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旅游价值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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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出一个时期城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历代学者对方志功能都有充分认识，尤其注重地方志的资政、存史、教化三方面功能。地方志与当今城市旅游文化有着密切联系。从旅游文化价值角度认识、研究地方志，充分挖掘、利用地方志文化资源，对推动和发展现代城市旅游经济有重要意义。本文仅从荆州地方志的旅游价值及其利用作些探讨。

一、明清时期荆州地方志文献

荆州地方志有悠久的编纂历史。《尚书•禹贡》实际上为地方志，其中记载了荆州山川、人口、工矿、手工业生产及农业、畜牧业等情况，不仅是古今地理志之祖，更可作为荆州地方志之祖。春秋时有《梼杌》作为当时荆州地区的史志专著。至汉末荆州学派的兴起，为荆州地方志的编撰创造了丰富的学术文化条件。至两晋南北朝时期，荆州学人大量撰写荆州史志，清代学人陈运溶注意到荆州地方志的特殊性，在其《麓山精舍丛书》中录“荆湘地记”二十九种、“荆湖图记”三十六种①，其中以盛宏之的《荆州记》最具代表性。另外，还有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专门记载了荆楚民俗。唐宋时期，佚名的《江陵风土志》、《江陵旧志》、宋周应合的《江陵志》等，都是关于江陵府的著名志书。明清时期是荆州地方志发展的高峰时期，现有大量地方志文献传世。从全国地方志统计来看，“现存全国地方志的八千一百余种之中，清代修的方志约有五千六百种，占总数百分之七十”［1］24。受清代学术影响，方志编纂严谨，大多资料可靠，志书与正史互为参证。“修志有二便：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章学诚《修志十议》），可补正史之不足。现存荆州地方志，大多为明清纂修，所存有如下几种［2］114：

1．嘉靖《荆州府志》。十二卷图一卷。明孙存、王宠怀纂修，明嘉靖十一年刊。湖北省图书馆所藏民国间抄本即据此本。孙存，安徽人，进士，嘉靖荆州知府。

2．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为荆州府地方志，收《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

3．康熙《荆州卫志》。一卷。清王斌纂修，清康熙十二年刻本。北京图书馆所藏善本。王斌，安徽泾县人，武进士，康熙荆州卫守备。

4．康熙《荆州右卫志》。一卷。清王大基纂修，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北京图书馆所藏善本。王大基，陕西三原人，武进士，康熙十八年荆州右卫守备。

5．康熙《荆州府志》。四十卷图考一卷。清郭茂泰修，胡在恪纂，康熙二十年纂修刊行。北京图书馆所藏善本。郭茂泰，陕西泾阳人，进士，康熙间荆州知府。胡在恪，字念蒿，湖北江陵人，著《直嫩园集》、《离珠集》、《鲁游草》等。收录《中国地方志集成》（第三十五册）。

6．乾隆《荆州府志》。五十八卷首一卷。清来谦鸣、叶仰高修，施廷枢纂，乾隆二十二年纂修刊行。湖北省图书馆藏善本，缺第五十七、五十八卷。叶仰高，吴县人，乾隆间荆州知府，施廷枢，钱塘贡生。

7．光绪《荆州府志》。八十卷首一卷。清倪文蔚修，顾嘉衡纂，光绪六年纂修刊行。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市图书馆有藏。收录《中国地方志集成》（第三十六、三十七册），今有湖北人民出版社点校本行世。

8．光绪《荆州府志》。清杨守敬纂，清光绪间稿本。湖北省图书馆所藏善本。今有《杨守敬集》收录整理其文。杨守敬（1839－1915年），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清末著名学者。

9．顺治《江陵志馀》，收录《中国地方志集成》（第三十册）。

10．光绪《续修江陵县志》，收录《中国地方志集成》（第三十册，三十一册）。

11．光绪《荆州八旗驻防志》。十六卷。希元、祥亨修纂。希元，驻防荆州将军，祥亨，驻防荆州将军。今有马协弟主编《荆州驻防八旗志》点校本。

二、地方志的旅游文化价值分析

1．体现了荆州自然景观的人文内涵。地方志赋予地域山景、水景以丰厚的人文内涵。清代诸本《荆州府志》都记载了荆州山川形势，荆州学者杨守敬在其《荆州府志》中更对荆州各地进行了详细考证，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如有楚令尹故地“蛇入山”、五代高季筑城稽课土功之地“稽功山”、太晖观所在“太晖山”的记载，仅三国历史与关羽有关的就有“八岭山”、“掷甲山”、“大战冈”、“马跑泉”、“洗马池”等地；同时，荆州湖泊众多，以湖、渎、溪为名之地也众，有“南湖”，唐郑审谪江陵，建亭于上；有“子胥渎”，《水经注》云“盖吴师入郢时所开”，有“中夏口”［4］卷三，相传为屈平所谓“过夏首而西浮”之处。地方志记载了丰富的历史地域物产。如记载“荆郡各稻，种类甚多。其谷之红白、大小不同，芒之有无、长短不同”［4］卷六；有的蔬菜本身就有着丰富的历史韵味，也有些极具地域文化色彩的蔬菜，如“芜菁一名蔓青，一名诸葛菜。春食苗，初夏食心，秋食茎，冬食根”，显然有三国文化的意味了，又有“甘露子一名地蚕。《本草》：荆湘江淮以南野中有之。人亦栽莳，俗呼为玉环。菜生熟皆可食，又可蜜煎，可酱渍。苜蓿采其叶可作蔬，味清而甘。黄花菜荆俗呼为金针”［4］卷六；另有茶类，《国史补》“江陵有楠木茶”。《宋史•地理志》亦记：“大拓枕茶，出江陵。”草市有“银鱼即白小鱼，沙津旧有白小潭。杜甫诗白小群分命是也。江陵长湖、草市、孟家桥，监利堤头、东江湖，俱产此”［5］，这些都共同体现了地方志对自然景观人文内涵的历史记载。

2．展现了荆州人文景观的历史底蕴。城市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随着中国传统城市的转型，传统都市民俗也随着时间变迁，城市有大量历史人文景观遗存。有的至今仍然存在，有的已荡然无存。地方志对城市人文景观的历史记录，都可作为城市旅游发展的文化资源，进而加以有效利用。地方志详细记录了代表古代城市人文景观的古代城池、宗教、街巷遗迹。古街古巷的旅游开发，可以有效提升城市的整体历史文化氛围。地方志中的记录本身就是城市人文景观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所在，如荆州古城墙是荆州旅游乃至湖北旅游的重要标志性景观，康熙《荆州府志》、光绪《荆州府志》都十分详细地载了荆州古城墙的历史沿革和兴建情况。另外，还有关于荆州历史上古代城池的记录，有楚纪南城、郧城、冶父城、津乡城、沙市城、马牧城、蚌城、奉城、赤湖城、方城、侴潭城等古城遗迹的记载；地方志还对荆州、沙市区的古街古巷名有十分详细的记录，如沙市有杜工部巷，“杜公巷，在沙市。俗呼杜甫巷，今改为杜工部巷，少陵自蜀来楚，寓于此”［4］卷七。有孝子巷，“在沙市。以明孝子张廷贵居此名”［4］卷七。楚人楼台亭榭众多，地方志实有大量记录，如“栖霞楼，《水经注》：江陵城西有栖霞楼，俯临通隍，吐纳江流”。又有“南楼，《名胜志》、《世说》：桓玄在江陵南楼，吟啸良久，乃作王孝伯诔，刻下成篇。唐左丞相张九龄为荆州长史，尝眺咏于其上”，“曲江楼，在府庠前，古南楼也。张曲江尝登楼赋诗，宋张栻重建斯楼，乃易今名。后楼毁，即以南城门楼当之”。［4］卷七又有仲宣楼，“仲宣楼《名胜志》《宋志》：府城东南隅有望沙楼。后梁高季兴建，以望沙津。宋陈尧咨为守，更名仲宣楼”［4］卷七。明代公安三袁之袁宏道、袁中道在沙市建有卷雪楼、砚北楼［5］89等。以上古代城市、古街古巷、古城古墙的历史记录，这些都是极重要的寻找灭失人文景观的线索。特别是对荆州旅游名片荆州古城墙的保护和开发，既要注重保护，也要注重开发。正因为历代荆州古城墙都有修缮和修建，所以才能沉淀下丰富的古城墙文化。在开发这一环，也可有规划地重建历史名楼，才能不断增强古城墙的历史意蕴和旅游价值。

3．记录了荆州古代城市生活的变迁。地方志记载了大量荆楚城市民俗生活。这些民俗以城市市民日常生活为中心，如在光绪《荆州府志》中就展现了荆州独特的婚礼习俗：“荆俗娶妇，初聘用钗镯酒果之仪，继行纳币礼。亲迎先一日设筵邀宾，即父醮子遗意。合卺次日，谒祖先，贽见舅姑，以次及其家众。十日，女父母家来饷食，谓之‘十朝饭’。至一月，女偕婿归宁父母，谓之回门。亦有家贫而出赘者，至论财诸恶习，近俗幸无之。丧则初属纩之时，延僧封殓，三日行成服礼。每七日备祭，谓之过七，至四十九日而止。”［4］卷五在驻防地，礼俗则有“驻防婚娶，初聘延媒妁，踵女家通言，议允，始择良辰，用钗镯酒果之属，谓之‘行礼’。及岁，由原媒踵女家索庚选吉。先一日送奁，具设筵邀亲友。行礼合卺。次日谒祖先，执贽见舅姑及戚友，名曰‘识大小’”［5］卷五。从此民俗记录来看，荆州独特的婚礼习俗有着礼节繁、时间长、地域化的特点。从初聘开始，有纳币礼、亲迎、十朝饭等具有荆楚地域风格的习俗，同时，因荆州有着驻防文化的影响，婚礼有着特殊的民俗表现。五月十三日谓之“单刀会”，“是日类多风雨，俗谓之‘磨刀雨’，列户祠祀关庙”［4］卷五，更是体现出荆楚关帝信仰特色。地方志还反映出古代荆州城市人的“一般思想水平”的变迁。如最能体现古代城市信仰的场所是城隍庙，城隍庙是古代城市民间信仰和祭祀活动的中心，是城市生活气息最为深厚的场所，集中体现了城市市民的良好生活的愿望和信仰。民间信仰的变迁，也是重拾城市过去记忆的很好的线索。明荆州知府耿志伟《重修荆州府城隍庙记略》：“东建斋所，西创道院，重甍垒砌，翼翼森森，辟以疏棂，缭以周垣。而庙制益完，而庙貌益尊。”［4］清代荆州城隍庙形制或难追考，但在康熙年间两次重修，雍正年间重修，乾隆年间再修，从历年修建可知，城隍庙在城市市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明清时期，城隍庙往往是一城市中规模最大的庙宇，香火通常也最兴旺，从年初一到除夕夜，祭祀活动几乎不断，信徒盈门。由此可想象荆州城隍庙的祭祀生活场景。总之，我们也可以根据地方志去了解当时人们的思想、知识和信仰体系，加深我们对现代城市文化精神的了解。

4．丰富了荆楚地域文化内涵。地方志收录了大量地域诗词歌赋，极大了丰富了荆楚地域文化的内涵和特色。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单卷收录。单卷收录如康熙《荆州府志》卷三十四收历朝历代荆州地域诗歌，包括荆州当地诗人诗与外地诗人在荆州所作之诗，虽然收录并不一定全面，但大多是著名诗人或荆州古名人诗作，具有代表性。另一种收录方式是行文附录，如光绪《荆州府志》卷七，在载各古迹事时，皆收录历代咏荆楚名胜诗词歌赋，如在记江陵纪南城时，录唐代刘禹锡《纪南歌》：“风烟纪南城，尘土荆门路。天寒猎兽者，走上樊姬墓。”记章华台时，录明代荆州诗人袁宏道、张世懋、孔自来等人的诗歌，诗歌出自地域名人之手，诗歌便具有极高的地域文化价值。对于那些有关荆州诗词歌赋的文献、文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地域诗文，这些将成为这个城市的丰富和难得的历史记忆。以杭州为例，杭州在对西湖文化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中，仅对西湖诗文的选注就有：王荣初《西湖诗词选》［5］选编了自初唐至晚清历代反映西湖和杭州的诗词343首，应守岩的《西湖小品》［6］从前人所写的亭台楼阁记、山水游录、书序、赠序及笔记小说等小品中选取一些文质兼美的文章及选段，对文中的一些词语和典故作简要的注释，顾希佳著《西湖竹枝词》［7］选元以后西湖竹枝词210家，共317首，曹文趣等选注《西湖游记选》［8］，陆鉴三选注《西湖笔丛》［9］选辑了前人有关杭州西湖的笔记共616则，分别录自130余种前人的撰著，于在春选译《西湖笔记小品选译》［10］等。也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诗文文献对地域文化内涵重构的重要意义，荆楚历代才十分重视地域文献的校注工作。

三、地方志旅游价值的开发与利用

荆州地方志文献资源十分丰富，有着十分丰富的旅游文化价值。首先，系统整理方志，还原“历史城市”。地域人文之光，实际体现在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与传承上。但就目前整理点校的荆州地方志情况来看，还有大量工作可做。除光绪《荆州府志》、《荆州八旗驻防志》、光绪《荆州府志》（杨守敬）外，其他方志未见点校整理出版。重视地方志文献的开发与利用，是充分重视地方志文献，发挥其旅游价值的首要举措。要积极开展地方志文献的整理、点校和二次出版工作。地方志记载了城市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在现存明清时期的大量荆州的地方志，记载和展现了明清时期荆州城市的发展情况，是生动的“历史的城市”。尽管这些地方志为地方官员所编纂，部分内容缺乏真实性、客观性，但其仍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了明清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基本情况，有严格的选材要求，有各种研究和参考价值。荆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发展城市旅游，更应体现出一个城市厚重的历史文化。在湖北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时期，系统收集、整理、点校出版各类地方志，突出普及性、可读性，让广大市民都能接触到荆州古代地方志，使荆州悠久的历史从文献中走出来，还原“历史城市”，才是呼应湖北旅游发展战略的第一步。仍以杭州西湖为例，杭州西湖不仅美在山水，更美在西湖文化。浙江省、杭州市十分重视西湖文化的开发与利用，今已编著有《西湖文献集成》［11］行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西湖文化内涵，更为西湖文化的繁荣和杭州旅游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更应作为湖北旅游发展的极好借鉴。其次，建设现代城市，重拾“城市记忆”。荆州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景观注重自然美，人文景观应注重文化美。文化美，不是在文献中，而是在城市人的记忆里。以荆州古城为中心的城市旅游空间中，注重具有历史人文价值的古代遗迹、古代建筑历史知识的普及。现代城市的建设，不仅仅是高楼大厦的重复建设，更不仅仅是道路的加长加宽，而是一种城市文化的建设。在建设现代城市的过程中，要考虑历史资源在现代城市中的重要地位。如可征引地方志所述，在著名古迹景点立明显标识宣传牌，向市民进行宣传。特别是荆州古街、沙市古巷资源十分丰富。如有杜工部巷，“在沙市，俗呼杜甫巷，今改为杜工部巷，少陵自蜀来楚，寓于此”［4］卷七，还有青莲巷、三义街、胜利街等著名的古街巷。每一条街、每一条巷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可对这些极具文化价值和意义的地方进行多种方式的宣传，不仅向来荆州旅游的游客介绍荆州的历史，也让荆州的历史重回到市民的头脑里，重拾“历史记忆”。第三，参照地方志书，重建“古代城市”。地方志记录了荆州古代城池、宗教、街巷遗迹，除了可根据文献记载对遗迹进行重建、修缮之外，我们还可了解、研究荆州丰富的灭失历史旅游资源。在这些历史旅游资源中，有一部分保存了下来，如荆州古城墙、荆州三观、万寿宝塔等，但有些著名的历史文化景点已然灭失，如历来都成为市民集体记忆的纪南城、落帽台、绛帐台，荆州古城墙上的雄楚楼、仲宣楼、明月楼、曲江楼，南门外的息壤、西门边的老莱子里、长江边的袁宏道卷雪楼、沙市彩云楼等古代建筑，在地方志里都有着十分详细的记录，可根据这些地方志所述内容，加以考证、辨析，在条件成熟后可进行重建，还原历史面貌，使荆州更具有“古代城市”的韵味。同时，在现代城市的旅游文化的建设中，还要加大对古代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城市中的传播，利用历史资源，重建“古代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