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财政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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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既不违背WTO农业规则，促进本国农业的发展，又能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合理组织农产品生产，扩大农产品出口，增强本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农产品生产与贸易发展战略的出发点。本文根据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与资源耗费情况，以及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提出提升中国主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财政政策措施。

关键词：农产品竞争力国际贸易财政支持政策

世界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世界农业发展专业化生产并实现国际分工。农业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世界农业多边管理框架基本形成，农业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农业技术合作日益增强，农业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增加，农产品国际贸易日益扩大，其主要特征是农业管理规则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和市场国际化。市场是世界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由于生产销售国际化的发展，任何农产品都与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不断取长补短，趋于融合。

中国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对农业投入明显不足的同时，农业科技总体水平又较落后，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根据比较优势原理，采取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农产品比较优势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比较优势反映了一国资源禀赋与贸易结构关系，反映出国家之间由于一国资源禀赋的差异所导致的产业以及对外贸易结构模式的差异。决定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因素较多，其中以国内生产成本、边境价格、汇率最为显著。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内生产成本由于国内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最小化，边境价格由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汇率将更为真实地反映本币的换汇成本。根据Pearson提出的国内资源成本理论（DomesticResourceCosts，简称DRC），测算出中国主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如下：

粮食产品中，大米具有比较优势，小麦和玉米处于比较劣势，缺乏国际竞争力。从比较优势度（1-DRC）来看，小麦在1993年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度降为-0.20。2001年小麦比较优势度为-0.11。玉米从1996年起缺乏国际竞争力，2001年为-0.07。只有大米仍具有比较优势，2001年为0.35。

油菜籽、大豆处于比较劣势，缺乏国际竞争力。从比较优势度和农产品社会净收益两种评价方法看，大豆在1990年-1994年均具有比较优势，但从1995年开始，大豆的比较优势度和农产品社会净收益均持续下降，1995年比较优势度为-0.03，社会净收益为-0.04元/公斤；2001年比较优势度为-0.04，社会净收益为-0.09元/公斤，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油菜籽在1990年-1995年具有比较优势，但从1996年起油菜籽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下降很明显；社会净收益2001年为每公斤-0.06元，资源配置效率明显下降。

棉花比较优势下降很快，已缺乏竞争力。1996年起棉花已不再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度1996年为-0.05，2001年降为-0.46；社会净收益1996年为-0.51，2001年为-0.37。

生猪具有稳定的比较优势。生猪是中国少有的一直保持比较优势的农产品。1990以来生猪的比较优势度一直在0.37-0.59之间，最好优势度在1993年为0.61，2001年为0.42。从社会净收益来看，生猪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1993年-1995年维持在高收益水平上，社会净收益分别为每公斤1.17元、2.44元和1.83元，即使在农产品收益普遍下调的1999年，生猪的社会净收益也有1.30元，2001年达到1.6元。

苹果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从比较优势度和社会净收益看，苹果的比较优势很显著。苹果在1990年-2001年的比较优势度一直在0.74以上。苹果的社会净收益NSP也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收益水平，1990年-2001年期间有8年超过每公斤2元的收益水平。苹果是目前中国较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分地区来看，农产品比较优势表现为：

华北、东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部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小麦生产具有比较优势。最具比较优势的是黑龙江省，其次为山东省，其后比较优势度依次为河北、天津、河南、安徽，说明这些地区更适宜发展小麦生产。而西北、西南地区的小麦生产则明显处于比较劣势，这些地区小麦生产不具有竞争力，不适合发展小麦生产。

稻谷生产总体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稻谷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产量一直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0%以上，种植面积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22%-30%。稻谷生产主要集中于华南双季稻作区、华中双季稻作区、西南高原单双季稻作区、华北单季稻作区、东北早熟单季稻作区和西北干燥区单季稻作区等6个大区。大米生产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地区是整个东北地区及华南和西北部分地区，而华北地区大米生产不具有比较优势。

玉米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和饲料作物，种植面积和总产量仅次于稻谷和小麦，其生产主要分布在东北春播玉米区、黄淮海平原夏播玉米区、西南山地玉米区、南方丘陵玉米区、西北灌溉玉米区、青藏高原玉米区等6个主产区。东北地区玉米生产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大豆生产主产区有比较优势。大豆原产地在中国，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和优质蛋白来源，全国各地均有大豆生产，但以东北和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为主。辽宁、吉林、黑龙江大豆生产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黄淮地区大豆生产除河南、陕西和山东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外，其他省区均缺乏比较优势；福建和云南则缺乏比较优势。

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财政政策

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需顺应农业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以国内外两个市场为导向，以区域比较优势为基础，依靠科技引进、研究和推广，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着力改善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实现农业发展增长方式的根据转变，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

传统的财政农业投入政策主要围绕农产品数量增加为主要内容，投入重点放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上，对改善农产品质、农业科技、农产品市场建设、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农业收入支持体系等方面的投入不够，投入力度也不足。在农业发展新阶段，中国政府需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并按照WTO农业协议，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结构，逐渐压缩竞争性项目的投入，扩大公益性、服务性项目的投入。

扩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规模，提高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世界农业发展经验证明，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规模对农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作用。农业是高度依赖土地、水、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产业，维系农业的稳定发展，首要条件是农业有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其内部环境就是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广泛应用的农业科技等；外部环境主要是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价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税收制度的完善等。创建良好的农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重在政府的财政投入。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但力度仍显不够。在财政经济明显转好的情况下，每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量总值的比重一直处于4%左右水平，这一比例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算是很低的；财政对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投入的比重一直徘徊在7%-8%之间，如果扣除具有广泛外部性的水利基础设施等投入，则这一比例更低，仅4％-5％之间，这种投入力度对于增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显然是不够的。WTO农业协议及中国与其他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不仅未限制政府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力度，而且还为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即不仅可以争取没有上限的“绿箱”政策，而且可以在农业生产总值的8.5%或某一个产品产值的8.5%以内对农业或某一特定农产品进行“黄箱”政策范围内的支持。因此，国家在财政收入和支出不断增加的同时，需重视对农业的投入，在未来5年内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年均需达到5%以上，10年内需达到10%的水平（含“绿箱”投入）；财政对农业投入额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应逐年有所提高，近5年需达到10％以上的规模，10年内需达到15％以上的规模。

优化财政对农业投入结构，提高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效率

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结构集中反映出财政资金在农业支出中的分配构成，体现了政府对农业的投入重点和投入方向，是财政农业投入政策的组成部分。不断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结构是财政投入政策追求农业投入效率的主要路径。

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以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未来几年内，财政需加大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改善重点流域的水利设施。注重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投入，支持农田水利设施的配套建设和维修保护，重点支持节水灌溉设施建设，支持小流域治理和雨水集蓄利用，以及土地的整治，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注重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引进和推广的投入。中国目前农业科技总体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落后较多，甚至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而发达国家一般为60%-80%，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农业科技研究、引进和推广具有典型外溢性特征，属于公共财政职能范围。在中国财政农业投入结构中，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明显不足。1950年-1962年13年间，以及1968年-1970年3年间，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基本上没有投入，以至于根本就没有列入到财政预算中。1950年-2000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研究、引进和推广的支出为85.08亿元，仅占这期间国家财政农业支出总额的0.78％，剔除未列入当年预算的年份16年，财政对农业科技年均投入仅2.43亿元，这一比例比世界上最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还要低。《农业法》规定国家对农业科技投资增长率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但实际上，从《农业法》颁布实施至今，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一直维持在每年10亿元以下，1997年以前还只在5.5亿元以下，1985年-1995年每年仅2-3亿元，根本就没有增加，有些年份还有所减少；1998年开始才有所增加，但也只有9.14亿元，1999年还有所减少，为9.13亿元，2000年有所增加，为9.78亿元。按照《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增长每年应高于当年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但是，由于基数很低，即使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增长幅度高出经常性财政收入较多，其总额也很少。因此，根据中国现有农业科技水平、农业发展状况及财政经济实力，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首先应在总额上有大幅度增加，基数至少不低于30亿元。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和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增长幅度确定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的增长幅度。就财政农业投入结构而言，目前需将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由现在占财政农业投入总额的0.8％左右提高到2％以上，适当减少对具有竞争性项目，如农业综合开发方面的一些生产性投入。

按照公共财政要求和世贸组织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原则，逐步扩大对农业事业性投入的比重，压缩对农业生产性投入的比重，注重对农产品质量标准与农业病虫疫情防治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投入。

注重财政资金的投入重点，加大对一些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区域的投入

稻谷、小麦、大豆、玉米等农产品的生产在东北具有比较优势；水果、蔬菜、生猪的生产在华中、华北、华南均具有优势，国家财政宜选择在这些地区建立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集中财政资金进行投入。2001年由农业部在东北组织实施的“大豆振兴工程计划”已取得明显的成效，值得推广。

用好WTO农业规则，优化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

财政对农业补贴是世界各国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最主要手段。中国现有的农业国内支持（AMS）水平很低，1996年-2001年间的国内支持水平还是负值，平均为-79.36亿元。这种支持水平固然说明了中国在加入WTO的谈判以及加入WTO以后不需要承诺减让农业国内支持，但是，如此低水平的农业国内支持，无论与国外相比，还是出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考虑，明显不利于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因此，政府除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外，还需不断优化财政补贴政策，建立和完善政府的农业补贴机制。在补贴对象和补贴重点的选择上，目前除重点补贴粮食生产者外，还需注重对农业保险业的补贴，支持建立农业灾害保障机制，促进农业保险业的发展。

参考资料：

1.程国强，《WTO农业规则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2.马世青主编，《现代科技革命与中国农村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3.孙东升，《WTO与中国农产品贸易》，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