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名山发展渊源浅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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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人文心理背景；精神需求；弘法活动促进了名山的形成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在中国，天是被当作一个有形的实在的事物加以崇拜的、中国各民族在原始时代就有崇日观念和活动、中国的山岳崇拜观念有其独特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我国大多数寺院选址在自然景观优美，清幽寂静的山林之中、泰山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充满宗教和政治色彩的名山、我国古代寺庙书院往往选址于幽境,幽境，即超脱逸世之境、得道高僧在某一名山的弘法业绩对宗教名山的形成贡献尤大、宗教名山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是众多物质因素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旅游名山是我国旅游资源的重要宝库，也是我国人文景观中一道独有的风景线，其形成源自于我国古代大山崇拜的心理背景，更由于名山本身客观条件和特有的人文环境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同时名人雅士等在名山的修行授徒，使其蜚声海内外，这些成为了旅游名山厚重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历史文化渊源精神需求社会条件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每当我们登上武当山、庐山等名山，总会被山上寺观的悠悠钟声所吸引，陶醉于身心俱静的氛围中；每当我们翻开中国历史，寻找高僧名士的足迹，往往会听见他们在名山古寺中的心灵对话。这些名山无疑是我国旅游资源的重要宝库，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文化景观，蕴涵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古往今来引起过很多学者的兴趣。这些名山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将从地理学、历史等角度，就名山形成的渊源做一些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1人文心理背景

在中国，天是被当作一个有形的实在的事物加以崇拜的。据古文献记载，夏代已经“行天之罚”，征伐各方部落，殷商时已称天为“帝”了。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从帝王将相到凡夫俗子都把天帝、天神看作是最高的神并对它顶礼膜拜，天空崇拜的另一种具体形式就是太阳崇拜。

中国各民族在原始时代就有崇日观念和活动，如内蒙古阴山岩画中有表现人合掌过顶跪拜日环的图画，广西花山岩画中有表现人们欢呼迎日仪礼的图画。在古史记载中也可以找到帝王们祭日的描述及祭坛的营造规模。如《尚书·尧》中有“宾日”于东，“饯日”于西的文字记载，《礼记·月令》言“立春之日，天资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日于东郊”。

由于太阳升起于东方，光明始于东方，因此古人的观念中有产生了另一个内容：东方崇拜，这一点与山岳崇拜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东方大山崇拜”。如据《尚书》记载，舜时就有五岳之名，泰山为“五岳”之尊，舜“五载一巡狩,禹遵之。”《文献通考》谓“东岳，以其处东，北居寅丑之间，万物始终之地，阴阳交泰之所，为众之所宗主也。”因此历代帝王祭五岳必先祭祀泰山。山岳崇拜的产生有以下原因：一是山峰具有高大雄伟和人们难以接近等神秘性;二是山林中为人们提供丰厚的猎物和其他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品，为远古乃至阶级社会人们生存发展的重要依靠，因此导致人们赋予山以神灵观念。

中国的山岳崇拜观念有其独特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的古代祭祀五岳实质上是日常生活中帝王祭天地活动在空间和形式上的延伸。如《史记·封禅书》云：“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日常生活中帝王常修建宗教建筑如明堂、辟雍以祭天地，而在大规模出巡活动时则登山以祭天地。《史记》中记载了秦始皇、汉武帝在泰山举行封禅活动的情形。由记载可知，中国帝王的祭山活动是以山岳为基础，通过各种宗教建筑与礼仪活动来表现帝王对天地的崇敬和对权力的崇敬。这里山岳崇拜的观念就是这种观念的形式和基础，天空崇拜、土地崇拜、社稷崇拜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力崇拜为其实质。而在中国的祭山活动中,天子往往在山上修建宗教建筑，这样就直接将原始宗教与名山联系起来，如泰山有祭天祭鬼的蒿里神祠，有政令和祭祖的明堂，有祭天祭神的玉帝观、元君祠，为后来我国佛教道教寺观选择圣地开了先河，提供了借鉴。

2精神需求

我国大多数寺院选址在自然景观优美，清幽寂静的山林之中。山是美的化身，其表现可分为：“形象美、色彩美、音响美、线条美、动态美、静态美、嗅觉美”等等，这种环境无疑给宗教信徒提供了极佳的物质条件。

泰山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充满宗教和政治色彩的名山，其山水之美也是中外皆知的。泰山之美首在雄伟，它主峰海拔1524m，大有通天拔地之势，千里之外无能与之比肩者。登山远眺则觉天地豁然通达，令人生豪情壮志。孔子曾言：泰山岩石，鲁邦所瞻。泰山不仅雄伟而且景色秀美。如扇子崖峻峭高耸，其状如扇，这里环境幽静，风景秀丽，常年甘泉清澈。泰山因其高，气候产生垂直变化，山下为暖温带，山顶则是中温带。山上云雾缭绕，不仅衬托泰山比天之高，而且能给人以“天界仙境”的种种遐想。

作为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的佛学中心之一的庐山，更是天生丽质，步步皆景,它以江湖、瀑泉，云雾、峰石著称于世。李白的名作《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则全面地描绘了庐山之美。“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落之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登高壮观天地间，套汇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之雾，向称天下奇观，漫山遍野，飘渺虚无，山在云上漂，人在雾中游。试想，在这样一个人间仙境里生活，修行从道，怎能不身心愉悦，神清而气爽？一切烦恼皆顺风而去，一切前恶旧怨、功名利禄之累皆抛于境外，难怪高僧慧远“欲往罗浮山，及屈浔阳，见庐峰清静，是以息心，始往龙泉精舍。”

我国古代寺庙书院往往选址于幽境,幽境，即超脱逸世之境。四面环山，如世外桃源，给人以安全感，也使人产生聚精会神、修心养性之感应。幽境植被繁茂，小气候宜人，是宜居宜游的佳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有利于宗教信徒超脱远离“红尘”，潜心修炼，以达修炼的最高境界，如佛教的涅磐境界，即“智慧福德圆满成就的，永恒寂静的最安乐的境界”。道教比佛教更追求自然环境。道教以崇尚自然，返朴归真为主旨，认为高山为神仙所居，于是上山采药、炼丹、修身养性以求得道成仙。白云缭绕、幽深僻静、脱修超尘的名山自然是道教理想的成仙修道环境，许多高山名岳如武当山、青城山等都曾为道教的圣地。

3弘法活动促进了名山的形成

自佛教产生于印度后，僧人“行万里路”，参访名师、访求名山胜迹一直为僧俗所推崇和赞许。自汉明帝“白马驮经”佛教东传以来，不断有来自印度和西域的高僧孤身远游来中国译经传教，他们献身于佛法事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宗教事业的发展，其中在名山的弘法活动往往扩大了名山在民众中的影响。

达摩大师驻足河南嵩山少林寺讲法释经，在少室山面壁悟道，从而使嵩山和少林寺名扬天下；又如僧伽提婆、达摩多罗、罗什等均曾在庐山阐经释典；来我国的高僧有安世高、安玄、支娄迦谶、竺佛朔、真谛、不空等，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些大师在名山的栖身，吸引海内外的宗教信徒前来学习朝拜，因而名山名声遐迩。隋唐以后，日本曾不断派僧侣来我国留学，这些留学僧回国后积极传播中国佛教文化，如日本圆仁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等作品中直接宣传了我国的某些佛教名山，使其宗教影响延伸至域外，无疑扩大了这些名山的宗教影响。

“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游。”佛教徒持之不懈的参方游道活动大兴的结果是在唐末我国境内就形成了四个朝拜中心：一是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二是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大圣圣地；三是终南山———三阶教圣地；四是陕西凤翔法门寺———佛骨圣地。至南宋设有“五山十刹”为禅者游方朝拜之地，明代已形成参拜四大名山的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

得道高僧在某一名山的弘法业绩对宗教名山的形成贡献尤大。东晋高僧慧远24岁即能讲经，且能释难经之疑。他在庐山建东林寺，悉心授徒讲经，以他对佛学的虔诚、学识和机智与乱世之中的文官武将交往，以至殷仲堪，司徒王谧、护军王默等“饮慕风德，遥致师敬”。他的德行厚学令各方人士仰慕，这为维护庐山佛教活动的良好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慧远曾广求西域、印度梵文典籍，“葱外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兹士者，远之力也。”慧远还潜心于整理编撰佛经，并自撰《法胜论》等著作，以致西方高僧罗什见而叹曰：“边国人未有经，使暗与理合，岂不妙哉”。慧远高居庐山36年，一心弘法，“风流天下闻”，以致四方僧俗不邀而至，其中既有慧观、僧济、法遇、昙微、昙邕等高足，也有慧安等同门师友，还有一些怀才傲物的文人名士等。在慧远和众多僧众的苦心经营下，庐山佛徒数量大增，声誉日隆，以致“外国众僧，咸称汉地有方乘道士，每至烧香拜佛，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慧远由此几乎成为庐山的象征，其创立的净土宗为我国佛教十大宗派之一，远播朝鲜、日本。从慧远开始，庐山成为我国当时的三大佛教中心之一，从而奠定了庐山在众多佛教山林中的地位。

无庸置疑，宗教名山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是众多物质因素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发掘这些宗教名山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保护和开发它们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当然，诚如苏轼看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如果我们从其他的角度去研究，还可以发现宗教名山形成的更多渊源。

参考文献

1谢凝高.山水审美·人与自然的交响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1

2常正.佛教与旅游[J].法音,19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