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视域下技术伦理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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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研究海德格尔就无法绕开他的技术伦理思想。后期海德格尔从现象学视域对人类技术现状进行了哲学反思。他提出现代技术构成了当今世界这架巨型机器上永无歇止的齿轮，人类受到技术“座架”的促逼和强制。在技术世界里，人们看到的是缺少灵性和被摆置的人类。针对如何走出技术的“座架”，海德格尔提出人类应重回技术的本质，在“思与诗”中寻找拯救，在东方道家思想中寻求出路。

关键词：海德格尔；现代技术；技术伦理；座架

20世纪70年代，德国哲学家乔纳斯首次提出“技术伦理”概念。自此以后，技术伦理成为哲学研究主题，哲学家们包括现象学哲学家围绕技术伦理学发表了诸多述著。在“技术哲学”领域，海德格尔是被最广泛讨论的欧洲哲学家；在技术思想史上，他也是第一个赋予技术以哲学意蕴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本人没有针对伦理学有过系统研究，也从来没有专门对技术伦理学进行论述，但研究者相信海德格尔在揭蔽（Unverborgenheit）、摆置（Stellen）、座架（Gestell）、澄明（Lech-tung）等诸多概念下对技术伦理进行过思考。此外，他在《关于形而上学、现代科学与技术之诞生》《追问技术问题》《技术语言与传统语言》《丛林路》《克服形而上学》等大量的文章、《座架》等演讲以及《明镜》访谈录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技术观。根据海德格尔的论著，他对技术持悲观主义态度、作出批评的判断和负面的价值判断。尽管在海德格尔一生中，人工智能尚未大规模使用，但在海德格尔有生之年，他已然面临着一个科学技术腾飞的世界，因此，他的技术伦理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有意义。在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背景下，研究海德格尔就无法绕开他的技术伦理思想，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丰富技术伦理学的学术目标，也是为了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众多技术伦理现实问题，以应对科学技术对人类日益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一、技术的本源是揭蔽

20世纪30年代以后，海德格尔在分析技术或艺术问题时，经常使用techne(也就是“技艺、几微”)作为关键词，并指出这二者之间有内在联系。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六卷曾专门讨论过Techne一词。根据词典的解释，Techne意味着“技巧”和“艺术”。所以，手艺人和艺术家在古希腊够被称之为technites.但是，海德格尔认为，这种解释有失偏颇且不够充分，因为它只是列举了Techne的外在指称对象而未明确它的原本含义。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Techne在古希腊更主要的是指一种认知的方式，其本性就是要揭去遮蔽，让存在者显现出来[1]。所以，海德格尔写到，“就希腊人的认知而言，techne指将存在者带到眼前，即特地将在场者作为在场者从隐蔽状态带出来。以便将其带入到它在其中显现的去蔽状态的跟前来。Techne从来不是指一种制造的行为。”简而言之，techne的原本含义就是“带上前来”(Hervorbringen)或“让其显现”（Erscheinenlassen）[2]。由此可见，就如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讲的“逻各斯”“真理”一样，这个词具有几乎相同的含义。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为了解决“存在意义问题”，必须对此在（Dasein）的生存（Existenz）方式进行解析。人的生活实际性（FaktizitaetdesDebens）被称作“此-在”（Da-sein）。此在就是一种完全被它的实际生存方式或缘分（Da）所驱动和构成的存在者。在海德格尔这里，技艺与“间隙”“草图”“格式塔构型”以及“座架”都有内在关系[3]。海德格尔从20年代起就一直讲“让……显现”与存在、逻各斯、真理相关的问题。但是，对于“让……显现”的具体机制的形象化描述却不是很多。在《康德书》中，他讨论了并大大深化了康德提出的“纯象”或“几象”的存在论意义。但这种“几象”首先被理解为“时间”[4]。到了30年代中期，当他论述艺术的本性、语言和诗的机制，而转用世界与大地、敞亮与遮藏这类语言了。于是，他感到有必要更形象化地、更有空间意味的说明这个机制。“技艺”所代表的意思满足这个要求，而且可以非常贴切的引导到关于技术本质的讨论上去，也就是讨论技术的揭蔽本质。在古希腊，“技艺”这个词指“技巧”和“艺术”，也被叫做为“几微”。“几”在古文里除了有“介于无和有之间的发生和预兆机制”以外，还和“机”，即天机、机理、机械、机器、机心等等有词源关系。这种“几微”可以转化为格式塔构型和置放（Stellen）座架(Gestell，或译“集置”“构设”)，并因而引出了对于现代技术本质的讨论。“这个被带到缝隙之中的、被保留在大地之中的，并因此而被确立和突出出来的争斗就是格式塔的构象(dieGestalt)”[5]。通过技术这种方式，此在经过“间隙”，即发生的边界，进入揭蔽的真理状态，也就是“带上前来”(Her-vorbringen)。作为技术本质的“座架”也是一种“让......显现”，即“让......上前来进入作为边界（peras）轮廓（Umriss）的间隙之中”，而且就“聚拢”（Versammlung）在那里[6]。海德格尔经常追溯古希腊的哲学源初，从以上“技术”词源上可以看出它的原意。在希腊语中“技术”(technik,tech-nology)一词也是出自techne或“技艺、几微”[7]。就像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手段一样，技术也不仅仅是人类达到自己目的的制造手段和行为，而是一种揭蔽或“带上前来”的缘构方式(即在行为的来回发生过程中获得自身)。技术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现象，从本质上比作为主体的人更有缘构性，也因此更有力、更深刻的参与塑成人的历史境域[8]。那些眼光深邃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海德格尔则探测到了技术与技艺及艺术的内在联系。海德格尔指出了技术的古希腊来源以及技术的揭蔽本质，他也明确指出技术带来的危险。

二、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Gestell）

人类进行技术活动本身都内在地包含了价值、目标、目的和需要，包含了道德因素。海德格尔以现象学的视角对技术世界进行了现实描述，展现了技术世界的伦理关系，进而他从存在论角度对技术进行了事实判断及其随之而来产生价值判断。海德格尔在论著和演说中对技术做出了赞同或批判的阐释，这就客观反映了他的技术世界的现实伦理观。技术有手工技术和以动力机械为特征的现代技术之分。此在也因之而与前工业化的手工技术（包括农耕）揭示的生存形态和现代工业化社会形态之分。根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正是现代技术造成了所谓“技术问题”，即技术与人的异化，以及技术对于人的控制。马克思认为现代技术社会里，由于劳动的异化而带来了一系列的异化，包括人的异化[9]。海德格尔也阐释了现代技术世界的人类处于被控制和操纵的非本真状态。本质上，任何技艺从来都超出了人的主体性。但是，现代技术更是超出人的主体性，人被摆置了，也被硬化、形式化和单一化了。正如前文所述，现代技术的本性就是“座架”，它与引发争斗的间隙或格式塔构象有关。海德格尔之所以用这个“框架”“托架”含义的词，一方面要显示它与“几微”“间隙”（框架中总有间隙隔开的空间）这条思路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是表明这种座架的强制性和规范性[10]。所以，这种座架意味着：按照某种规格设置（stellen）架隔，并向这架隔中放置某种预订（bestellen）的现成存放物（bestand）。因此，这种框架的揭蔽方式是“引发-逼索”或“挑战”（herausforderung）。在《海德格尔传》中，张祥龙进行了详细解释。一方面，它是一种揭蔽方式和存在论意义上的构成方式，将诸如能量、材料和动植物的存在者从大地和自然的隐藏之中带出来，释放出来，并造就出它的存在者身份；另一方面，这种揭蔽不是艺术型的，也不是手工技术型的，而是一种强索和逼迫。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中体现的的座架（Gestell）不应该被理解为书架似的呆板框架，而是一个正在构造着的调控或保持机制。譬如，在这个机制中，自然隐藏的能量，包括煤、石油或铀等被开发出来、转化形式、加工、存储、运送以及实现各种花样翻新的转换，这都是揭蔽的具体方式。这种座架机制既不会停止，也不会失效。它总能在各种变换反馈的路径中或间隙中不断解决新问题。它还会调控和维持自身，进行一步接一步的设置，继续新的发展。因此，座架里面设置相同，步骤既定，运行安全。它是建立在揭蔽基础上的自构、自控和自身复制的系统。因而，它的产品体现为规格化、现成化并且可存放，表现出和艺术品以及手艺制品迥然不同的特点。传统技术时代，风车利用自然制造出能量，这些能量是当前的能量，不能被存储。而在现代技术领域，能量表现为现成化能量，是可计算的能量并且是能被存储起来的能量。在现代科学中，技术系统的座架（Gestell）本质得到了最精密的体现。现代数学或物理等科学的方法论可以追溯到古代数学，而思想根源在可以在古希腊找到，即通过“当前化”和“在场”来揭示的哲学中找到。因为这种在场揭蔽或“带上前来”有一种沉沦为现成的在场者的倾向，并因为发生了存在和存在者的分离[11]。这种二元论贯穿了整个西方哲学，从巴门尼德开始，经过柏拉图、康德到尼采等。技术座架与缘构境域的分离就是这种存在者与存在的分离、概念对象与语言言说的分离的历史体现[12]。因此，技术系统具有非常强大的构造活力，还具备自身维持、自身断定的功能。这也正是现代技术危险之所在，也是对人类的威胁之所在。在技术世界里，人们找不到它的边界和局限，似乎没有技术不能计算和解决的问题。“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集中体现了现代技术的这一特征。就连人文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也得依靠先进的高科技来实现他们的主张。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就是在一个统一的、平板化的和无限的时间形态中活动，同时技术也排斥了用其他方式揭蔽的可能性。一个被现代技术座架塑造的人工作效率很高，甚至在专业领域也具有创造性。但是，艺术、诗歌和冒险等则可能只是他工作和生活的点缀。对技术座架中的人来说，最重要、最根本和最真实的任务就是去完成这个庞大高效座架所交代给他的任务。总而言之，这个技术座架将一切都变得统一而呆板，也就是把一切变得平板化，丧失了过去的多元化，个性化和灵活性。这样，此在就受到了限制和扭曲。当他只通过座架来揭蔽，来让存在者显现时，在根本上他却遮蔽了自己的本性。根据张祥龙在《海德格尔传》的论述，人的本性是纯缘构的，再活跃的座架揭蔽活动对他而言也是比较呆板的。因此，在现代工业化、商业化和信息化的社会中，人表面上表现出活跃、创新、自由和能干，但实质上我们看到的是缺少灵性的和被摆置化的人。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越来越发达，但人却越来越被摆置得像机器。这种生存形态与《存在与时间》中分析的那种沉沦于世并且与“常人”同在的此在一样，都不是切近自身的，也不是本真的此在，而是计算化的和平板化的此在。而且，这种对此在的侵犯也就是对此在所缘起的世界的侵犯，以及对原在（physis）的自然的侵犯。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威胁是非常深重的威胁，它关系到西方乃至全人类的历史命运。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很多技术哲学领域的学者把海德格尔的技术观描画成刻板的、决定论的、悲观的和宿命的。然而，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来源于古希腊，有着更为深刻和复杂的洞见。海德格尔他在现代技术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传统之间熔炼了不可分割的纽带[13]。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形而上学真正的完成”；“在我们的世纪，形而上学作为现代机器技术获得了最为重要的、最为彻底的胜利”[14]。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的兴起是存在史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存在在存在史上也是存在被遗忘的历史。他对形而上学批判如影随形着他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在现代技术莅临之后，存在者受制于一种横扫一切的全体化威力，随后所有的事务都变成了可供操纵的、中性的和客观的“资源”。存在本身从存在者中隐遁，而人类则失去了与存在恰当的关系。海德格尔使用“座架（Gestell）”来称呼现代技术的本质。座架受传统形而上学的规定，把存在者视为纯粹的在场，并在当今世界的建设和毁灭中显现着自身。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阐释包含了技术伦理思想。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与价值的逻辑差异本身表现出了现代资本主义技术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15]。与众不同的是，海德格尔对技术表示赞同或批判的判断形式和对技术的价值评价，只是通过对技术的现象学分析来加以理解，也就是回到技术的自身，通过揭蔽，让存在者显现出来[16]。但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理论中，现象和本质产生了二元分离，技术成为座架，并对存在者进行强制的索逼和挑战，并试图将价值影响的“事实”从诸多价值判断和行动中分离开来。如何走出现代技术的座架成为哲学技术伦理的讨论问题。

三、摆脱技术的座架（Gestell）

海德格尔针对如何解决技术问题，提出了的“拯救”方向，亦即让技术成为揭蔽的几微，在技术的本性中寻找答案；释放被桎梏的“思”，倾听隐藏在座架中的尚且无人留意的存在的声音从而揭蔽存在；使“思”不再束缚于形而上学的思想藩篱中，让艺术成为能够与技术肆虐抗衡的力量。

（一）在技术的本性中寻找拯救

海德格尔曾引用荷尔德林的一句话说明技术化世界的最大危险并非来自技术本身，“但是何处有危险，何处也就生成着拯救”[17]。原子弹会伤害人类生命、污染环境，这危险来源于技术座架的本质特性。然而，这本性却是与人的此在本性相通的。这就像《存在与时间》中不切近自身的此在生存形态和切近自身的形态也是相通的。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在技术中本性中根植着和成长着拯救”[18]。技术是揭蔽的几微，返归着几微的技艺本性就是拯救之所在。具体说来，就是将技术的本性(wesen)不再理解为柏拉图意义上的永远持续不变的一种持存(waehrende),例如理念(eidos)；而是理解为一种“允让”或“让”(gewaehrende)持存[19]。由此可知，从柏拉图的“持续不变”(fort-waehrende)到海德格尔的“允让”(gewaehrende),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对待持存(waehrende)者的基本态度的转变，即从过去的“索要”和“挑战”的技术理性，转变为“允让”和“任凭”(gelassenheit)、“让渡”的技艺理性的态度；也是从形式规范的刚性态度转为顺其本性的柔性态度。从根本上来说，这也就回应了《存在与时间》所体现了“现象学”本质含义：“让那自身显现者以自身显现的方式来从自身被看到”[20]。它最直接的表达就在“自身的缘构发生”之中。在重返“允让”的过程中，技术的本质重归揭蔽。

（二）在人类反思中寻找拯救

在海德格尔看来，古希腊柏拉图哲学中，对于“善”有着一种健康的理解，即“善”的目的就是善本身，追求善就意味着合乎“自然”。然而，现代哲学却失去了这种“善”的目的论基础，“善”被理解成了与存在无涉的价值，是与应是、事实与价值、事实与应该之间的鸿沟似乎难以弥合。作者指出，列维纳斯式将“善”交托给上帝这个无限者的做法，无异于扩大这道鸿沟，剥夺了存在对“善”的理解，而海德格尔对“善”的解释，毋宁说是要将“善的理念”从神学中解救出来。在《海德格尔全集》34卷中，海德格尔基于希腊的源初真理（无蔽）经验的理解，将“善”归结为“权能（Ermchtigung）”，即dunamis（潜能）：一种纯粹的可能性，即在行动之先、独立于行动的意愿。由此“善”与行动不可分离，同时在这种行动中，善必须“合宜”。因此，海德格尔正是试图通过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评，来恢复存在与“善”之间的切近关系，由此瓦解是与应是、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分离。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论、创制和实践，这三者之分奠定了直至当今的知识体系。在对古希腊思想的恢复与取舍中，海德格尔发现正是这条僵死的区分桎梏了“思”，遮蔽了存在在phusis（自然或自然物）与techne（技艺）、phusis（自然或自然物）与nomos（习俗）之间的张力，并由此导向了现代事实与价值分离、技术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图景。海德格尔指出，决定我们从技术世界中解放出来的关键就在于“思”，“思”必定是先于理论、创制与实践的区分的东西。对“自然(phusis)”的发现构成了海德格尔思想过程中决定性的一步。在海德格尔看来，phusis的源初意义即为“涌现”，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勃勃生机。在古希腊人的源初理解中，一方面，自然(phusis)与技艺(techne)有紧张关系；另一方面，自然(phusis)与习俗(nomos)亦存在张力。然而在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创制与实践的划分下，这两种张力同时消失了：前者消退到了自然领域中，成了物理学中关于自然物与创造物的知识，从而造成了当今技术对人的绝对统治；后者划归到历史领域，成了政治学和历史考察的对象，从而造成了当今是与应是、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重重对立。只有不断反思才有可能把我们从技术世界中解放出来。20世纪70年代，海德格尔开始使用“本己事件(Eignis)”这个术语，Eignis首先传递出一种“拥有、本己”的意思。本己事件似乎指向一种更为祥和、静谧的拥己方式，通过它，人类让自身为存在拥有，由此获得对存在恰当的理解，而存在也通过让自己的声音被倾听到而揭示自身。既然座架是存在之命运的直接结果，海德格尔认识到，在当前，思想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认识到座架的历史必然性，并去倾听隐藏在座架中的尚且无人留意的存在的声音，而不是幼稚地试图摆脱技术的座架，或盲目享受技术革命带来的肤浅的便利[21]。最后，在反思技术的座架时，我们必须向前看也向后看，以便把本己事件纳入眼帘。正如海德格尔在诗歌中所言，“走出座架的纪元，来到本己事件之前院.....”与此同时，迈向本己事件的步伐也就是迈回到座架威力之源泉的步伐，也就是迈出形而上学的传统。

（三）在艺术中寻找拯救

面对势不可挡的技术发展以及裹挟一切的技术座架，海德格尔曾提出人类应转向“泰然任之”的立场[22]。在英文中，“泰然任之”有好几种翻译，letting-be任其自然，releasement释然，uquanimity泰然，composure镇定。我们应当把“泰然任之”和人们应当倾听存在从技术本质中发出的声音这个意思联系起来。海德格尔在《丛林路》中说到，“在我们关于思的冥想中，我真正所愿的是我愿无愿”[23]。这里的“愿无愿”很好地阐释了“泰然任之”。海德格尔明确指出“思与诗”是可以帮助探寻“另一思想”。探寻“思与诗”的道路上，人们可以为走出技术座架做好准备。实际上，对于如何走出技术的座架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通常表现出一种含混不清、语焉不详，令人难以琢磨。在接受《明镜》采访时，记者一再要求他为政治家、新闻界以及普通民众指出如何拯救现代技术世界，海德格尔曾说，“在我看来，我所尝试的思想可以———通过思与诗———唤醒、澄清、加强那种......为神之出现或衰败时期神之消逝有所准备......我称之为‘另一思想’”[24]。在他看来，讨论可以完全带来全面革新的思想捷径是荒谬的。那种自以为具有这种能力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异曲同工，离形而上学也相去不远，无非是把存在者当做存在者，而非从存在角度考量存在者。藉此，海德格尔总是强调西方传统应当首先实现自我转化这一事情的紧迫性。他认为，“另一思想”不再束缚于形而上学的思想的藩篱中。他对“另一思想”其他表述还包括：准备之思，未来之思和反思之思。这些思与形而上学或运算型之思都是相反的，也是非概念性的。除了具备非强迫性、预备式的和非确定性的特征，在海德格尔看来，另一思想最重要的特征是：无用性(Nutzlosigkeit)。他对通行的有用性的标准进行了反思。为了阐明另一思想最为基本的特征———无用性，海德格尔从中国的庄子那里寻找思想资源。在1962年《技术语言与传统语言》的文本里面，海德格尔说沉思（Besinnung；mindfulness）意味着唤醒无用的意义。现代社会，所有东西都是根据实用性加以规定的；与此相反，沉思却不能带来任何实用的产物，但恰是这无用的思想为有用性奠基，使其成为可能。为了理解这种无用性，海德格尔展示了中国思想家庄子的文本，他引用了《庄子》第一章《逍遥游》结尾处庄子和惠施关于无用之树的对话，那棵樗树，“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哉！”[25]海德格尔认为我们无须担忧无用的东西。正是由于其无用性（Nutzlosigkeit），它才是不可摧毁、永久持存的。无用的东西具有其自身的伟大性以及其规定性力量。无用性以这种方式成为事务的意义。面对一些学者的批评，即海德格尔的思想并未能够提供走出技术世界道路的具体指向，他做出回应：另一思想不能被直接施之以用，也就是因其“无用性”，它永远也不会堕落为可以被操纵的工具。如何走出技术的座架、摆脱技术世界的险境？海德格尔提出在追问艺术的本质时，真理被带到“闪耀的光辉处”。技术和艺术在词源上都关联于希腊词语τχνη(techne)。海德格尔略去了techne原来表示制作的含义，而给予它新的解释，即存在者之揭蔽[26]。“曾经一度，把真理带至闪耀显现的光辉之揭蔽亦被称为techne......艺术被称为techne”[27]。作为“拯救的力量”，艺术与危机中的世界具有亲缘关系。但是，在技术座架的威力之下，艺术变成了被规范的并起规范作用的信息工具。这些领域被扭曲为仅仅是文明工业的工具。为了进行如何走出技术世界的思考，海德格尔在19世纪50和60年代开始了解东亚艺术，追寻非形而上学艺术。《关于语言的对话》记载了关于日本艺术的讨论，其中手冢富雄援引佛教名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来解释日本艺术中的感性因素和本质性的关系。空在色产生的瞬间就出现了；离开它所限定的现象，空并不存在。色的本性是空，而空则离不开它所限定的色。海德格尔在此解释中产生回应，在柏拉图那里，现象和本质具有天壤之别，然而在这里，他却感觉到这二者是统一的。他认为，色与空的共属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存在和存在者的二元关系。在中国的老子这里，海德格尔也受到“天道”的启发。与技术的座架相反，也就是并非要把事务置于人类意志的操纵之下加以剥削，天道强调让事务从自身的本性中解放出来。老子的《道德经》第九章说，“功成身退，天之道也”[28]。人们应当尽量避免过分和极端，持守一种中庸均衡的生活，在功成名就的时候隐退，这符合天道。艺术不应当追随技术成为时髦的发明，艺术所展示的是“事务依据其本质而是的东西被看见并被带入视野”，这才能表达天道，因而艺术能够与技术的肆虐相抗衡。探寻东方的天道，也是海德格尔寻求走出技术世界的重要方向。海德格尔在探求“技术的本质”这一问题时，对技术进行了伦理学的探讨。在他看来，现代技术在当代引发了深刻危机，人类成为技术所摆置和促逼的对象，现象和本质产生了二元分离。海德格尔对人类自身根本性存在方式进行价值反思和批判，他提出人类应转向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反思，追问艺术的本质，破解技术座架的钳制和束缚，最终获得人的自由和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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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瑾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