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演变论文：企业关系的特点与演变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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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雪灵马文杰于晓宇董保宝工作单位：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中国社会关系内涵的起源

虽然“社会关系”一词在中国的人际交往中极为常见，但在中国的传统典籍以及《辞海》等书籍中并未给出明确的解释。许多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的内涵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那么简单。［1］社会学者边燕杰认为，中国的社会关系理论是一套关于伦理本位、关系导向、以“熟、亲、信”为特征的知识体系。［2］尽管“社会关系”的内涵在中国随着时间发展而发生着变化，但毋庸置疑，其至今仍延续了传统中国社会哲学的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3－5］从儒家思想的角度，中国社会关系的内涵主要源于人伦观、差序格局观和“缘”观三个方面。1．人伦观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注重人伦关系，传统人际观的“五伦”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五伦”的“伦”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伦”即指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及朋友关系。纷繁世象，万千人群尽在五伦之中。一个社会，要想安定祥和，就必须要有正常的人际关系，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要“敦睦人伦”，现代中国社会仍存留着这些思想。此外，作为儒家思想的精髓，“伦”也指中国社会中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原则。［1］《礼记•礼运》中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强调人际关系中各自的规范要求;孔子则强调以“孝悌”为仁之本的家庭伦理;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重要思想。①这种伦理通则导致人际关系的道德化，这也是区分中西方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6］在西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类似于一种契约关系，故推崇私人权益关系，重视保护个人权利，强调“天赋人权”、“权利本位”，要求把尽可能多的社会活动均纳入到法律的框架中，实现“法治”;而在中国，社会关系更多倾向于用道德来约束，“法治”之外更重视“德治”与“人治”。［7］因此，中国的社会关系主体在交往过程中，更多不是评价双方的交往是否合乎规制规则，而是评价其是否合乎道德准则，是否“和谐”，更多是心理上的满意程度。2．差序格局观在有关中国社会关系模式的研究中，最具概括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观点。［4］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关系是按照亲疏远近的差序原则来建构的，中国人在处理“己”与“群”的关系时，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这“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的关系便产生了差序。每个人都是自己关系格局的中心，与中心距离的远近不同，形成了种种亲疏程度不同、质量不一的差序关系，权利和义务也就由其在同心圆中的相对位置决定。显然，处于差序关系中心的是血缘关系，因为这是一种先赋性关系，不论你是否愿意，出生之后就自然存在。［1］然后，随着后天的交往，波纹中心的“自己”会选择不同的人形成不同亲密程度的关系，波纹逐渐推出去，私人关系不断增加构成复杂的关系网络。与中国传统社会相对应的是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费孝通认为，“团体格局”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因此，每个个体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团体不能为任何个人所私有”。3．“缘”观中国人有着很强的宿命观念，他们经常用“缘”来对人际关系的建立及其性质进行解释。因此，血缘、地缘和业缘成为情感建立的基础。血缘关系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中，中国“血浓于水”讲的就是血缘关系所蕴含的深厚情感。地缘关系是指以地理位置为连接纽带，由于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共同生活而产生的人际关系，故土、乡亲观念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①。中国人很重视地缘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各个地方都有“老乡会”等团体。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讲的就是这种以地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关系。业缘关系是人们由于职业或工作需要而结成的人际关系。现代的业缘关系可以包括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以及竞争关系等。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及业缘关系对中国人建立其关系网络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事实上，对个人关系深入探究会发现，多数人与其关系对象之间都存在某种“缘”。因此，在中国，对社会关系深入探究会发现，多数人与其关系对象之间都存在某种“缘”。建立关系的双方通常要寻求某些种族、地理或工作上的共同社会特点［8］，这与受“神本位”和“个人主义”影响的西方存在明显差异。西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讲究权利与义务，这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例如，在家庭中“父辈养育子女到18岁，18岁以后就靠子女自己”;在企业中则“完全依据业绩和表现来判定员工的用或不用”等。中国的社会关系则固定在特殊的社会体系中，形成特殊的界限(如学校、城镇以及工作单位等)，这种关系可能基于某种联系而不断扩充，也可能基于个人的经历而重新“洗牌”，因此关系基础有一定的弹性。［1］

中国新企业社会关系的特征

对当前中国新企业而言，社会关系既是一种为了获得市场信息和资源而建立的具有工具性和契约性的经济交换对称关系，又是一种沿袭了数千年的亲情伦理和不对称社会交往模式，同时还是转型时期应对制度性支持缺失和环境不确定性的必要战略选择。因此，其所蕴含的意义和发挥的作用比在成熟经济下更为复杂。［9－11］西方企业的生产运营及交易活动更多建立在公平法则的基础上，依照利益导向进行决策，相关交往方主要是为了实现资源交换，不会对彼此之间的个人情感进行过多考虑，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社会关系特征［15］;然而，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企业经营活动则不仅仅是简单的依赖于市场契约性的活动，相关交往方既是一个地位、资源、角色附带的抽象主体，更是具有情感因素的活生生的人，“人情”比“信息”更重要，“认识谁(whoyouknow)”比“知道什么(whatyouknow)”更重要，“信息”的传递往往是“人情”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2］因此，中国企业的社会关系具有既包含工具性成分，也包含情感性成分的复杂特征。1．中国新企业情感性社会关系特征情感性关系主要表现为情感交换，经济活动领域则更多地体现为关系方之间的感情和信任。(1)感情感情是指双方之间相互理解和联系的程度，是关系双方的情感性承诺。［13］这种情感来自于孔子道德体系中的“仁”，所谓“仁者爱人”，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态度与感情。两个人有关系不代表有感情，双方关系的质量可以通过感情来反映。在中国，关系的驱动因素不是组织承诺而是交往双方之间的承诺，尤其在新企业创建初期，正式制度缺乏的时候［14］，创业者之间的个人关系往往决定了企业合作的可能性。研究访谈中，常常听到创业者在评价交易伙伴时，有这样的说法:“我们是哥们”或“我们认识多年，关系不错”，话里面更多地表露出创业者关系中蕴含的感情因素，以及个人之间良好关系与企业合作关系的等同。西方的一些企业管理者错认为“行贿”在中国是建立关系的最好方式，这实际高估了“送礼”和“请客”等行为在中国关系中的分量。［13］事实上，物质交换只是建立并维持关系的一种方式，可能对一次性交易有较大帮助，但受“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重于义，小人重于利”等传统思想影响的许多创业者普遍认为，钱买不来感情，感情才是决定双方关系质量的重要因素。［1］因此，企业之间想要建立质量较高的关系，需要持续性的感情投入。(2)信任信任是构成企业间社会网络的重要维度之一。［15］社会学家巴伯尔研究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特定性信任，即对他人做事能力的信任和对他人友好、善良意图的期待。［16］中西方新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对两种信任类型的倾向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在新企业创建年限短、资信等级不高的情况下，西方企业对创业者及其创业团队“能力的信任”在组织活动中占重要地位并起主导作用;在中国，对创业者及其团队成员“人品的信任”则更为重要。许多时候，信任主要是通过真诚而非能力得到［1］，典型的表现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企业之间可以基于相互之间的信任，在没有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时，向对方发送货物或者提供帮助，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因此，就中国新企业而言，信任既可能有助于企业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以及构建企业的合法性，也可能会带来因缺乏明确的契约约定而产生的经济纠纷。2．中国新企业工具性社会关系特征一般来说，工具性社会关系是一种资源交换性质的市场关系，交往主要是为了满足彼此需要。企业经营活动中有明确责权利限定的契约性关系是最典型的工具性关系。但这里为了强调中国情境下工具性社会关系的特征，我们将重点就互惠和面子的工具性作用展开论述，而将契约关系作为题中应有之意，不再赘述。(1)互惠互惠是传统文化赋予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产生于中国人际交换行为的基本模式———“人情”，类似于英文单词“favor”，通过相互之间的支持及利益交换来实现。［17］人情在中国的广泛存在导致了一个个人情嵌入型的互惠关系网络。在互惠网络内，由于相互间的关联及潜在合作利益，形成了一种融洽的人际关系，彼此间主动或被动地给予一定“关照”和“恩惠”［18］，受惠方总要在适宜的场合回报施惠方，这也是儒家思想强调的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当然，这种互惠交换并不存在严格的对等性。中国古往今来的人情法则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一旦清算、明算、互不相欠，就成了不通人情的表现，相互之间的关系质量也就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导致双方关系的终结。新企业在创建、经营过程中，经常需要与各种资源的供给和需求方进行交往，交往过程中角色并非一成不变，有时企业扮演着资源支配者的角色，而另一些时候则成为资源请托者［17］，这种互惠性的社会关系满足经营活动交往各方的利益需求，从而实现共赢。在中国企业间的互惠性关系不仅仅是履行合同的“责任”，还是一种“债务”，就债务的程度而言，是由双方有着多少及多深的人情往来而决定。［1］(2)面子面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现象，儒家主张家庭本位，等级制度与宗法伦理，这些思想构成了面子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面子既是一个人的公众形象，也是通过一个或者多个被他人认可的社会角色累积而成的个人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更是国人用以维持森严的等级差异以及人际稳定的社会意识。日常生活中，如“打狗还要看主人”、“不看僧面看佛面”等很多常用语，都诠释了面子的含义。在我国，面子对新企业市场合法性的构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合法性理论认为，新企业需要不断提高合法性程度，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与支持，从而实现生存和成长。［19］中国创业者的社会关系对弥补新企业合法性缺失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企业社会关系中有权势的人越多，越有地位，则面子越大，面子越大则企业合法性越不容易受到质疑。与市场或者社会中“面子”较大者构建社会关系，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起到或明示或暗示的作用，企业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将得到提升。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中，最有面子的莫过于官员和政府。如果新企业与某些官员或者政府部门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这对于互惠交往方来说是一种体现企业市场实力的积极信号，新企业会因此赢得一个较宽松的经营活动条件或环境，这也是中国的许多创业者和企业家非常乐意成为“红顶商人”的原因之一。当然，在中国企业的社会关系中，情感性和工具性关系并非完全割裂，工具性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常以情感性关系为基础，情感性关系又通过工具性关系得以不断加深和提升。在人情机制的作用下，中国企业社会关系呈现出工具性与情感性共存共生的微妙态势。

转型情境下中国新企业社会关系的演化

中国在转型期内，由于新旧制度更迭所导致的“制度洞”［20］，使新企业丧失了可供依赖的制度路径，转而寻求关系路径来弥补制度缺失。在新企业构建的社会关系中，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经营活动开展过程中新企业与各类市场主体，包括供应商、客户、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等，建立的商业关系;［9－10］二是创业者或新企业与政府，包括与中央、地方等监管、审批和资源配置部门等管理人员、机构或部门建立的政治关系;［9］三是创业者与具有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家人朋友等建立的亲友关系。［11，21］社会网络领域的诸多研究已经证明，企业不同成长阶段对关系网络的需求会随着企业发展需要而发生变化。［22－24］这里我们将聚焦探讨新企业创建和早期成长两个阶段，情感性和工具性关系特征在政治、商业和亲朋等几种关系类型中的演化趋势。1．企业政治关系的演化特征政府作为转型时期市场各项政策的制定者，拥有不同于一般市场主体的产业发展和行业走势的前瞻信息，处于市场信息的绝对优势地位;其次，在各种经济活动中政府仍以强势姿态进行干预，对诸如土地使用、市场准入、经营许可、资源开采等与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稀缺资源拥有绝对的掌控权和配置权;此外，作为权利、威望和公信力象征的政府，在市场中有着天然的高合法性。基于转型期政府与企业市场态势的优劣比较，驱动新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构建和培育政治关系，努力在现有的政治体制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通常，以情感为敲门砖来达到其获取所需信息、资源和认同的功利性目的，是新企业常用的建立政治关系的手段。有时通过角色套系，如以亲戚的血缘关系，或同乡的地缘关系，又或曾经是同事的业缘关系，来与政府官员“攀上关系”;有时通过处于格局中心的第三人引荐来“搭上关系”;［25］之后通过拜访、宴请、送礼等经常性、非目的性交往，强化双方之间的信任和感情［17］，拉近创业者在政治关系格局中的距离，从而建立了人情交往的前提。一来二去，出于面子和人情的考虑，交往方会在适当的时机予以回馈。成功构建政治关系的新企业或有可能较其他企业得到更多政策调整或制度出台的重要信息，获得率先进入市场的机会;［26］或有可能以较低的成本谋求到市场稀缺资源，赢得企业发展的第一桶金;或有可能提升企业的合法性地位，克服“新”“小”属性带来的市场进入缺陷。［11］这些为创业初期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发展的空间。在获得上述诸多好处的同时，新企业为构建政治关系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可能会降低企业对市场的响应能力［26］，这是构建政治关系所付出的成本。研究表明，转型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与政治关系成本成反比关系，市场化程度越低，企业关系成本越高。在中国强政府、强市场的“二元”转型环境中，新企业进入早期成长阶段后，尽管与政府部门很多属于一次性审批性质的联系(如创业时土地审批、营业证申请等)将逐渐减少，企业也不大可能将发展重心完全转移到提升市场能力和强化内部管理方面，虽然这对于企业持续竞争能力的形成更为重要。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和现阶段中小企业面临的严苛的环境特征，使得“红顶商人”、“官商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依然大行其道。因此，成长阶段企业政治关系的工具性成分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2．企业商业关系的演化特征初创期创造现金流是企业最现实、最功利的考虑。新企业构建商业关系起初完全出于市场发展的需要，主动与市场参与主体进行经常性的沟通与交流，实现交往双方基于供求、竞合关系的互惠;与“面子”较大的龙头企业进行往来，提升市场认同度。初创期这种较纯粹的工具性商业关系，是新企业进入市场、开拓市场、赢得生存空间必要的策略选择。基于互惠性原则，如果双方在一段时期内合作满意，未来可能会在同等条件下首先选择与对方进行合作，以构建和培育高质量、较稳定的关系。Wong＆Chan研究指出，买卖双方的关系越密切，感情越好，交易频度就会越高，双方就越能获得好的绩效回报。［27］边燕杰也认为，当企业面临长期稳定的市场需求时，就更倾向于建立长期关系来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28］与西方创业者严格按照合同进行的交易活动不同，儒家人伦观影响下的中国创业者更加“重情重义”。随着交易频次的提升，双方了解的加深，彼此认为对方诚实可信时，双方的感情和信任会进一步加强，关系质量会更进一个层次。这种逐渐掺杂了情感成分的商业关系促使双方的经营活动在产品价格、支付时限、收益分配、责任认定等方面有更大的回旋协商余地。［26］因此，早期成长期的企业商业关系经历了由“圈外人”向“圈内人”、由格局外波纹向中心靠拢，由工具性向掺杂情感性演化的过程。3．企业亲友关系的演化特征由于资源更青睐于流向经营绩效显著、市场稳定、市场前景明朗的成熟企业，因此初创期小企业面临的最大发展瓶颈是资源匮乏问题，这使得依靠社会关系，特别是依靠处于关系格局中心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等人筹措资源，成为其首要和必要的选择。亲友给予尚无绩效显示、发展前景不确定的新企业的资金、人员、物产的支持，多数是基于对创业者长久以来积淀的感情及信任，而不单纯以求得回报为目的。当然，除了有形的物质支持，这种关系也为创业初期的创业者坚定创业信念、承受创业艰辛、克服创业挫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精神鼓舞。［29］因此，亲友关系的情感性支持对新企业成功度过初创期的生存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22］到企业发展有开始稳定回报的早期成长阶段，企业关注的焦点逐渐从外部市场生存转移到内部核心竞争力培养，企业管理的规范性、制度性、长效性将成为工作重点之一，为避免亲友特权利益层带来的责权利不清、亲友内关系等同于企业内关系等管理障碍，创业者将尽量减少过分掺杂感情、人情的关系来往，并开始将双方的交易契约化、制度化。显然，这时情感性的成分在降低，而工具性的互惠成分在增强。综上所述，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情感性和工具性关系特征在政治、商业和亲友等几种类型中的演化趋势如图1所示。

本文从儒家思想视角切入，探讨中国社会关系的起源，并对社会关系属性从工具性和情感性的角度进行了界定。研究认为，在新企业创建初期，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亲友关系呈现明显的情感性特征，政治关系则以情感为突破达到工具性目的，商业关系则工具性特征明显;伴随着企业度过生存期进入早期成长期，其亲友关系网络的情感性特征下降，工具性特征上升，政治关系和商业关系工具性特征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但商业关系中或多或少会掺杂情感性因素。本文的研究带给我们以下启示:1．对创业研究学者的启示当前，国内创业学研究有一种明显偏好:套用西方已有的战略、经济、社会和心理理论来解释中国本土现象。这种偏好导致国内创业学研究仅关注如何使用现有理论，而不关注这个理论在中国的适用度。本文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关系内涵的重新界定和特征描述，基于中国转型期和企业成长阶段对社会关系演化特征的研究，强调和突出了创业研究的情境化，对创业学的本土化研究将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另外，对企业社会关系属性不同阶段演化特征的研究，本文仅进行了定性描述，搭建了概念层面的分析框架，未来深入地对其从“属性差异—行为差异—产出差异”的研究范式进行的动态的实证性探索，将会对社会网络理论、创业理论发展和完善有所贡献。2．对实践中的创业者的启示对在中国进行创业实践的参与者来说，一方面，不仅应该具备对转型期的市场“世事洞察皆学问”的能力和本领，也需深知“人情练达即文章”的道理，应充分了解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和待人处事之道，为创业活动营造良好的外部氛围，克服市场进入的合法性门槛;另一方面，应根据企业不同成长阶段带来的关系属性的变化，充分衡量关系类型、关系属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有针对性地构建和培育关系网络，使其更好地为企业生存和成长绩效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