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与伦理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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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与伦理关系问题的由来

科技伦理有两个基本面向: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科技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科技,依西方的话语,首先处理的是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导性理念就是“天人合一”。这里的“天”就是指人格化的自然。将“天”人格化,就是将“自然”主体化,人与自然同为主体,因而中国古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很容易理解的。具体到科技上,人类要利用和改造自然,但同时要敬畏自然,与自然保持和谐相融关系,不能涸泽而渔。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在传统社会,至少在中国传统社会,科技是内嵌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的。这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科技来源于生产、生活的实践,并服务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二是科技是被社会所规制的,脱离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约束的科技,会受到社会的谴责或抵制。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一方面有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等重大科技成果,这些重大发明都来源于社会生产生活;另一方面,中国古人又对“奇技淫巧”颇有微词,并给予抵制。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拿“奇技淫巧”说作为指责中国古人不重视科技和创新的证据,但“奇技淫巧”说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的一种保护,亦或是一种古代的科技伦理理念。因为,“奇技淫巧”本意是指过于奇巧而无益的技艺与制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雕虫小技,或者华而不实的技艺。这些技巧不但无益于人们现实的生产生活,还会影响社会风气,使世风浇漓。所以,四大发明说明了中国古人是有科技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而“奇技淫巧”说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中国古代的科技伦理,又对科技设置了规范,这个规范就是:欢迎真正有益于生产生活的科技,反对华而不实却败坏社会风气的“奇技淫巧”。中国古人对科技的理解是有价值取向的,现代科技一直以价值中立作为其价值取向,认为科学技术只有真假之别,没有善恶之分,没有国界。这种价值中立的取向成为了现代科技的外衣,现代科技也借着这外衣不受阻碍地无限扩张,肆意渗透,在全世界、各领域所向披靡,在带给人类社会生产力提升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科技伦理问题。而中国古人在很早就认识到了科技的价值取向问题,知道并非所有的科技对人类社会都是有益的,像“奇技淫巧”这样的“科技”就应该被规制。科技与伦理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被问题化,或者说科技与伦理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着较为良好的互动。科技伦理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科技和自然的关系,或者科技和社会的关系处于一个不够和谐的状态。具体而言,就是科技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导致自然生态破坏;科技独立于社会生活,并反过来宰制了社会,破坏了社会和谐,冲击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底线。科技伦理问题是在人类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进入近代以后逐渐产生的。科技伦理问题的产生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科技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独立领域,从社会其他领域中分离出来并反过来宰制了社会。但是,自从近代社会自然科学开始成为一个科学门类并得以学科化后,科技就开始走上了独立化的道路,科技开始有了自身的知识系统和逻辑体系,这些知识系统和逻辑体系不再必然依赖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也并不必然要回应社会生产生活的关切。科技获得了自性,正如基思•特斯特所言:“技术已经成为自我合法化的叙事……技术成了一种自我指涉的循环话语,无论外部争论如何,延续故我。”[1](P109-110)基思•特斯特认为:“在现代人类居所的虚构中扮演了如此关键角色的技术,已经成了次生的自然狡计。它已经变成自在的某种物化。”[1](P111)科技变成了自我指涉的自在物后,反过来开始统治自然和人类社会,无底线地挑战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例如核武器、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智能机器人技术等。潘建红教授的大作《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就是在这样一种现代科技威胁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的时代背景下出炉的。该著直面科技与伦理关系的尴尬现实,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为导引,提出构建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关系的新命题,剖析当前建构科技与伦理互动关系的现实障碍,系统化地建构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路。该著是一部重构现代科技与伦理关系的集大成之作。

二、强烈的问题意识

科技与伦理在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成为问题,并不等于我们对科技与伦理的关系有着明确的、强烈的问题意识。恰恰相反,由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的高歌猛进与强势影响,人们多处于一种科技伦理的无意识状态。所以,科技与伦理关系的问题意识唤醒与问题提炼就是研究与解决科技与伦理关系问题的前提。“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P78)该著就是一部有着强烈问题意识的科技与伦理互动关系研究的佳作。该著的问题意识既有现实层面的,也有理论层面的。现实层面的问题意识又包括世界与中国两个方面。(一)现实层面该著认为现代科技以其强大的能量改造了人类社会,但同时也使人类社会陷入动荡不安。核电、互联网、转基因、克隆等技术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也造成了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生活伦理等问题。科技与伦理呈现出不和谐状态,“技术和伦理之间的鸿沟空前增大”[3]。一些现代科技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功利化、情感淡漠化,人的社会性被压抑,信仰淡化、精神迷离。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科技与伦理的关系则有其特殊性,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压缩于同一时空。在这一发展背景下,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大加强科技研创的力度,以高新技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顺利实现;另一方面,现代科技对伦理的冲击已然显现,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因此,我们对科学技术不能够采取保守主义态度,视高新技术为破坏社会伦理准则的洪水猛兽;同时,我们在科技与伦理的关系思考上应更有远见,前瞻性地开展现代高科技伦理的建构工作,使科技伦理与科技发展的间隙最小化。正如该著所言,“我国当前既要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也要注意克服工业文明带来的诸多伦理问题。这样,加强伦理建设就显得尤其重要。”[4](P2)(二)理论层面科技与伦理的关系不仅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理论问题。在理论界,人们对科技与伦理的关系一直有着不同见解,在二者关系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在理论层面,对科技与伦理的关系探讨进行正本清源就是一种问题意识表达。该著归纳了理论界关于科技与伦理关系的六种代表性观点,分别是科技与伦理同一论、科技与伦理无关论、科技与伦理对立论、科技决定论、伦理决定论、科技与伦理辩证统一论。科技与伦理同一论充分肯定科技对伦理道德进步的推动作用,认为科技进步与伦理进步是同向运动的。科技与伦理无关论认为科技是价值中立的,科技不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科技与伦理对立论否定科技与伦理的相互促进作用,认为科技的发达导致伦理道德的滑坡。科技决定论认为科技影响社会生活的物质和精神层面,伦理受制于科技。伦理决定论认为科技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伦理的支持,主张用伦理对科学进行规范、限制。科技与伦理辩证统一论认为科技与伦理之间既不是绝对统一的,也不是完全相悖的,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正是对科技与伦理关系的现实层面和理论层面的问题都有着清晰的意识,才使得该著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位置把握科技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进而提出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关系命题。

三、严峻的现实障碍

世界和中国的现实呼呼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呼呼科技伦理的前瞻性建设。然而,科技与伦理互动关系的建构却面临着诸多现实障碍,不能一蹴而就。正如刘大椿所言:“在现代技术发展很长一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是技术中性论和乐观论的技术决定论。因此,技术设计和创新主体或者只关心技术的正面效应,或者仅将技术视为工具,只是等到技术的负面后果成为严峻事实的时候,才考虑加以伦理制约。”[5]该著对科技与伦理的互动障碍有着清晰的意识和明确的阐述。社会观念的冲击、主体认识的局限、社会因素的影响、科技体制的障碍等,都会阻滞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首先,在社会观念方面,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乐观主义的科技至上论、悲观主义的反技术主义、主体性的张扬、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及享乐主义,都可能成为科技与伦理互动的障碍。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目前整个世界弥漫着对科学的错误看法。科学享受着过分的尊重,由于现实生活秩序只有通过技术才得以治理,而技术则通过科学成为可能,所以,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产生了对科学技术的信仰。但是,科学的本真意义被遮蔽,人们仅仅钦佩科学的成就,却不明白科学的奥义,因此,这种盲目的信仰只能成为迷信。”[6]其次,在主体认识方面,认识的客观限制、认识的主观不足、认识方式的狭隘都会使我们无法正确处理科技与伦理的互动关系。“人类面前仍然存在着大量未被认识的领域,存在着对自然过程的非科学干预,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的开发和耗费,也存在着对科学成果的滥用。没有按照真正意义上的‘属人的方式’去与大自然打交道。”[7]在唯科学主义、机械论等认识的影响下,人们无限度地通过控制自然来达成自身目的,最终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伦理问题也不可避免。第三,在社会因素方面,社会政治制度及政治行为、经济利益的驱动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落后文化的阻碍与外来文化的影响,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写科技与伦理关系的面貌。巴伯说:“对科学之最自由的威胁最经常地是来自等级制的政治组织。”[8]最后,在科技体制机制方面,科技管理体制的不合理、社会控制体系的弱化、科技法律机制的不健全、科技评价机制的不完善都可能引发科技伦理问题。该著认为,在科技管理中,“一方面,设计不合理的体制,易导致价值观呈现逐利倾向,造成可持续发展进程受到破坏;另一方面,运行不合理的机制,也会导致科技伦理的调控失灵,致使科技与伦理互动存在障碍,引发科技伦理问题”[4](P131)。

四、系统的互动理路

国内外学者对科技伦理问题的研究往往是提出问题多,对问题的解决则研究薄弱,而该著的一个最大特点就在于系统化地建构了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路。之所以说是系统化的互动理路,是因为该著的互动理路构建包括互动的理念、互动的原则、互动的路径等因素,是一个从理念到实践路径的系统化逻辑理路。(一)理念选择。要建构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路,首先要明确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念基础,没有先进理念指导的科技与伦理互动很可能是盲目的、偏狭的互动。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理念选择上,该著提出了三种理念选择:走向科学的发展观、树立全新的社会观念、倡导STS教育观。传统的发展观片面地运用科技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却不太重视科技可能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伦理困境。而走向科学的发展观,就是要破除科技功利主义的发展观,确立科技与伦理协调互动的发展观。走向科学发展观,要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摒弃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观念,正确理解全面发展的真正内涵。新社会观念则倡导在自然与科技之间、科技与人文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将科技与伦理有机联系起来。树立新的社会观念,在科技观上,要反思科技决定论,反思科技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反对科技价值中立论。在价值观上,摒弃科技乐观主义及悲观主义的片面性,追求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在文化观上,树立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STS教育观是“世界各国科学教育改革中形成的一种新科学教育构想,以强调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和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和发展中的应用为指导思想而组织实施的科学教育”[9]。STS教育追求人的整体与和谐发展,关注交往与对话,注重经验与反思,把握科技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二)互动原则。科技与伦理的互动除了需要有先进的理念做指导,还得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该著认为,科技与伦理互动原则要从人、自然与社会统一整体的角度来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的互动原则建构的依据是,对待人要注重人文关怀,对待自然要强调生态关怀,对待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则要注意转向整体思维。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具体原则包括人本原则、生态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人本原则要求科技满足人的需要,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生态原则体现人的生存方式,要求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转向,诉求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可持续发展原则关注社会、生态的整体利益,面向人类长远发展,诉求重建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三)互动路径。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实践路径,需要从现代科技的伦理主体、政策导向、制度选择、运行机制等四个方面着力。保持现代科技与伦理的互动,重塑科技活动的主体责任是非常必要的。当前,科技活动的责任主体经常处于悬置状态,导致科技伦理问题失责。重塑主体的伦理责任,先要明确科技工作者、政府、社会公众的科技伦理主体责任,然后才是科技伦理主体责任重塑的路径。这一路径就是转变伦理责任观念,从过失责任转变为责任伦理,从伦理约束升华为伦理需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科技主体的伦理责任、信息的公开机制、主体间的协调机制、公众参与机制;营造崇尚科技伦理责任的社会环境。在科技政策导向上,首先要明确科技政策的伦理价值取向,在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价值涉入,科技政策要促进社会发展,要以人为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次,需要面向现代科技伦理的科技政策调控,强调科技政策的协调,实现科技政策的伦理控制,建立科学的技术伦理预见体系,健全科技政策的伦理评估体系。在制度选择方面,该著认为,以人为本是科技伦理问题制度选择的核心,保障安全是科技伦理问题制度选择的基础,全面协调是科技伦理问题制度选择的保障。面向现代科技伦理问题的制度选择是:完善现代科技伦理的法律制度,强化现代科技伦理的管理制度,建立现代科技伦理的公众参与制度。在运行机制上,该著认为,要构建现代科技伦理的风险预见机制,以预防科技发展可能引发的风险。要建立现代科技伦理的评估机制,对科技伦理问题进行制度化的评估。要建立现代科技伦理的“软着陆”机制,以处理科技发展的先进性与伦理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这一机制包括社会公众对新技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条件形成一定的共识,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客观公正地向公众揭示新技术的潜在风险。

作者:邓万春 单位:武汉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