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企业管理的权威理论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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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经济学管理学权威

论文内容摘要：管理学关于企业的权威依次经历了暴力权威论、制度权威论、共享权威理论、权威接受理论以及知识权威论。通过经济学和管理学对企业权威的分析，文章指出知识成为企业的权威话语，拥有知识的人成为企业权威的来源。权威是企业中一种无形的力量，它意味着权威的拥有者可以利用权威来配置稀缺资源而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论述了企业的权威从传统的物质资产所有者的至高无上到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权威。

经济学关于企业的权威思想始于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科斯在文中指出，企业与市场的区别在于，企业具有某种权威特征，企业依靠权威节约交易费用。本文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视角考察了企业中的权威，以期为企业管理提供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学中的权威来源

自从科斯提出企业的权威思想以来，相继有学者对科斯关于企业的权威思想提出质疑。巴泽尔从节约度量费用提出了企业的权威来源。在巴泽尔看来，企业权威的重要性在于考核产品生产投入的成本，从而节约度量费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把企业看作“另一种类型的市场”，反对科斯以权威作为企业区别于市场的标志的观点。他们把企业看作一个联合体，强调人力资产的重要性。人力资产合作会形成外部性收益，由于这种收益很难在每个员工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因而员工偷懒就在所难免。为了减少偷懒的损失，就需要有人监督，而为了防止监督的人偷懒就必须赋予监督人合作剩余的收益权。威廉姆森为了弥补科斯等人的交易费用企业观缺乏行为基础的缺陷，从人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出发，推论出人具有机会主义的行为动机，进而推论出交易费用的来源以及控制机会主义有助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结论。他认为，权威的功能在于防范专用性资产投资过程中的机会主义。克莱因等人的研究是建立在威廉姆森的研究基础之上的，试图为交易费用经济学寻找某种理论基础。在他们看来，市场交易的低效主要是因资产专用性而产生的可占用性准租，使得机会主义行为由可能变为现实。因此，用纵向一体化来替代现货市场交易，就是一种保证关系性的专用性投资达到最优的有效办法。

但是，格罗斯曼和哈特认为，只要合约是不完全的，纵向一体化也可能会给机会主义行为留有余地。所以，如果说企业合并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重要的是要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为此，他们将合约权力区分为两种类型：特定权力和剩余权力。由于有关第三方的不可证实性，使合约具有不完全性。因此，合约的执行就会出现困难。既然现实中不可能订立一份完全的合同，那么合约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的“漏洞”就需要有人来填补，在他们看来，这个人必须是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人。因此，纵向一体化要有意义，一方必须要有除人力资产以外的某种价值来源，或者说某种“粘结物”，以拴住另一方的人力资产。而在哈特等人看来，这种“粘结物”就是非人力资产。据此，在哈特看来，对非人力资产的控制，将直接导致对人力资产的控制。换句话说，企业中的“权威”主要来自于对非人力资产的控制。杨小凯和黄有光据此评论，众所周知：一方面，人力资产也具有专用性，一体化并不能解决人力资产专用性投资的机会主义问题；另一方面，人力资产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特别地，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力资产的独立性及其价值在不断地增强，并不一定完全依附于物质资产，在一定条件下物质资产可能还要依附于人力资产。基于不断出现的人力资产专用性越来越强、价值越来越大、独立性越来越明显的现象，拉詹和津加莱斯认为，企业的权威在于对某些关键性资源的“进入通道”的控制。这里所谓的关键性资源，既可以是物质资产，也可以是人力资产。在他们看来，由于关键性资源的稀缺性，其他要素和劳务都试图“进这种资源，“权威”便由此而来。与哈特等人不同，周其仁是用人力资产的产权特征来解释企业中的权威，进而将企业理解为一个人力资产与非人力资产的特别市场合约，因此，企业中的权威来源于人力资产的特性。

对于“谁将成为权威者，非人力资产所有者还是人力资产所有者”这个问题，早期的企业理论认为，由于非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可分离性，非人力资本具有抵押和保险功能；而由于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人力资本的抵押与保险功能不强。因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承诺比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承诺更值得信赖。同时，由于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意味着人力资本所有者容易“偷懒”，而非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可分离意味着非人力资本容易受到“虐待”，从而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是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因此，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享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便成为企业所有权的最优安排。随着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和经济组织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非人力资本日益显示出“消极货币”的本性，而“积极货币”的握有者—企业的人力资本，保证了企业非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和扩张。人力资本所有者控制企业，分享企业剩余，充分调动企业里的人力资本，成为有效利用非人力资本的前提，这便是企业所有权的最优安排。由于作为消极货币的非人力资产是不具有生命的物体，只能在经济条件变化和人的努力下转移或减少，其背后发生作用的还是人。而人力资产是人力资本所有者，是具有生命和思维的人。企业是真正由能动性的人在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因此，企业的权威是人力资产所有者拥有权威。

管理学中的权威来源

在泰勒以前的管理实践里，管理主体主要是以暴力为载体来为自己权威的合法性进行“说明”与“辩护”，并向管理客体来施加自己意志的。暴力权威论是一种非人道、高成本、低效率的权威观。在这种权威关系下，被管理者虽然选择了信从，但只是基于武力而促成的一种操作性反应。在该理念下，被管理者被视为操作性的“工具人”，无自由与理性可言。他们只是麻木、机械地执行管理者的意图，创造性被严格压制。

在科学管理时代，最早对权威进行系统研究始于韦伯。他根据权力合法性的不同来源，将其分为三种类型：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并依次形成三种不同类型的组织。三种权威之中，他最推崇以官僚制为依托的法理型权威。在官僚集权组织中，详细规定了组织成员的权力和职责范围，组织通过制定明确的工作程序和规章制度来约束和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韦伯认为，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纯粹的官僚制形式的组织能够实现最高效率，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对人实行强制控制的最合理的已知手段，它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的严格性和可靠性方面都优于其他任何形式。理想的组织应该摒弃各种不合理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势力，使人们在工作的过程中能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官僚集权组织使组织的行为不会受领导者个人的个性、偏好、情感所影响，它使组织能像一部性能良好的机器一样有效地运转着。韦伯权威观的突出贡献在于，它超越了对人的权力尊重的认识，开创了一个对制度的权威尊重的时代。

福莱特的共享权威观认为权威源自形势与规律，所以“是由现实控制，而不是由人控制”，“应该使命令客观化，统一于情境中涉及到的所有人，发现该情境中的规律，并且遵守它”。福莱特认为，这种“非人称化”的命令，能消除组织中“上司”和“下属”这一角色差异，变下属服从上司的命令为双方共同服从于客观形势规律。这样，就使组织中的权威存在于形势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个人或职位之中，它使组织中的权威非人称化，把权威转向知识和经验。因此，在组织内部形成了一种双向、共享的权威观。福莱特的这种权威观首次体现了下属的利益需求，触及到了权威的有效性问题，这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但是应该看到，福莱特的权威理论具有很大的理想色彩。

巴纳德的权威接受理论认为，权威取决于命令的接受者是否接受命令，如果一个命令下达给了命令的接受者，命令对他的权威就被确认或确定了，这成为行动的基础。如果他不服从这个命令，就意味着他否认这个命令对他有权威。因此，按照这种定义，一个命令是否有权威，决定于接受命令的人，而不决定于权威者或命令发出者。巴纳德以其权威接受理论在“管理理论的丛林”中独树一帜。巴纳德的权威理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他首次提出了从管理客体的接受角度来定义权威，这种定义首次触及了权威概念的内核，也使权威概念从权力、命令等概念中独立出来，使权威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成为可能。

西蒙在有限理性基础上提出了职能权威观。西蒙将权威归于职能地位，而行使职能的能力部分地来自职能执行人对形势与规律的把握，对形势与规律的把握越准确，执行职能的能力就越强，职能行使的越好，其权威就越能得到下属的认同与服从。该观点与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相适合，暗含了对知识的认同和尊重。西蒙被公认为权威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将权威的“权”首次明确界定为决策权，这使权威的定义减少了较多的歧义；其次，他将管理客体的接受度定义为对上级决策权的认同，这使得权威概念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和独立性。

从西蒙以来，我们所面临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随着知识社会的兴起，一些知识型员工在组织中的地位越来越得到重视，他们依靠所掌握知识的不可替代性在组织中具备越来越大的发言权，知识成为一种权威话语。知识权威作为一种新的权威类型已经初露头角，并对组织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在理论上，一些富有远见卓识和敏锐洞察力的管理学家也纷纷对知识权威的崛起做出了回应。德鲁克首先提出“知识工人”的概念。他说：知识已经变成了关键的资源，而不是一般意义的一种资源，这一改变使我们的社会成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它创造了新的社会动力。它创造了新的经济动力。它创造了新的政治学；知识工人既是知识社会中真正的资本家，又依赖于他的工作。知识工人，连同当今社会受过教育的工薪中产阶级，他们退休基金、投资信托等拥有生产手段。知识就是力量，是划归名下的财产。在知识经济时代，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权力关系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权力结构发生深刻地转移，知识的拥有者正成为权力的重心。圣吉在世纪之交，针对知识权威的兴起，提出了适合于知识权威的新型组织模式—学习型组织。权威概念的演进，是随着社会时代背景的发展变化而演进的，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权威概念逐步走向独立、清晰。

结论

经济学关于企业的权威是物质资产所有者拥有权威到由人力资产所有者拥有权威。而管理学关于企业的权威经历了从暴力权威论到知识权威论。这表明企业的权威经由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发展后，都认识到由企业具有知识的人来管理企业的事实。

经济学对企业的权威始于科斯关于有关要素和劳务买卖合约中的“细节”控制权，到后来对非人力资产和人力资产拥有所有权的争论，最后到人力资产拥有企业的权威。可见，经济学关于企业的权威来源暗含了知识在企业中的重要性。管理学关于企业的权威来源在前泰勒时代的管理实践中不仅自身没有知识含量，而且被视为被动的工具，这阻碍了人的理性与知识的运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著，杭聪编译.经济与社会[M].商务印书馆，1998

2.玛丽•福莱特著，吴晓波等译.福莱特论管理[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3.巴纳德著，王永贵译.经理人员的职能[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4.西蒙著，詹正茂译.管理行为[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