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之不足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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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现状

在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经历了逐步发展演变、不断完善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商企业的领导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一旦发生贿赂行为，行贿受贿双方均会按照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处理。1997年新刑法除了在分则的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规定了普通贿赂罪之外，还在分则第三章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新增了第163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164条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两个与商业贿赂相关的新罪名，同时也对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罪的范围作了扩大解释。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对商业贿赂犯罪作了修订，将原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的行贿对象从“公司、企业人员”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并在商业受贿行为中增加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要素，与此相对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取消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将刑法第163条和164条、《刑法修正案（六）》第7条和第8条的罪名修改为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及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这样的修改，扩大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即把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除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如此，使得医生、教师、裁判等其他单位人员构成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2011年颁布实施《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指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正式将对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纳入我国刑法规制的范围内。

商业贿赂犯罪立法的缺失

（一）构成要件的不足1“.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欠妥刑法学理论界通说认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我国刑法将“为谋取不当利益”作为商业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不符合这一本质属性。“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显然具有社会危害性，但是为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也不能排除其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以“为谋取不当利益”作为商业行贿罪的构成要件，这会使为谋取正当利益而进行商业贿赂的犯罪分子找到躲避法律制裁的理由，虽然对公平的竞争秩序造成了危害，我国的刑法却不能够追究其相应刑事责任。2.商业贿赂中的介绍贿赂行为未入罪介绍贿赂行为是第三人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搭桥、沟通、撮合，促使行贿与受贿行为得以实现的行为。介绍商业贿赂的主体是自然人，从身份上讲，既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非国家工作人员，我国对此没有明确规定，这使得介绍商业贿赂行为犯罪没有独立出来，但是已经查处的很多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贿赂的双方交易是通过第三人介绍来实现的，而介绍商业贿赂行为在构成特点上不同于一般的介绍贿赂行为。

（二）刑罚制度设计欠合理当前我国刑法对于商业贿赂行为最高刑是死刑，然而，在商业贿赂领域，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不大，远没有达到要用死刑来予以惩处的程度，法学界许多专家也在呼吁对于该犯罪的死刑应当予以取消。此外，我国刑法中关于罚金刑只适用数额巨大的商业受贿犯罪和单位为主体的犯罪，对于情节较轻或数额不大的自然人商业受贿犯罪并未规定财产刑。商业贿赂罪是贪利性犯罪、经济型犯罪，这样的刑罚配置不利于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打击与预防。[3]除此之外，我国刑法并没有针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资格刑。

立法完善

（一）构成要件的完善1.取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我国《刑法》第163条规定的商业贿赂罪入罪标准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构成要件。行贿和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即通过行贿的方式来达到谋取不正当利益。我国刑法将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将谋取正当利益的进行行贿行为不规定为犯罪，将会助长以行贿的方式来谋取各种利益的不良的社会风气。其次，在司法实践当中，何为正当利益，何为不正当利益？这是一个模糊的界限，在司法实践中是很难贯彻执行的。因而，笔者认为应该取消“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限制。2.增加商业贿赂的行为方式应该把经济领域的斡旋受贿、介绍贿赂行为的主体纳入到刑法规制的范围内。我国刑法只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斡旋受贿行为作出了规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在商业领域中的斡旋受贿行为没有作出规定，不利于对经济活动领域中的斡旋受贿行为进行打击。并且前文已述及，我国立法并未将介绍商业贿赂从介绍贿赂犯罪中独立出来，笔者认为，可以将经济领域的斡旋受贿和介绍贿赂行为合并立法，立法机关可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第18条影响交易罪的第2项规定“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者间接的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这样不仅使斡旋贿赂和介绍商业贿赂的犯罪分子获得应有惩罚，同时顾及了刑法的严谨性和完整性。

（二）刑罚制度的完善1.取消死刑设置死刑的存在符合我国当前犯罪形势的需要，也符合我国民众的传统价值观念，但是应当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只能将其适用于极其恶劣的犯罪行为，商业贿赂犯罪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只是为了经济利益，主要是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损害，其死刑设置应予以取消。2.加大罚金刑力度商业贿赂罪是贪利性犯罪，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对商业贿赂刑事犯罪的责任追究上不仅要求所适用的刑罚与犯罪行为轻重程度相当，还要求所适用的刑罚性质与犯罪行为所固有的特征相适应。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刑罚对犯罪的防治功能。笔者认为，对于商业贿赂犯罪，情节严重者可适用自由刑，但必须并处罚金刑，并有较为明确的数额规定；对于轻微的商业受贿犯罪单处罚金刑即可，无需科以自由刑。3.充实资格刑商业贿赂犯罪的犯罪主体一般是特殊主体，适用资格刑对犯罪主体继续从事特定职业的资格予以排除，这对商业贿赂犯罪具有一定的社会功效和远期效应。[4]笔者认为，对于商业贿赂犯罪，可以适用取消资格、限制经营范围、强制解散等资格刑。综上所述，我国商业贿赂犯罪在立法上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尚需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以期更好地发挥刑法遏制犯罪的功能。

作者：王彦英单位：河北联合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