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消费论文：技术进步在消费演变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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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佑铭周扬波工作单位：广东商学院

技术进步对生产二因素作用与地位相对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经济学家们往往通过构造一定的生产函数（即所谓的经济增长模型）来反映二者对产出贡献的大小，因而，生产函数实际上反映了生产二因素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大小和地位高低。而技术进步作为影响生产二因素作用和地位相对变化的重要因子，则经常被纳入生产函数之中。本文拟在现实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不同历史时期技术进步状况下简短的生产函数，来说明技术进步对生产二因素作用和地位相对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尽管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发展生产资料来对资本增值起促进作用，并由此使生产资料的作用和地位得到逐渐强化，但由于作为其基础的主导技术群始终未能使生产过程突破对人的体力、精力的精确性等过于依赖的局限，导致生产过程只能以人的自然的主观的条件来进行划分，从而使得劳动力的作用始终大于生产资料，并相对于生产资料取得主导性的作用和地位。因而，这时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这样的形式：Y＝G[A(t)K0,L]=[A(t)K0]1-αLα，1/2＜α＜1，0＜t＜t1其中，变量A(t)K0表示生产资料，L表示劳动力，Y表示产出。需要说明的是，在A(t)K0中，A(t)表示技术进步随时间的变化，并且A(t)是t的增函数，K0表示初始的生产资料。这样，A(t)K0可表示在初始生产资料一定的情况下（相当于把K0作为参数），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而得到不断改善和发展的倍加的生产资料。这直接表示技术进步对生产资料的作用和地位具有强化作用。将α限定在1/2到1的区间，是为了表示生产中劳动力的约束比起生产资料的约束来更严重，从而劳动力在资本增值中相对于生产资料有着更强的作用和地位。表示技术进步发生质变的起始时间，大致为18世纪中期产业革命爆发之时。将时间限定在0和的区间，表示生产函数只是在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条件下呈现这种形式，一旦技术进步发生质变，生产函数的形式将会发生变化。假设该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把生产函数表示成密集形式，令K=A(t)K0，l=L/A(t)K0，y=Y/A(t)K0，有：y=Y/A(t)K0=G[1,l]=[K]-αLα，1/2＜α＜1，0＜t＜t1（1）定义G（1，l）=g(l)，上式变为：y=g(l)=lα，1/2＜α＜1，0＜t＜t1（2）是每单位生产资料劳动量，y是每单位生产资料产出。之所以把生产函数写成密集形式时把生产资料这一项变为1，是因为在劳动力具有主导性作用和地位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关注的是每单位生产资料所对应的劳动力的数量，因为正是每单位生产资料所对应的劳动力对产出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对g(l)的定义正合此意。为了与生产函数中通常使用的因变量———每单位劳动资本产出———相一致，我们对（1）式中的有关变量重新定义。令K=A(t)K0，A(t)K0/L=k,Y/L=y，其中，k为人均生产资料，y为人均产出。于是（2）式等价于下面的式子：y=Y/L=G[A(T)K0,1]=(K/L)1-α令G[A(T)K0,1]=F(K,1)=f(k)，则：f(k)=k1-α，1/2＜α＜1，0＜t＜t1（3）同样，这里表示相对于生产资料的约束，劳动力的约束更为严重，因而劳动力也就在产出增加或资本增值中具有比生产资料更强的作用和地位。18世纪中期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产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以来技术进步史上的第一次质变，它推动了构成工场手工业基础的主导技术群向构成机器大工业基础的主导技术群的跃迁，使整个生产过程大大突破了人的体力和精力的束缚，从而导致劳动力从生产资料的支配者变成了以机器这种物质方式存在的生产资料的附属品，而机器则取得了相对于劳动力的支配地位。因而这时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这样的形式：Y=F[A(t)K0，L]（4）假设该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把它表示成密集形式，令A(t)K0=K，K/L=k，Y/L=y，有：y=Y/L=F[k,1]定义F[k,1]=f(k)，上式变为：y=f(k)（5）这里之所以把生产函数写成密集形式时把劳动力这一项变成1，是因为在这一阶段生产资料已经取代劳动力成为对资本增值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因素，需要关注的是单位劳动力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的数量。那么，单位劳动力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与产出之间的具体关系如何呢？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最初的一定时期内，由于生产资料已经成为对经济增长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因素，而单位劳动力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又处于极度的不饱和状态，因此生产资料在技术进步作用下的改善和发展将直接导致劳动生产率的相应提高，这就可以假定这个阶段的人均产出与人均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是近似线性的；然而，在接下来的时段，尽管技术进步仍在快速推进，但毕竟并无质的突破，其成果始终属于构成机器大工业基础的主导技术群的范畴，对生产资料发展的推动作用已不再那么显著。同时，劳动者自身劳动能力发展相对滞后和劳动积极性不足对资本增值的限制作用却逐步明显增强，使得人均生产资料的增加只是导致越来越少的人均产出增加。于是，对于（5）式中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应把它写成分段函数的形式：y=f1(k)=λkt1＜t＜t2（6）y=f2(k)=(k)αt2＜t＜t3（7）其中，λ＞0,1/2＜α＜1，。上式表示，在t1＜t＜t2区间，即人均生产资料数量为A(t2)•k0=k2之前，产出与人均生产资料数量的关系是线性的，而在t2＜t＜t3区间，即人均生产资料数量在A(t2•)k0=k2之后，人均生产资料数量增加只能带来递减的产出。之所以把限定在1/2到1的区间，是为了表示相较于t1＜t＜t2时段，尽管t2＜t＜t3时段劳动力的约束逐渐凸现，其作用和地位有所上升，生产资料的约束相对缓解，其作用和地位有所下降，但生产资料的约束仍然要大于劳动力的约束，在资本增值中生产资料的作用和地位仍然要强于劳动力的作用和地位。t1＜t＜t2时段大致涵盖从产业革命兴起的18世纪中期到实行严格科学管理的大规模批量生产的20世纪上半期，而t2＜t＜t3时段则大致涵盖从强调生产灵活性的20世纪中期到以计算机的发明为标志的信息技术开始走向大规模应用的20世纪80年代。20世纪中期计算机的发明，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以来技术进步史上的第二次质变。计算机开创了通过工具发展人的智力而不是体力的历史，它推动了构成机器大工业基础的主导技术群向构成信息产业基础的主导技术群的跃迁，使生产中不可量化的因素急剧增加，从而颠覆了由大机器生产所确立的客观准确的标准，导致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而不是主要通过发展生产资料来促进产出增加或资本增值，从而使劳动者再次相对于生产资料在资本增值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时，在以构成信息产业基础的主导技术群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尽管生产资料仍很重要，但其作用和地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已经从支配劳动力沦为被劳动力支配。因而这时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这样的形式：Y=G[K,H(t)L]（8）其中，K、L表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H(t)表示由于技术进步而不断提高的平均人口质量水平，这里，可以把H(t)近似地看作技术进步的变量，H(t)是t的增函数。H(t)L表示包含了人口质量在内的劳动量。这里，H(t)反映了这一阶段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促进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平均人口质量水平是资本增值的根本约束因素。因此，这一阶段需要关注的是单位生产资料所对应的劳动力数量。根据这个目标，在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我们把（8）式表示成密集形式，由（8），有：Y/K=G[1,H(t)L/K]令y=Y/K，v=H(t)L/K，定义G[1,H(t)L/K]=g(v)，上式变成：y=g(v)（9）同样，我们需要具体分析上式中函数g的性质。v表示单位生产资料所对应的包含了人口质量的劳动的数量。这里需要关注的是y的变动趋势。假设这一阶段初期生产资料对生产的约束还未消除，直到时间t4，这种约束才完全解除，此时，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与产出增加完全同步。于是，（9）式的具体函数形式为：y=(v)βt3＜t＜t4（10）y=λvt＞t4（11）其中1/2≤β＜1，λ＞0。由于（10）式中的因变量是单位不变资本产出，为了与生产函数中通常用的因变量每劳动资本产出相一致，我们对（10）式中的有关变量重新定义。令K/H(t)L=k，Y/H(t)L=y，于是函数G[1,H(t)L/K]等价于F[K/H(t)L,1]，令f(k)=F[K/H(t)L,1]（9）式也就等价于下面的式子：y=f(k)（12）根据刚才假定，在t3＜t＜t4期间，k的产出弹性介于0-1/2之间，因为生产资料的约束比起劳动能力的约束来已经不那么严重了。在t＞t4之后，k的产出弹性已经非常的小，从而可以假定等于一个常数，设为c。这样，（12）式的具体函数形式就为：y=k1-αt3＜t＜t4（13）y=ct＞t4（14）其中，1/2＜α＜1。在上面各不同阶段的生产函数中，k的指数由小于1/2变到1，再从1逐渐变成了0，而技术进步因子也随之从A(t)变成了H(t)。上述分析充分表明，技术进步与不同历史阶段生产二因素作用和地位相对变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因果联系，即技术进步最初使生产资料的作用和地位大为强化，劳动力的作用和地位遭到极大削弱，而随着技术进步因子逐渐从A(t)变成H(t)，劳动力在资本增值中的作用和地位已经越来越强，生产资料的作用和地位则大为削弱。

生产二因素作用与地位相对变化对生产与消费矛盾演变的推动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在于资本的运动，资本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本增值。在技术进步的不同历史阶段，由于生产二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即资本增值运动中作用与地位的具体状况不同，导致资本增值运动对生产二因要素进行积累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这必然会对生产与消费矛盾的演变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尽管在资本增值过程中，劳动力相对于生产资料有着更强的作用和地位，但是生产资料的作用和地位在技术进步的持续作用下在逐渐强化，劳动力的作用和地位在逐渐减弱。所以在一部分资本侧重于对劳动力进行优先积累的同时，也有一部分资本更加重视对生产资料进行优先积累。对劳动力进行优先积累意味着劳动力在提高自身分配比例的谈判中占据一定的主动，这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和促进剩余价值的实现，而对生产资料进行优先积累则更有利于整个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但是，由于不存在以相应的物质技术手段和庞大资本为支撑的大规模批量生产，在当时物质生产和生活相对匮乏的条件下，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剩余价值的实现而言，剩余价值的生产要更为困难一些，或者说，生产与消费矛盾的重点在生产相对不足而不在消费相对不足。基于此，西方各国的政府大多采取倾向于鼓励剩余价值生产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在机器大工业的前期，由于技术进步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资料取代劳动力成为资本增值的主导力量，并且这种主导性还一度达到空前强化的程度，于是，生产资料的积累一跃而成为资本增值运动的核心，而劳动力的积累则相对被忽视或被边缘化，或者说，劳动力的积累只不过是实现生产资料积累的手段。这必然导致整个社会中资本积累的需要胜过提高消费水平的需要，表现在分配领域就是利润在分配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工人的工资则处于被决定的地位，从而引发劳资双方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和整个社会消费能力的严重不足，这制约了剩余价值的实现。同时，由于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主导技术群提供了相应的物质技术手段，兼之通过社会信用的发展而能迅速集中起庞大资本，使得整个社会生产能够大规模批量地进行，这导致整个社会剩余价值生产的规模急剧膨胀。于是，生产相对过剩逐渐成为普遍现象，生产与消费矛盾的重点由生产相对不足转向消费相对不足，相对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而言，剩余价值的实现要困难得多。古典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再到李嘉图、马尔萨斯，他们研究的重点逐渐从生产转向消费可以说正是现实的状况在经济理论上的反映。例如，穆勒在对印度的情况进行考察后指出：“只是在世界落后国家，增加生产仍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在那些很先进的国家，经济上所需要的是更好的分配。”［1］西斯蒙第明确地指出：“积累国家的财富决不是成立政府的目的，政府的目的正是使全体公民都能享受财富所代表的物质生活的快乐。社会当局的使命是帮助上帝关怀世人的伟业，提高人间幸福的质量，并且按照当局所能为人们增加幸福的可能鼓励自己制度下的繁殖人口。”［2］在他看来，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学说不配称为政治经济学，而是财富学，它把生产尽可能多的财富视为目的，完全忽略了财富的分配要尽可能保证最多的幸福。需要的是“推动整个社会机器的动力”。［3］虽然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非常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个时期生产与消费矛盾的重点在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但他们并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办法可以提出来。而且，这个矛盾还在继续酝酿和发展，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二者的矛盾达到空前的程度，并最终酿成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而迫使西方各国的政府不得不被迫接受凯恩斯提出的提高社会有效消费需求的药方。这说明，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生产的消费目的性终将凸显。在机器大工业的后期，当生产资料的积累越来越只能带来递减的产出增加时，劳动者的积极性和自身素质越来越成为制约资本增值的“瓶颈”。这时，尽管生产资料相对于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仍然有着更强的作用和地位，但这种作用和地位已经开始弱化，而劳动力的作用和地位则开始逐渐变强，于是，在继续以生产资料的积累为核心的同时，资本增值运动被迫开始越来越重视劳动力积极性和平均质量的提高。这种变化反映在社会分配领域，就是实行职工持股制度、建立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制度等来相对提高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以逐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这些凯恩斯主义的举措在客观上提振了社会有效消费需求，暂时部分缓解了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从而促成了20世纪50、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些举措的负面效果也逐步显现。一方面，劳动在收入分配中比例的相对提高，意味着资本在收入分配中比例的相对缩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本投资于剩余价值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尽管劳动力积极性和平均质量的提高的确对产出增加或资本增值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在这一时期的物质生产技术条件下，生产资料毕竟相对于劳动力仍然有着更强的作用和地位，因而其对产出增加的积极作用并不是十分显著且逐步递减。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开始普遍出现的滞涨表明，凯恩斯主义的举措不仅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刺激作用几乎消失殆尽，而且还使西方各国付出了通货膨胀高企和国家财政负担极端膨胀的沉重代价。于是，西方各国的政府不得不纷纷放弃凯恩斯主义，转而信奉强调重视生产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再次将经济政策的重点转向剩余价值的生产。凯恩斯主义政策在此一时期西方各国的实践表明，尽管其提高社会有效消费需求的举措由于反映了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开始逐渐变强的客观现实而能取得一定成效，但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这一问题毕竟根源于采用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主导技术群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根源于这一过程中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资本积累的侧重点终究还是在生产资料而不是劳动力，片面、过度重视提高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这一客观特点并不相符，因此，随着提高社会有效消费需求的举措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这一客观特点越来越背离，其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刺激作用也就越来越弱化，直至几乎消失殆尽，并在这一过程中导致其他相关问题的产生。同时，我们不难发现，直到20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走向大规模应用之前，由于由生产二因素作用和地位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所决定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状况并未根本逆转，西方各国政府将政策重点转向剩余价值的生产其实并未取得多大成效。这说明，无论从消费的角度还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以生产资料为资本积累核心的生产方式已走到尽头，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相当有限，迫切需要转向以相应物质技术手段为支撑的、以劳动力为资本积累核心的生产方式上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走向大规模应用，以知识型劳动力为资本积累核心的生产方式应运而生。在这一时期，在主要采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主导技术群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知识型劳动力逐步取代生产资料而成为资本增值的主导力量，资本积累的侧重点自然也就从生产资料转向知识型劳动力。这导致对创新型人才的竞争在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国家层面都异常激烈，促使西方国家的企业和政府不断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有利于提高劳动在劳资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提振社会有效消费需求。同时，由于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人是在消费过程中增加人力资本的，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不仅可以保证通过剩余价值生产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而且还可以促进剩余价值生产与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从而极大地缓解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这种以知识型劳动力为资本积累核心的生产方式具有逐步解除生产资料的约束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无限发展的巨大潜能，实际上，本文第二部分生产函数中的第（13）、（14）式，正是对这一巨大潜能的阐释。可以说，西方各国之所以能取得20世纪80、90年代的相对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与它们在生产过程中采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主导技术群的同时不断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有关。西方鼓吹这一时段的相对繁荣主要是践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是，这一时期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经济结构毕竟与机器大工业时期有着根本的不同，从而导致这一时期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特点。其复杂性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第一，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许多与以往有着根本不同特点的新现象，主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市场竞争急剧加速，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知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产品创新的竞争逐渐取代产品价格的竞争而成为竞争的主要形式，等等；［4］第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加剧导致西方各国的新兴信息技术产业越来越专注于开发其核心的竞争力，而把与核心竞争力无关的周边生产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外包出去，按照要求的标准进行定制，这就是所谓的网络化生产模式。同时，其转型滞后的传统制造业由于面对国内新兴信息技术产业缺乏竞争力，也不得不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迁移；第三，西方各国的生产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外包或迁移，造成其国内剩余价值生产的急剧萎缩、普通民众失业的大幅增加和劳动在劳资收入分配谈判中地位大为降低下的劳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从而导致社会整体有效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与机器大工业时期往往是由于消费需求不足而引发生产规模被动削减不同的是，此时生产规模主动削减成了引发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诱因；第四，为了提振国内有效消费需求和刺激剩余价值的生产，西方各国的政府普遍利用由于信息技术革命而导致的货币符号化、产权明晰化和金融便捷化，［5］大力借助虚拟经济平台发展债务经济，不断推出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大肆鼓励国内民众负债消费，从而造成国内需求旺盛的虚假表象以及经济泡沫化下的虚假繁荣；第五，由于西方各国的企业将其大规模外包或迁移出去的生产在国内进行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相悖，西方各国政府采取的各种刺激措施效果相当有限，其剩余价值生产严重萎缩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各国国内旺盛的虚假需求只能主要通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生产来满足；第六，随着西方各国由债务和金融衍生工具支撑的经济泡沫的破裂，其需求旺盛的虚假表象被戳穿，导致西方各国相继爆发债务危机。第七，此时，早已存在的生产萎缩和消费不足同时成为矛盾重点的状况在西方各国表现得极为显著，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矛盾的重点则由于西方各国巨大消费需求的突然大幅缩减而主要表现为消费不足。西方各国20世纪80、90年代短暂的相对繁荣和近几年欧美债务危机下的全球普遍深度衰退表明，尽管采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主导技术群进行生产和以知识型劳动力为资本积累核心的生产方式具有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无限发展的巨大潜能，但宥于资本极端逐利行为和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政策弊端的局限，这一生产方式不仅释放出来的潜能极其有限，而且还在客观上成为导致西方各国产业空心化，以及产业空心化下生产萎缩和消费不足同时并存状况的重要诱因。

对我国正确应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启示意义

上述有关技术进步推动生产与消费矛盾演变的历程及其内在作用机理的分析，对我国正确应对当前并不乐观的宏观经济形势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启示意义可简要归纳为如下几个层面：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长期采用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主导技术群，导致企业积累的侧重点在生产资料而非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初期，因存在遗留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下的物质生活条件匮乏和生产能力相对不足，这一物质技术基础和企业积累模式下的生产方式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物质生活条件匮乏和生产能力相对不足的状况逐步改善，这一生产方式的弊端也逐步暴露出来。从生产和消费二者关系的角度来看，主要表现为劳动收入占比偏低下的国内居民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相对过剩，随着这一生产方式的持续进行，其弊端也暴露得越发明显。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实行的出口导向战略和周期性进行的颇具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弥补居民有效需求不足和刺激社会整体生产能力的持续扩张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在当前对外出口因2008年欧美债务危机相继爆发而大幅下滑，且固定资产投资也因调控房地产泡沫而受到强大抑制的情况下，我国社会总体有效需求不足和庞大产能严重过剩的矛盾就异常突出地表现出来，从而造成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2012年第二季度GDP增长率7.6%，为近三年来最低，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这说明，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言，过于依赖对外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和具有极大风险的，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应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第三，当前，鉴于劳动收入占比偏低下的居民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许多学者要求更加重视初次分配领域公平的呼吁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共鸣，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采用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主导技术群和实行以生产资料为企业积累核心的生产方式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弱化，越来越依赖劳动力积极性和平均素质的提高来提升生产效率的客观事实。然而，我国大多数企业当前的这种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后期的生产方式有很大的相似性，在这一生产方式下，由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主导技术群所决定的企业积累的侧重点在生产资料而不是劳动力，才是导致劳动收入占比偏低和居民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如果过分依赖凯恩斯主义式的政策，片面、过度强调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和居民有效消费需求，或片面、过度强调固定资产投资，恐怕不仅不会取得多少实际成效，反而还有可能造成国家财政负担沉重和债务经济膨胀，导致通货膨胀高企和生产萎缩同时并存的滞涨状况出现。实际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启动的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诸如此类的负面经济后果，是导致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不乐观的重要诱因。当然，在这一生产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几乎已走到尽头的情况下，如果只是在原有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既定前提下，片面、过度强调实行减免税收、降低信贷利率、出口退税等鼓励、扶持企业扩大生产等新自由主义式的政策，恐怕也无法持续取得显著成效。因此，在继续强调分配公平的同时，我们当前政策的重点应放在生产方式的变革即调结构上。所谓调结构，即要促使企业尽快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从主要采用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主导技术群和实行以生产资料为企业积累核心的生产方式转向主要采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主导技术群和实行以知识型劳动力为企业积累核心的生产方式上来。只有实行了这样的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和劳动在初次分配中比例的较大提高才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企业才有主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强大动力，从而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真正实现生产与消费的良性持续均衡。此外，为了配合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国家也需要从宏观战略层面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以便为各类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所必然产生的对知识型劳动力的庞大需求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本储备。第四，在学术界和政府层面，关于调结构的倡导已有多年，并且当前我国大多数企业也已具备调结构的能力或意愿，但为何迄今为止仍有众多的企业不愿或无法将调结构的举措真正实施？其背后有体制和政策的深层原因。我国大中型国有企业大多具备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但由于它们一般居于垄断地位，参与市场竞争的压力不大，即使不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也能轻易获得可观的垄断利润，因而没有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在欧美债务危机相继爆发以后，我国经济刺激计划的绝大部分资金流向了国有大中型企业，使得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垄断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更缺乏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而民营中小企业虽然利润微薄、经营艰难，存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但由于自身财力有限且获取国家银行信贷相当困难而无力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在欧美债务危机相继爆发以后，民营中小企业的这一处境不仅无丝毫改善，而且还遭到进一步强化，就更没有能力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诸多产业领域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通过引进民营资本强化竞争，迫使国有企业无法轻易获得垄断利润而不得不将利润增长的重心转向产业结构升级上来。同时，还要加大对民营资本的支持尤其是金融支持的力度，以使其尽快具备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当前我国在政策层面上打破国有大中型企业垄断和给予民营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等方面所做的诸多努力值得肯定，但如果不明确和坚定地以产业结构升级和变革当前生产方式为最终目标，认识不到产业结构升级和变革当前生产方式对开辟我国经济持续良性增长这一广阔前景的重大历史意义，这些政策举措的执行力度和实际成效恐怕会大打折扣。第五，在促使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必须注意避免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防止可能由于网络化生产模式的普遍采用而导致生产萎缩和消费不足同时并存状况的产生。如果将来真出现国内企业普遍采用网络化生产模式的情况，那么一方面要认识到网络化生产模式是符合“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客观经济规律的，是较以往效率更高的一种更先进的生产经营模式。另一方面，也要对此提高警惕，避免因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后的企业将与核心竞争力无关的生产向其他国家大规模外包，或因本国传统制造业向其他国家大规模转移而造成本国产业空心化，进而避免产业空心化下的生产萎缩和消费不足同时并存局面的产生。可在正视和肯定国内部分产业结构升级后的企业采用网络化生产模式的同时，尽快在国内建立完整的产业链条，引导与协调国内传统制造业企业或另一部分产业结构升级后的企业与之结成利益共同体，有序进行分工协作，将采用网络化生产模式的企业外包的生产适度交给国内其他企业来完成。在实行私有制的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政府是很难引导和协调国内各企业之间此类生产经营活动的，而在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中国，政府在引导和协调国内各企业之间此类生产经营活动方面应该是具有很大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