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伦理进步追求品质动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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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建构企业伦理何以必要；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何以必要；如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经营之终极目标是获得收益、伦理与企业经营根本就是两回事、企业伦理是社会对企业的责任要求、企业伦理是企业自身信誉的保证、最高层次的信誉与面对逆境和诱惑所表现出来的较强的道德原则有关、公司的信誉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之一、企业伦理可以有效地保证企业实施“不施害”的宗旨、合乎道德的行为是由个人性格和外在刺激的结合激发出来的、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必须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是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全球化的大潮对成长中的中国企业提出了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的迫切要求，本文在论述建构企业伦理必要性的基础上，对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企业伦理全球化中国特色

一、建构企业伦理何以必要

以世俗观之，企业与伦理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企业之根本在于逐利，伦理之根本在于求义，二者如何可以相提并论?因此在现代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就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即“企业非道德性神话”。也就是说，“经营之终极目标是获得收益。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经营者才有动力去生产产品，提供服务并致力于买卖交易行为。而根据这一观念，企业及从业人员并不直接关注伦理道德。他们并不是破坏伦理或不道德的，而是认为自身行为与道德无关。在他们看来，在企业经营活动中进行伦理道德的考虑是不合时宜的。总而言之，生意就是生意，他们不愿将其道德化，他们讨厌伦理学家无聊说教，当然他们也不会因为竞争激烈而用石头砸对手的玻璃窗。这一观念的本质含义是：伦理与企业经营根本就是两回事。”那么，企业与伦理真的是非此即彼的吗?伦理对企业来说，真的是毫无必要的吗?显然，不能这样认为。

首先，企业伦理是社会对企业的责任要求。企业本身是生存在社会里的，它的行为受到周围社会和环境的强烈影响。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政府和公众的态度、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都会对企业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同时，企业的行为也会对社会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收入来源、生产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与这些有益的经济影响伴随而来的是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如环境污染、假冒伪劣产品、违法或缺德的行为等等。很显然，企业和社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相互影响，其影响的结果对两者而言，有时是消极的，有时是积极的。因而“在最近的40年里，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继续发展和扩大。全部社会责任的观念比单纯的经济责任的观念要宽，并且越来越令人信服，越来越被管理者所接受，并比以前更多地被付诸于行动。”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多种多样的，如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及自由选择的责任，如慈善、捐助等。而企业的社会伦理责任日益成为企业的重要的社会责任。管理学家彼德·德鲁克指出：“一个健康的企业和一个病态的社会是很难共存的”，种族主义、战争、暴力犯罪、像艾滋病一样的传染病，以及失败的学校，这些都不是由企业引起的社会病症，但减轻这些病症企业也会从中受益。因而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企业必然应具有社会伦理责任意识。有一些人是反对企业要具有社会伦理责任意识的，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强烈反对企业把责任扩展到市场决策以外，反对企业承担包括伦理责任在内的任何责任，他曾从古典经济学的角度做出明确申明：“企业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按照游戏的规则，从事增加利润的活动，只要它存在一天它就如此，也就是说，在一种公开自由环境中竞争，没有阴谋和欺骗。如果企业管理者接受这种社会责任的观念，而不是尽可能其股东创造价值，那就几乎没有什么倾向能如此在破坏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了。这种观点基本上是一种破坏社会信条。”但即使这种看似维护企业自由的观点也印证了一个普遍的观念，即每一个地区都有各自的道德习俗，这些风俗判断行为是非的标依然关系着它对一个社会整体利益的影响。还有一些人认为企业无需承担社会伦理责任，它已经被包含在企业的经济和法律责任中了。虽然在企业的经济和法律责任中也有道德的成份，但伦理责任还不止这些，因为它还另外确定了一些社会成员所期望或禁止的活动和实践的义务，虽然这些活动和实践也许并没有变成法律条文。因此，伦理责任体现了有关行为的规范、标准或期望的范围，它反映了对主要利益相关者，如消费者、员工、业主及其他人是否公平或公正的关注。

其次，企业伦理是企业自身信誉的保证。企业的经济活动是社会性活动。当个人在企业中构成一定的组织从事经济活动时，必然就面临着经济组织的整体合力问题。而企业伦理在企业经营和管理中的参与和运作，正是企业整体组织合力形成、保持和发掘的动力和源头所在。

在一个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员工的单个活力当然很重要，但员工的单个活力并不一定就能形成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的整体活力，企业整体的组织合力与员工单个活力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企业的组织合力并不一下等于员工单个人力资本效用的简单之和。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员工没有对企业目标持有一致的愿景，也未对企业现有的运作模式抱有共同的关注，那么鼓励员工个人活力的增加只会增加管理的成本，甚至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企业组织的整体合力。

正是基于此，林恩·夏普·佩因指出：“一些企业明智地选择了通过组织信誉来解决伦理问题。信誉这个词在起源与意义上都相当丰富。它起源于拉丁语integritas，意思是全体或纯洁，因而经常等同于诚实、可靠、公平交易等品质。但它也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责任、一系列义务和自治的能力。并且从广义上讲，信誉暗示着身份与责任的一致整合。此外，信誉还具有许多性质。并呈现出不同程度。其中，最高层次的信誉与面对逆境和诱惑所表现出来的较强的道德原则有关。”

理查德·狄乔治认为，“公司的信誉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之一，这份资产并不显示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信誉就是可以依靠依赖，这是讲究道德的公司理所当然地从公司的产品或服务的用户那里得到的一种报酬。员工们为在信誉好的公司服务而感到自豪，他们将自己的前程寄托给公司，并相信自己会得到公司的公正对待。他们对公司的忠心换来了公司对他们的忠心。承包商和其他商家宁愿跟有诚信名声的商家打交道。信誉是持续道德的结果，也是一种伦理的企业文化的结果。”然而在企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却总是存在着两种对伦理的不正当认识。一种是“代价论”。它认为企业要发展经济，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和超额利润，总要付出一定的伦理道德上的代价。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如果这种代价确实存在，市场交易中一部分的利益的获得必须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那么，社会经济不可能得到持续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制度经济论”。它认为只要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建立和健全社会的经济和法律制度，就可以解决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当然，市场经济必须实行法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法律制度可以解决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一切问题，特别是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规范问题。法律与伦理的区别在于：法律把人们的市场经济行为控制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而伦理把人们的市场经济行为调节在道德所规范的范围内。法律是社会秩序的强制安排，伦理则是一种价值观，是人类应有的自觉行为。企业伦理对企业信誉建立是社会法制所不能完全替代的。

第三，企业伦理可以有效地保证企业实施“不施害”的宗旨。有害的事例包括污染环境、歧视工人、生产危险性的产品、误导性广告等。虽然在有些时候，有害的行为似乎具有相当的可行性并且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利益，但一时一地的利益并不能否定伦理规范的合理性，比如废物处理在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每个企业都认为轻率地排放废物对社会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其结果对整个社会就是灾难性的。必须明确，有些行为受到了商业法律责任的约束，有的则没有。伦理责任蕴含了法律、法规的“精神”，而且有助于在法规不健全或根本不存在的决策领域内指导商业行为。有些人认为，伦理的最低底线或企业行为的最底限是合法，然而人们经常期望合乎伦理的公司或管理者能够在法律所要求的最低限之上行事。

合乎道德的行为是由个人性格和外在刺激的结合激发出来的。在一个伦理氛围很差的企业里，即使是诚实的员工也可能做出不道德的事情来。“道德能使人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它能提供这样的依据，人们可以依照它们来评价自己并相互做出评价。”…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评价是人的一种自我设计、自我限制和自我要求。这种评价也同样适用于企业。企业可以根据这种自我理解来“决定”自己应该干什么和不应该干什么，比如它可以通过公正地交换从社会或其它企业那里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也同样可以通过欺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可见，伦理并非偶尔才影响企业生活，哪里有做好工作的决心，哪里就会有伦理道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企业伦理将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它的必要性也会越来越显现出来。

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何以必要

随着企业伦理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对成长中的中国企业来说愈来愈迫切。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资产重组风起云涌，企业并购愈演愈烈，经济的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走向。但经济的全球化并非是单一的进程，赫尔德在《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就把全球化视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无法摆脱全球化进程的影响。这些进程体现在所有社会领域中，从文化领域到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法律领域、军事领域及环境领域。

全球化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多面的或者分化的社会现象。不能把它看作一个单一的状态，相反它指的是在社会活动的所有关键领域中不断全球化的相互联系的模式……任何对全球化进程的一般性解释都必须认识到，全球化不是单一的状态，最好把它理解为一个分化的、多面的进程。”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同样没有把全球化定义为单一的经济进程：“经济全球化是我们正在面临的现实，而且，它不仅只是过去年代的趋势的某种延续或者回复……不过，如果只是将全球化的观念应用于字面意义上的‘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并且视其仅仅是、或者主要的经济方面的进程，那么，对全球化这一观念就会产生误解。全球化的内容无论如何也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关于经济上的全球化，而是我们生活中时一空的巨变。”马克思曾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恩格斯也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历史时期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经济全球化成为了文化等其它领域全球化的逻辑起点。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任何一个企业从一开始面临的就是国际竞争压力。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需要具有“身心”两方面的成熟。“身”的成熟要求企业利用公平竞争的手段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方式壮大自身实力，建立名牌，巩固市场，利用积聚的资本实力，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为参与竞争打下坚实的个体微观基础。“心”的成熟，既表现为企业树立长远的发展战略，又表现为企业对同行、对消费者以及对社会长远利益负责的社会责任感，这正是当今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的企业伦理。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为我们直接带来适用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企业伦理，虽然文化也逐渐呈现出一体化进程，但毕竟企业伦理的建构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特定的文化决定了企业伦理建构的特定性。德国的经济伦理学家帕特里希亚·派尔·舍勒在谈到跨文化管理的时候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中国的“长者至上原则”常常不能使素质优秀、才能卓越、学历不低的年轻人也能向众人证明自己的能力。倘使某团队成员发现，西方工作人员没做出符合这一原则的行动，那么团队内部(同一文化内)成员便会“建议”年轻人遵循中国这条原则。

这就是说，年轻些的人必须时刻独立地置自己于这条中国原则之下，必须控制自己的劳绩，以论资提升。这里举个例子：

一个年轻有为的中方工作人员很受西方上司重用。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年轻人不再如以往积极肯干，经过多次劝说他也没能跨出这条自己设定的界限。

问题出在两个方面：

——欧洲式企业管理忽视了中方工作人员集体主义行动原则，导致中方内部惩罚性行为。

——中西双方的相互作用和反应，特别是西方上司对中方那位年轻“被保护人”采取的不相适应的措施导致问题产生。年轻人极不情愿地被惩罚性措施置于一种恰恰是中方团队所希望的处境。

由于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这样的管理方式往往失去中方优秀后备力量。¨因此，我们建构企业伦理的目标，即便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也必须立足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扎根于当代中国文化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建构起适合我们自己的，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才能真正地指导中国的大企业去应对规模经济竞争。“什么是最民族或最有民族性的呢?是在目前的竞争中富有国际性的，最富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换一句话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三、如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对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建设也具有指导意义。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呢?首先，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这就要求企业伦理既要符合一般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内容，还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的特殊内容。或者说，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既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还要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相适应，既要遵守市场的道德准则，还要研究它在反映社会属性上的一些特殊的道德要求。这就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提出的新的要求。

1996年l0月，中共中央就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在经历了近2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道德行为的标准在某些领域已经下降”以及大量严重的道德问题存在(拜金主义、色情、泛滥、生产假冒伪劣商品、欺诈、腐败)的情况下，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放到同样重要的地位上”的战略方针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求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围绕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行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健康和谐、积极向上的思想道德规范。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健康发展。要在全社会强化信用意识，加强公民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建立严格的信用制度，规范契约关系。各类经济主体都要守法经营。依法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偷税骗税、经济欺诈、恶意逃废债务等行为，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同志的这一精辟论述，阐述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伦理的基本内容，并从方法论上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其次，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必须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法律和道德作为人类行为的社会规范，是维护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法律以其强大的威慑力量要求人们“必须怎样”，道德则以劝诫、诱导、激励要求人们“应当怎样”，二者一个重在惩罚，一个重在教育，都是健康的社会不可或缺的。

因此，企业伦理必须在与相关的法律相互协调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而相关的法律只有在与企业伦理的相互支持下，才会在企业运作中更具强制力。“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第三，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是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这意味着建构起来的企业伦理既要体现时代特点，又要有民族特色。中华民族自古就被称之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传统美德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凝结为崇高的中华民族精神，展示了优良文化独特而又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当代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概括为七种内在的要素：(1)面对生存的困厄，中国人倾向于胸怀强烈的“忧虑”或“深切的关怀”(忧患意识)，这导致了忍耐、宽容、追求和谐的美德，促成了自强不息和锲而不舍的精神。(2)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在普通人中产生了一般的变通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则是创造性的意识。(3)儒家对教育的强调，极大地激励了中国人向他人学习，吸收西方知识和西方价值观念的热情。(4)通过这一学习过程，所有的儒家价值观，都依其对维护个人忠诚与社会和谐或民族凝聚力的潜在贡献，而获得了新的评价：信、礼、诚、敬、忠、孝；以及居于次要地位的“俭”、“劳”、“亲”等美德。(5)显著的德性“仁”、“义”，被赋予了普遍的和现代的意义，被解释成产生政策和支持政策的德性，它们为经济制度和规则提供道德基础。

因而，政府的政策和管理者自决策应由仁(理解为不自私和关怀他人)、义(作为公平竞争、公平、合理)所指导。(6)智的德性(智慧)对于现代性显然举足轻重，不仅是在道德的意义上，而且是在认识的意义上，特别是在战略和战术筹划上。(7)对经济发展极具意义的要素就是在一般公众中流行的追求利润的实用主义。孔夫子发现，事实上，“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他愿意看到每个人都成为“君子”。但他并不否认，求利要么是根基性的，要么是不值得追求的，只要义意味着追求利益总是用于、优先权总是给予公众的善(公利)。孔子强调公平地分配财富，孟子和《大学》提到了创造财富重要性，以使民众丰衣足食一一儒家伦理在这个方面常被错误地否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小人”和“君子”在经济发展中就拥有了各自的角色。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除了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外，还应包括中国革命道德传统。中国革命道德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古代传统美德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它激励着共产党人走过了社会主义创立和改造时期的艰苦历程，并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的关系，等等。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的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副企业伦理进步是企业追求品质发展的动力和目标，市场竞争是推动企业伦理进步的主要动力，市场竞争程度越高，企业伦理进步的程度就会越快。因此，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将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