，我们能够表明某些社会发展如何带来了科学的产生，科学的某些集体特征使科学方法如何体制化，少数科学家的观点如何被高度分化的社会所接受等等。

哈贝马斯(JuergenHabermas)从语言哲学的视角对“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命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科学技术成为了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维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主要工具，成为一种决定社会系统发展的自主性力量。

“社会制度的发展似乎是由科技进步的逻辑决定的；科技进步的内在规律性，似乎产生了事态必然发展的规律性，而服从于功能需要的政治，必须遵循这种事态必然发展的规律性。”科学技术在今天具有了双重职能。它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政治机构的日常活动日益专注于技术问题，关心现实生活中需要满足的问题，而不是关心政治实践问题、人的解放问题。只注重从技术上满足现实需要的活动，而排除“价值问题”，科学技术起着使行政活动和舆论非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作用。

3历史主义的科学知识观

在科学知识的增长模型上，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是一个不断增长的线性的积累过程。波普尔按照他的“猜测一反驳”方法论，提出科学知识的增长源于理论的不断被反驳、被否定、被证伪或被推翻，并被新理论取而代之。

库恩从对科学史的考察出发，指出无论归纳主义者还是证伪主义者的看法都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实际历史。归纳主义者看不到科学史中非积累的发展阶段，即科学革命的阶段；证伪主义者则忽略了科学中受传统约束的常规科学活动，却用仅仅间断性地出现的破坏传统的活动即科学革命，来代替整个科学活动。由此，库恩提出了他的科学革命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科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环节：首先，在“前科学”(pre—science)阶段，正常的活动方式是批评议论，各个学派互相争持。由于某个显著的科学成就使这门科学进入成熟期，常规科学出现，然后进入了“常规科学”(normalscience)阶段，其目标是阐明和发展一个“范式”(paradigm)。随着科学的发展，当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试图解决这个范式所遇到的异例或反常再三失败时，这门科学就会面临着危机，并进入“革命科学”(revolutionaryscience)阶段。

革命科学阶段，人们对范式或基本理论公开表示不满，纷纷求助于哲学和根本原理的辩论，批评和议论代替解决疑难再次成为主导的活动方式，当相互竞争的理论选择问题得到解决，危机随之过去，进入新的常规科学阶段。

按照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观，新的科学价值是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历史上的重大社会变迁通过新的科学价值标准影响科学，产生出建构新的现象场域的范式。科学认识论、科学理论和科学的事实内容都是与历史变迁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历史主义性格，因而科学要求批判性的历史重建而不是理性重建。赫森(Hessen)曾研究说，在牛顿时代，工业家所面临的重要技术问题与自然哲学家所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之间，有着紧密的对应关系。另外牛顿所属阶级的成员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如政治、哲学及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同样影响和限制了牛顿的思考。

库恩认为，常规科学家并不直接研究自然界，而是研究由范式所定义的自然现象，即由仪器、方法、信念呈现给他们的“现象场域”(phenomenology)。

这样，常规科学研究的对象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具有相同的性质——社会建构的产物。库恩认为，科学革命所带来的新范式对旧范式的胜利不是智力意义上的而是社会意义上的，因为这取决于新范式训练了更多科学家、取得更多资助、生产更多的实际成果。科学进步的实现不通过驳斥“错误”理论和积累“真实”事实，而是通过范式替代或科学革命这个“真实的”进步过程，它不是一个纯粹理性和合乎逻辑的过程，反而更像是宗教中的皈依或改宗(conversion)，或心理现象中的“格式塔转换”(ge—stalt—switch)。在范式转换之后，科学家便生活在与他们前辈不同的现象世界中了，他们无法以新理论的语言来表达旧理论的思想，范式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

对库恩范式的解释有保守、激进之分。按照保守的解释，“范式”是一个分析性概念，其中包含着科学活动中的认识和社会两种不同的因素，且这两种因素是可以分开的；按照激进解释，“范式”是一个整体，科学中的认识活动和社会活动本质上是相互整合的统一体。此外，对库恩“科学概念的意义”的解读，导入了自然科学解释学的生长。库恩曾说，科学概念的意义不在于它所指称的特定对象，而在于因人而异的“用法”。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自然科学中独立于文化、中立于价值的成分丝毫不比人文科学的多。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的概念，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学习、变化和传播，概念的有效性在本质上都是文化的。自然概念意义的生成的多元化来自不同对象解读的思想，无疑是哲学解释学的观念。

4相对主义的科学知识观

对库恩范式和不可通约性概念的激进解读，导致了科学知识观的相对主义革命。不可通约性意味着，不可能找到科学合理性的规则，无论实验证据还是逻辑证明都不能被用于表明一个范式优于另一个范式。而如果一个范式不能按照科学合理性标准被认为比另一个范式更先进，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范式都是同样有效的。

相对主义的科学知识借助于科学哲学关于“事实不完全决定理论”和“观察负荷理论”观点，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决定论进行了辩护。按照迪昂一奎因的不完全决定论命题，有若干个逻辑上可能的理论是与经验证据相吻合的，因而经验有效性就无法从许多理论中分辨出唯一正确或错误的理论；既然如此，科学家做出的决定就可能不是基于理性的考虑，而社会学的解释就是合法的。按照汉森渗透理论命题，观察总是在某个既有理论下展开的，而某项观察为何会负荷这一理论而不是另一种理论，并没有内在的充分理由，显然也不得不诉诸社会因素。同时，相对主义者利用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哲学的资料对科学知识的内容社会学因素进行深刻的分析。认为科学所感受到的认识压力其实是社会压力。我们能够正确接续数列(2，4，6，8，……)似乎是遵循了一种自明的数学算法，但实际上，接续这个数列的能力应归于既有的训练和常规实践而不是数学认识的必然。布鲁尔通过援引维特根斯坦表明，纯数学的可说明性也与特定语言文化惯例是分不开的。布鲁尔注意到巴比伦数学中没有“零”的概念，进一步证明“数学的概念是文化的产物”。

相对主义的科学知识观声称，社会原因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巴恩斯提出把科学处理为一种与其他任何文化相同的文化形式，并将文化分析技术应用于对科学的文化体制的文化的研究。布鲁尔则发展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语言游戏的系统理论”，并用它澄清和扩展了曼海姆的知识理论。知识论的相对论和科学观的实践论，成了他们在“科学研究”与社会理论之间架设桥梁的思想武器。巴恩斯说，“科学不是一组在不同的特殊文化情境中维持正确描述和有效推断的普遍标准，科学中的权威和控制不会简单地保证‘理性’与经验之间的互动不受妨碍。科学标准本身就是一种特殊文化形式的组成部分，权威和控制对保持这种特殊形式的适当感是必要的。”…布鲁尔说，“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表示它的个体成员们的感觉经验，或所谓他们的动物性知识的总和。毋宁说，知识就是他们对实在的集体看法或诸看法。”公务员之家

在人类学领域对库恩的激进解读认为，科学首先是关于做事(doingthings)和学习做事(1earninghowtodoingthings)的活动，科学家的思想与科学家的行动密不可分的。库恩说过：“学习理论的过程依赖于应用研究，包括用纸和笔以及用实验室的仪器实际解题。例如，如果说学习牛顿力学的学生曾发现过‘力’、‘质量’、‘空间’、‘时间’等术语的意义，那一定不是由于他从课本中那些不完善的(尽管有时也有帮助)定义出发，而是由于他观察并参与了这些概念解题的过程。”科林斯在一篇分析建造TEA激光器的科学家的社会网络的论文中发现，除非与那些实际制造出了这种激光器的科学家发生直接的人际往来，没有一个科学家个人或群体能够仅仅根据正式发表的文献资料制造出一台能够动作的TEA激光器。科林斯认为，这种直接的人际往来之所以重要，因为只有通过直接互动，科学家才能彼此交流那些虽然必要但无法言传的非形式化知识。从而证明科学技术中隐含着社会学属性。

同时，相对主义的科学知识观也受到了来自哲学的批判，一是针对其倡导的对称性和相对主义知识观。所谓对称性(symmetry)，指同一类型的原因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二是针对其社会学科学主义僭越。马丁?霍利斯认为，对所有的信念进行因果说明，拒斥以合理性为基础的相对主义立场，腐蚀了客观性概念的支柱。

知识社会学家用局域推理反对一般推理标准的做法，忽略了研究者在解释行为者为何信其所信时，不能不对所分析信念的正确、错误进行判断，并得出赞同或拒斥行动者自己的原因。例如，默顿在分析霍皮人的祈雨仪式时就拒绝接受霍皮人自己的信念，即他们的祈雨仪式将带来丰富的雨火。默顿解释说，霍皮人经常举行祈雨仪式不是因为它们能带来所意图的结果，而是因为它们有加强部落成员之间的团结这样一种潜功能，后者是不为霍皮人所认识的。霍利斯指出，默顿首先是建立了自己的合理性标准的，因为只有借助于这一标准，他才能将霍皮人的信念看成是错误的和非理性的，而把他自己的信念视为正确的和理性的。也就是说知识社会学家在用相对主义范式分析科学知识的同时，自己却走到了相对主义科学观的对立面。劳丹认为，科学合理性只是意味着整体上遵循科学的方法，并不是说科学家的行为都是合理的，因而，相对主义对科学合理性的批判既不能界定一个对科学实践进行研究的方式，也就不能用于说明它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