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中道管理与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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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道管理”是典型的中国管理艺术，是感悟思维的结果；管理的科学、艺术两重性迫使我们反思“中道管理”的模糊之处。比较“中道管理”与“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的言说方式，发现逻辑思维的科学研究方法可以言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中国管理艺术。在本体性否定哲学的指导下，充分认识中西管理研究方法的局限，才能创造中华气质的管理科学。

关键词：感悟；实证；研究证据；管理艺术；管理科学

《中道管理》研究了易经在管理上的应用，在详细剖析人性及西方X理论、Y理论的基础上，依据大学之道，提出管理的三向度，即“安人之道”、“经权之道”和“絮矩之道”，并用M理论来代表，认为中国式管理应以安人为目标，依经权而应变，用絮矩(将心比心)来促成彼此的和谐合作，实施真正适合中国人的中道管理。单向度地学习《中道管理》难以发现中国感悟思维在管理研究中的缺陷，笔者拟对比《一种新的管理范式——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来分析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和文化互补的重要性。

1从传统感悟思维模式中突围

《中道管理》提出“重点管理”，整个论述充满了中国感悟思维气息。这个结论没有错，但是判断“谁是重点”的经验和理论可能会错，背后还有继续追问的空间。该结论有儒家“点到即止”的特质，又有道家的随意性和超脱性，暴露了中国感悟思维的局限。感悟只是体验中的某一瞬间对宇宙本真的洞见和彻悟，感悟方法是中国古代治学最常用的方法。感悟，注重的是经验的积累，强调的是个体的特殊感受和瞬间反应。

值得推崇的是中国感悟的结果往往直觉了事态的发展趋势。感悟一词，起于人的体验，着落于人的生命智慧。人的感觉经验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生物的刺激反应，就是因为人的感悟渗透着潜在的博弈；生命智慧不同于纯粹的理性，始终与感性粘连，在感悟发生时，因感而悟和因悟而感很可能是一种双向的辩证的运动，很难用因果分析讲清，是一种高度的直觉，“理论的形成并不完全来自于我们的现实和经验，我们没有理所当然的事实作为前提，通过‘唯心’的思考仍可得出唯物的结论，而且这种结论往往还具有真理性。感悟其实是在进行模糊的“思想实验”，“只可意会”是中国管理智慧的特色，也是局限。当代中国管理科学研究能够突破思维上“不可言传”的千年禁区吗?西方的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能够为“说不清”的中道管理智慧开辟言说的路径吗?某一瞬间的“偶然性”中有什么“必然性”?“道可道，非常道”可以理解成智慧，但也不排除某种思维的惰性。

《中道管理》没有用现代学术的形态系统深入地阐释“重点管理”这个法则；在文献E23中，却引用了国外的一个“重点管理”的研究证据：在“友好反馈”中，卫生保健系统执行主任，凭借偶然了解到的心理学知识：人决策时每次只能处理有限量的信息，开始对所辖20多个诊所考核指标实施“重点管理”，从原先200多个指标中，选择3类绩效指标——质量、成本、满意度。这3个方面都有一个总的测度。在下一个年度，通过使用更易理解的反馈形式，卫生系统的绩效得到了广泛改善，低绩效单位进步显著，“绩效考核体系”在“实证研究”中不断改进。把《中道管理》中“谁是重点”这个“感悟”到的答案，不是作为结论，而是作为研究的起点，使整个研究上升到以逻辑思维为主的实证科学研究层面。实证研究之所以在国际上风行，被国内管理学界信奉，一个不易察觉的原因是它的“假设和命题”蕴含感悟智慧，而“实证之后”的“结论”比“感悟结果”更加精准。

“20世纪50年代以来，实证主义的思想一直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证主义认为现实世界是客观的。由于客观规律和事实的存在，使研究对象可以进行科学的测量，以此来解释、预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科学研究大多是从实验或问卷调查中得到数据，然后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实证主义倡导的研究方法大多是用于检验预先建立的研究假设或命题，如果所得到的数据与研究假设的预期一致，就认为假设是可以接受的；一旦发现了与假设判断相反的结果，就有理由拒绝假设。换言之，实证主义思想强调的是理论的检验，而不是发展理论。在实证研究中出现的定性研究方法大多是为定量分析提供补充信息。”实证研究希望将研究纳人清晰的、可观测的、能重复进行的科学研究轨道，希望检验悟到的结果。“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指出，中国管理智慧中的个人的直觉和洞察力，在“建立研究假设或命题”时，在“大胆假设判断”方面是大有作为的；而实证研究对“直觉和洞察力”所得的结果，是能够提供有效信息予以证实或证伪的。理论的进步，总是依靠试错来进行的，试错就是“有意识地、审慎地试图发现错误以收寻证据驳倒该理论，包括诉诸于以他自己的才智设计的最严格的实验检验。”也就是说“小心求证”时，实证研究行之有效，于是各有所长的中西思维方式在管理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榫头——对接。

关于这个榫头，吴冠中大师有一个比喻很贴切，他说：“艺术到高峰时是相通的，不分东方与西方，好比爬山，东面和西面风光不同，在山顶相遇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毕加索能欣赏齐白石，反过来就不行，为什么?又比如，西方音乐家能听懂二胡，能在钢琴上弹出二胡的声音；我们的二胡演奏家却听不懂钢琴，也搞不出钢琴的声音，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视野窄。”这句话启示我们要站到更高的国际视野，将充满感悟智慧的中国管理艺术与实证主义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对接，才能把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旗帜插上世界管理学研究的山巅。只有半山腰上固步自封的人才无视他人的长处，也只有没有文化信心的人才彻底依靠他人的长处。目前西方管理学研究的领先，正是因为他们“能听懂二胡，能在钢琴上弹出二胡的声音”，而我们“却听不懂钢琴，也搞不出钢琴的声音。”也就是说，实证研究方法暗含感悟智慧，而单纯的“中国式”感悟却难以进入实证的层面。

的确“因为我们的视野窄”。在管理中诸多问题恐怕不是一个笼统的“重点管理”能说清楚的，通过实证的科学研究，寻求合适的自变量，实现对应变量差异的解释，有助于实现管理学研究的严谨性。比如个人收入水平无法完全解释员工满意度，而组织情境、气氛、个人期望值和人格特征等外生变量，甚至误差变异，都有可能影响满意度，当我们把“逻辑思维的科学性与感悟”融合起来，通过实证研究，会得到一个比“凭印象”更科学的分配方案。又如，M理论指出“人是可以改变的，具有可塑性，但是要靠自己。这样论断对管理者而言，究竟有多大程度上的指导意义?尼采曾叹息：“自来，精神如同道德一样，成百次地实验而成百次地迷误。是的，人是一个实验。唉，许多无知和错误化作了我们的躯体!”在这个背景下，管理的首要问题，可能不是仅仅提出“人是可以改变的，具有可塑性，但是要靠自己”，而是要说清如何“改变”，如何发挥人的创造性，所谓民族复兴，就是把压抑、窒息的创造力重新焕发出来，从传统感悟思维模式中突围，认识现行研究方法、思维定势、管理模式的局限。

“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受到美国实证研究严谨性的启发，认识到中国现行管理研究粗放和照搬西方理论的危机，悟到传统经验和理论的可错性，吸收当代美国学者研究成果，通过移植“溯因推理”和“双环学习”概念，开发了一种将具体组织作为实验对象的新管理范式。这种管理学研究方法，找到了中西思维方式在管理学研究中对接的榫头，在感悟中“溯因推理”，在“双环反馈”中检验其方案效果，并质疑方案赖以产生的因果关系。

中国管理学研究迫切需要这样的“榫头”。把管理问题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共性与个性有机结合。既关注一般性规律，也不忽视个性特点；既寻求普适性的管理方式，也照顾到具体情境。

郭重庆在各种会议上强调，管理学是个学以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该直面中国管理实践，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到接着做，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科学讲，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既要重视理论升华，又要重视中国情境与实证研究。“接着”就需要“榫头”。有机对接，才能检验“悟到的东西”，推进研究结论。

2管理创新的本源：社会实践

管理的创新，人们往往从制度改革、时代变迁来探讨，恐怕这些因素只是管理创新的结果和外因，它们与创新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对基本观念的重新理解，很有可能找到创新本源。观念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视角，世界观转变是管理创新的指导思想。

“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基础：从个人层面看，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是研究者个人不断进化的有效途径，因为管理的决策对公司的命运有重大的影响，管理者的胜任力成为了关键性的并且常常是稀缺性的资源……这个进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管理者观察、认识管理问题的范式的转变，世界观的转变和胜任力的提高。”这里，提出管理者转变世界观的问题，也就是管理创新要有新的指导思想；胜任力是指参与社会实践的深度、广度和力度。

管理学离不开哲学导航，哲学提供的正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了世界观的转变，才会重新定位“我怎么管理?”“我怎么研究管理?”这样源头性的问题。“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的内涵就是一种观察、认识与解决管理问题的新方式——既然经验和理论有可错性，就不得不在实践中寻找新的因果关系和基于“该关系”的方案，把管理推向了无止境探索和创造的路上。世界观决定着管理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质地，无形中左右着管理方法和管理研究的方法，新世界观一定是因为它终结某种旧的观念而熠熠生辉，“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正是摆脱了感悟思维对“经验、理论”的过度依赖，才迈出了创新的步伐，其研究思路。

反馈1是一个验证，或者说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试错是科学的保姆，因为“根据片面的知识而采取的行动难免要犯错误，关键是尽可能迅速改善我们的知识，尽可能及早发现我们的错误，并消除它。”该模型的优点在于其有一个纠错环节，即反馈学习的环节，因为“溯因推理”和“制定的方案”也具有“可错性”，其中有一个关键性的双环学习过程：由反馈1构成了一个单环的渐进性学习…根据绩效调整方案，形成同一因果关系下的不同方案，但是，它并没有质疑方案赖以产生的因果关系(a一6)；由反馈2构成一个双环的变革性学习，即根据绩效的高低，它不仅仅反思制定的方案，而且质疑方案赖以产生的因果关系(a一6)的正确性，因而具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这个研究过程不仅是一个科学的探索实验，而且也是一个将科学原理转化成管理实践的过程。在新的指导思想下，在社会实践中，不仅实现管理研究的创新，而且实现了管理活动的创新。

“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以“友好反馈”为据，说明“问题b的确定、a—b关系的猜测、选择以及具体解决方案的设计，都深深打上了管理者的主观烙印，与管理者的经验，特别是知识背景密切相关。”其内在的“溯因推理”逻辑机制吻合了管理的实践性、科学性、权变性特征，从而保障了管理的效果。“溯因”在中国感悟思维中是最模糊的，事实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归因的往往未必是真正的原因。通过反馈2的自我纠错，“研究”把中国管理的朦胧感悟推进了理性思维的漩涡，是中国管理艺术向管理科学迈进的重要哲学台阶。凸显了研究结论具有“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的“科学”特质。艺术与科学的融合，“感悟一实证的对接”将使管理学研究向更高阶段迈进，更加精准，其概念模型

《中道管理》探讨的是管理的艺术，而“管理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注定管理学具有艺术和科学2个维度。人本主义管理学研究范式正在兴起，中国人文传统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地位正在提升，这为科学和艺术二维交融提供了时代契机。

中国感悟思维下的《中道管理》强调主观感应，重想象，直观对象，主要靠感性，以形象思维为主。而“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在感悟中注入了逻辑思维，强调客观理性，重推理，主要靠理智，以抽象思维为主。从个别中揭示一般，从个性中抽象出共性。分析对象，构造概念体系，对客观规律的不断揭示和描述，其哲学根源是遵循因果决定论，严谨而规范。

中华民族思维定势决定了中国人与管理艺术性有天然的血缘。德鲁克强调，管理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人文艺术——之所以称其为“人文”，是因为它涉及知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艺术等基本要素，知识、智慧与艺术等与个人价值观有关的来源离不开民族的人文传统，因此制度、文化、社会结构等民族性格因素作为自变量或调节变量必须是中国管理理论建构的因素，但不是全部。在中国管理情境中，更需要的可能不是我们拥有的，恰恰是我们缺乏的。管理科学的“中国性”不是指在中国应用西方的管理理论和定理，而是说这个管理理论和定理是中国人创造的；不是独立选择的，而是独立创造的；它是被现代中国管理困境激发出的学术原创冲动，它体现着中国人的管理思想和文化，它开启着中国人的管理世界，代表中国向世界输出有中道管理特色的管理科学。

3“中道管理”有待继续道说

“目前，中国管理研究相对滞后，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特别是在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研究成果的原创性方面，与西方管理学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难以融人国际管理学界的主流。”

“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也指出，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在中国推行的最大困难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证据的匮乏，最流行的案例教学强调的是问题的解决，而忽视了研究证据；人们关注的是具体方案而不是何以至此的原理，缺乏理论挖掘的学术研究，只是现实量的累积，始终无法实现质的突破。

原理的匮乏是研究方法局限和研究成果的原创性不足导致的。中国传统管理研究方法的局限是过分依赖感悟思维，遗忘了多元化的思维方法和多元化的理论范式，窒息了学术原创的活力。

中国管理学要摆正文化的客观性与历史继承性的关系，不泥古、不媚外，必须刺激我们民族长期处于麻木状态的一个重要穴位——以逻辑思维为主的科学研究意识，激发出学术原创的冲动。

中国管理学发展离不开中国情境，更离不开中国管理学研究者的人文情怀。

从孔子提倡的“思无邪”，到后来主张“发乎情、止乎礼”，“温柔敦厚”的儒家传统，无不统摄在“人”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这一铁腕之下，统治者要求人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谨慎。几千年的专制文明一方面使人文明了，另一方面为了巩固集权统治也从某种程度上扼制了人的自我意识、自由精神、创造活力。温和谨慎难免固步自封，专制下自由的强音愈来愈弱，因循守旧窒息了创造的火花。中国封建专制文化的阴影难以消除，“大一统”难以培养自由、创造的精神和独立、自主的人格。爱因斯坦指出：“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社会也能做很多事来促进它实现，至少不该去干涉它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管理学发展的真正动力是研究者的创造力的激活，“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闪现了这种学术创造力的火花，昭示着当代管理研究出现“中华气质”的可能性。

形成当代管理研究“中华气质”，第一要敢于质疑，任何创造都是建立在对一切既定文化成果质疑的基础上的。问题意识是一个学科生存、发展的关键，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和灵魂“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开篇就指出现行的2类管理依据经验和理论都是有局限的，并着手创造一种新的管理依据。

第二要认清中西管理学“现成价值”局限。“中道管理”的局限是感悟思维的局限，是管理科学视野下管理艺术的局限；而实证研究擅长检验“假设或命题”，多强调的是理论的检验，而不是发展理论，理论的原创迫切需要在实证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感悟思维的优势，进入下一轮“大胆设想和判断”。《中道管理》的直觉和洞察力往往直接抵达了一个新的假设和命题，不可小觑。克服双重局限的方法既不是照搬西方管理理论，也不是因循守旧，而是“感悟一实证无缝对接”，“创造”普适性的现代管理理论。创造成就了我们民族辉煌的历史，也只有创造才能奠定这个民族在世界管理学上的地位。

目前，中国管理学之所以难以产生“中国性”，原因多少在于管理研究者以自己所选择、所认同的研究方法对待中国管理困境，始终在现成的管理思想中徘徊，以不同的“学术选择”代替“创造”。这样的管理学研究只是选择性的学术，产生不了思想性的学术。

“在根本上，否定西方，或者否定东方，都属于现实性的文化运动，不可能真正产生不同的事物，本体性的否定强调：只有对中西方既定思想同时采取批判的态度，其批判所依据的尺度和产生的成果，才能保证既区别于西方理论，又区别于中国传统的理论，也区别于所谓的中西融合说……批判在逻辑上优先于创造。任何创造都是建立在对既定现实问题局限的发现、感知、体验的基础上。”对中西方既定思想同时采取批判的态度，是中国管理研究形成中华气质的关键。

“为了走向管理现代化的未来，需要的不是同中国文化传统的彻底决裂，而是应该妥善地利用中国文化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这块既定的地基上构筑管理现代化的大厦。”有了“榫头”就可以打开中国管理艺术洞察管理科学的天眼，创造有中道特色的管理研究话语系统，“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在感悟思维止步的地方，点亮理性之灯，展示了这种创造的可能性，阐述了这种创造的必要性，“中道管理”有待按照“感悟一实证对接的概念模型”继续“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