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发展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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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进程的不断加速,人们对异文化的渴望与追求,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得到重新认识,民族旅游业随之蓬勃发展。但是民族旅游与许多社会现象一样,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后果是双重的,利弊相互相长。超速的民族旅游开发造成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恶化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许多旅游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从多角度、深层次地研究了民族旅游给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带来的影响和变迁,这些研究为民族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具有现实意义。在云南少数民族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其中包括由于旅游地少数居民利益未得到充分保障而产生的社区、开发商和政府的矛盾激化,引起社区居民的怨恨和对抗,一些旅游区出现了当地人带游客逃票、在景区内偷伐偷猎、破坏旅游景观、损坏旅游设施等对抗行为;还有一些地区过度依赖旅游业,出现了“旅游兴则社区富、旅游衰则社区贫”的现象,一旦该地的旅游进入衰退期,就会使该地的居民无所适从,不仅失去了土地,还要背负当地旅游发展的外溢成本,如环境污染、传统衰退、物价上涨等,居民生活没有长久保障,不利于当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尽管许多研究已开始关注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权利与利益分配问题,但却忽视了民族村寨旅游的两个特性,即乡村性与民族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地居民长久发展的问题。本文试图以这两个特性为突破口,以社区参与、民族旅游和可持续发展为理论基础来找到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

1理论分析

1.1可持续发展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该报告第一次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要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7年6月颁发的《关于旅游业21世纪议程》将旅游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保护和增加未来机会的同时民族实现旅游者和东道主的需要”,该定义中的旅游可持续发展包含了社区因素。国内有代表性的观念认为,“可持续旅游的目的在于向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感受和体验,提高旅游目的地人民生活质量,并切实维护旅游者和旅游地人民共同依赖的环境质量”,其中也强调了社区利益[1]。尽管以上概念的表述不同,但都强调社区因素,强调社区因素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之一。

1.2民族旅游

著名旅游人类学研究专家科恩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东南亚的民族旅游,他在阐释东南亚少数民族群体在旅游活动中游客与旅游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所产生的后果,以及民族认同的变形对旅游业回应的文章中将“民族旅游”定义为:针对在政治上、社会上不完全属于该国主体民族的人群,由于他们的生态环境或文化特征或独特性繁荣旅游价值而进行的一系列观光旅游[2]。美国旅游人类学学家布鲁诺认为,民族旅游涉及的情形为:“国外或国内的旅游者通过旅游可观察其他群体,而这些群体不仅被认为有明显的自我认同、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且他们通常被贴上诸如种族、国家、少数民族、原始、部落、民俗或农民的标签。”[2]科恩和布鲁诺都将被观光对象的文化特征、独特性和少数民族视为民族旅游的要义。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省份,并以其自身所拥有的自然生态优势和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独特资源吸引了国内外游客。随着开发商陆续进入云南各个少数民族村寨投资旅游业,在村寨内租地、承包并大兴土木,表面上看对推动民族传统文化复兴和激发民族文化的复制、再造和创新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少数民族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开阔思路、打破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但从长远来看,村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加之旅游并不是个长久不衰的生计,心底就会有一种不安全感,由此产生的利益诉求在得不到满足时,容易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因此,从根本上去了解这些少数民族就显得至关重要。只有真正融入这个群体,切实维护其利益,才能为当地旅游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环境,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3社区参与

1985年,Murphy的《旅游:社区方法》首次系统地从社区的角度研究旅游开发。20世纪90年代,国外对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进一步增强,AnnalsofTourismResearch,TourismManagement等专业期刊都有专辑对社区参与旅游进行过讨论。EdwardInskeep把当地社区参与作为可持续旅游开发的前提。Tosun则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实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限制性因素。国内学者在20世纪中后期也开始关注到旅游地各种力量(权利)的差异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或潜在威胁),强调通过协调政府、投资商与社区居民的关系,使旅游地整体经济和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如刘宝琨、唐顺铁、刘纬华、黎洁等)。除上述理论研讨外,很多学者对社区参与的实践问题做了探讨,特别在民族旅游中的社会参与问题研究成果颇丰。如黄芳、邓永进、保继刚和孙九霞等从不同个案对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意义、途径和方法进行了探讨,指出社区参与旅游业中因利益分配引发的旅游管理失控、无序参与等问题。余青、吴必虎从社区参与的旅游产品形式探讨了民族村寨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模式;郑向敏、李东和、吴忠军等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机制也做过一些探讨。目前对于社区参与的定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便在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3]。那什么样的参与才是最合适的呢?本文通过深入西双版纳的旅游村寨试图找出能实现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参与方式。

2西双版纳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发展情况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南端,北回归线以南,毗邻缅甸和老挝,国境线长966.3km,世居着傣、汉、哈尼等13个民族,傣族是主体民族,被誉为“中国最具民族风情的旅游胜地”。我们走访了西双版纳5个社区,根据各个社区发展的模型筛选出三个具有典型的村寨社区。

2.1企业主导型———勐景来

勐景来是2004年1月金孔雀集团从神树白塔公司以承租方式收购的,进入景区第一年就盈利,但2004年底勐景来闭关,企业开始亏损,每年亏损约300万元。他们遇到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客源,而闭关影响了一大部分客源:勐景来附近的景点单调,离景洪较远,旅行社认为带游客到勐景旅游的成本太大,不愿意合作。在村寨对居民进行访谈过程中,发现勐景来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保存较完好的景区,一些民族传统工艺都以民族风情展示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如竹编、打铁、制陶、造纸、染布,从事这些展示的都是一些老人,企业每月根据手艺难易程度为其提供100—200元补贴,寨子有8户居民从事餐饮住宿接待,不收管理费,居民自负盈亏,但企业与社区居民之间仍然存在矛盾。企业允许社区居民自己经营傣家乐,不收取任何费用,但是仍会出现村民拉客、逃票现象。就村民角度来看,整个村寨有80户居民,仅只允许8户参与餐饮住宿,其余未参与进来的居民对此感到很不公平,而且对住房问题也不满,企业与村里签订了只允许盖傣楼,不允许异化建筑的合同;在村里出现异化建筑后,景区的村民协调小组沟通仍不顺利。

2.2企业+社区主导型———傣族园

傣族园是一个由5个不同村寨组成的景区,云南傣族园有限公司总经理范文武针对景区5寨的自身特点和村民的实际问题,在全国首创了旅游景区推行“公司+农户”的运作模式。从社区问卷访谈来看,当时企业开发傣族园时每户入股1000元,景区开放之后,每户有600元左右的分红。在征用土地方面,当时企业征用了寨子土地100hm2,租金7500元/hm2,之后按每10年25%递增。但今年寨子的村民对门票分红问题不满而围堵入园路口,最后争取到每年分门票15%的利益。可见关于利益分配问题,傣族园的矛盾仍然尖锐,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文化涵化和文化传承的问题。

2.3政府主导型———曼景法

曼景法是一个村委威信很高的寨子,寨子发展旅游是由寨子村支书凭借自身丰富的阅历和独特的眼光带领村寨居民开发的旅游。在问卷调查过程中,我们走访了一些农户和在企业工作的村民,收集到该村寨发展旅游的大致情况:该村寨发展旅游有两个部分,一是村寨的民族风情游览,二是晚上的多歌水歌舞表演。我们发现白天的观光客很少,只有到了晚上才有游客来观看歌舞表演,但观看完之后马上离开,一般不在寨子留宿。据村民介绍,寨子只有在周末和节假日才有景洪的人来旅游,也有昆明的游客,但不多。关于晚上的歌舞表演项目,多歌水企业与村委签订了一个8年合同(已过2年),每年给村里15万元的租金,负责解决当地村民的就业问题,并对寨子的一些活动进行赞助。经过与村支书和多位农户的核实,发现这15万元并未分配给每个农户,而是作为集体资金用于寨子修路、组织出旅等集体事业,这就造成了部分村民的不满,但并没有发现企业与社区之间的经济矛盾。村民反映经营傣寨的人大部分都是外地人,旅游文化不纯正,歌舞表演丧失了傣家文化内涵,感觉文化被扭曲。

3问题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无论是政府主导、企业主导还是社区主导,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文化传承和文化涵化问题,一是利益分配问题。文化方面:民族旅游实质上是以民族文化为主体资源的旅游,通过民族文化产品将旅游消费者与旅游供给者联结起来形成旅游活动,并由此构成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傣楼是傣族的象征,它以其独特的构房结构及其建造用途吸引着八方游客,成为当地发展旅游的必备条件之一。这就有了社区居民与投资商的协议,投资商投资建设旅游区,要求当地保留傣楼的建筑风格,并对建筑材料也有要求。表面上看,这保存了民族的传统文化,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效果,但无形阻碍了当地的现代化发展。民族旅游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即民族性,其民族传统文化虽然重要,但一个民族要发展,现代化是趋势。如果为了迎合外来游客而强制性保护和维持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那么少数民族的发展权利就会被剥夺,由此产生的心里不平衡将会加剧当地社区居民、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不符合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观。利益分配方面:在调研过程中,社区居民不满意利润分红策略和补偿性措施。投资商认为村民不知足,他们为当地居民带来了物流和财流,社区居民不仅不感激,反而引起他们的仇视;企业认为没有投资就不会有景区,没有景区就没有游客,收入增加也就无从谈起;而政府过于热衷引进外资,提高政绩,在社区与企业出现矛盾时往往会忽略社区居民的根本利益而保证企业利益,使社区居民对政府缺乏信任。社区居民在自身利益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往往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如带游客逃票、在景区内偷伐偷猎、破坏旅游景观、损坏旅游设施等对抗行为。尽管以上矛盾会暂时解决,但各个参与方往往会陷入这样一种被动的连锁反应状态:农民利益诉求受阻→对抗和冲突→政府被动处理问题→寻求新的解决方案→修正社区参与方式和旅游发展方向[3]。社区、政府、企业等各利益相关者的被动状态最终导致的将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被动。到底什么样的利益才能满足社区居民呢?社区居民真的是贪心不足么?民族旅游吸引游客的地方是其独特的民族风情与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而社区居民在这旅游过程中充当的角色是一个表演者,他们的土地被征用,随着旅游的日益发展,环境被破坏,同时还担忧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价值随民族文化的趋同变迁而降低,价值的降低将会出现旅游业“滑坡”,各种各样类似的景点出现就会减少游客数量,这就是发展旅游的一个不稳定性因素。企业与民族村寨有20—50年的承包合同,一旦承包合同期满就会面临是否继续的问题。如果企业预测该地的旅游收入达不到目的就会撤出,那么留给社区居民的就是无所适从。这是一个对外而言是神奇的少数民族,对他们自己而言只是一个靠天吃饭、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在社区居民看来,发展旅游只会给他们带来短暂的收入增加,却无法满足他们作为一个乡村农民的安全感。因此,上述矛盾只会越来越激化,离旅游可持续发展之路会越来越远。

4措施

民族风情是少数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而旖旎的自然生态风光是世世代代少数民族孕育而成,毫无疑问社区居民是当地旅游发展的主体。但在访谈过程中,企业甚至政府对社区参与流露出的不信任是阻碍社区从根本上接受当地开发旅游的主要原因。企业和政府认为社区居民是软弱无力且愚昧无知的,是可以任意被的,社区居民根本无法影响旅游的发展方向。因此,企业想真正融入社区发展旅游,首先应改变观念,把自己当作合作者,一方出资金,另一方出文化与自然资源,努力在发展旅游过程中实现“双赢”。在开发旅游过程中投资商与政府要充分考虑到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与意见,但我们并不认同全村都把旅游当成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大家都经营傣寨,其竞争压力就会很大,有竞争就会有差距,当各家的旅游收入出现差距时,矛盾就会出现。我们调查发现,有部分人对旅游收益分配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在经营与旅游毫无关系的小生意,并在自己并未被征用的土地里种植经济作物,年收入很高。在我们看来,民族村寨的生活方式与居住环境、节庆本身已参与旅游业,发展旅游打开了当地闭塞的环境,他们可在土地被征用的情况下寻找新的出路。而如何实施需要政府来从全局考虑,在吸引外来投资的同时扶持本地企业,积极发展本地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可为本地失地居民提供具有长久保障的就业环境,减少社区居民对发展旅游的过分依赖。同时,投资商也应把部分收益用于东道地区,服务当地的教育、卫生、医疗、养老等,解决当地的民生问题。在进行旅游开发规划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意见,不能无视社区居民的参与权利。面对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问题,并不需要全体社区居民都原封不动地按照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而失去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便利。这可借鉴国外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案例,在社区内选取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保存较完整的一个区域作为文化示范点。如美国的历史名城“威廉姆斯”、“普里毛斯种植园”、“旧村”和“神秘的海港”,还有许多的民俗博物馆[4],它们把人们带回到了过去,测量出了我们今天所取得的进步。许多这样的示范点被称为“活的博物馆”,它们既受欢迎,又很盈利,同时又满足了想要参观民族文化的游客,但一定要忠实于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