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兵家典籍的科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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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家典籍中记录了丰富的科技档案信息

为将者除智信仁勇严以外，尚需识天文气象、分水火林泽、通攻城守御之具等，故此，兵家学说中虽没有像《考工记》《墨经》那样有专门的有关工艺、设计、实验的档案记录，但其在内容上却客观地保存了许多可以代表当时科技水平的档案信息。兵家典籍中有对手工艺水平的描述与体现，如军队渡沟堑所用的“飞桥”“广一丈一尺，长二丈以上，着转关辘轳，以环利通索张之””［5］；还包含有防止火灾的科技知识，如防敌火攻，可先引火在自己军营外烧出“隔离带”以使火势不能进，“见火起，则燔吾前而广延之，又燔吾后。敌若至，则引军而却。按黑地而坚处”等等。这正符合档案学届所提出的“间接遗存”概念，即指以非原件形式遗存下来的中国古代科技档案内容，其主要形式是通过相关著作保存下来”［6］。总起来说，其“间接遗存”的科技档案信息大体包括：天文地理、军事器械类及其他等3类。在《六韬》中曾提出我国最早的军事参谋部形态理论，其《王翼》一篇中明确提出需要有“天文三人。主司星历，候风气，推时日，考符验，校灾异，知天心去就之机。地利三人。主三军行止形势，利害消息，远近险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就是说，作战参谋部之中必得有能测试风云气象、提供江河水情和山势险阻等情况的军事参谋。而《守国》一篇中，复论天生四时之道：“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道敛，万物盈；冬道藏，万物寻”，治国亦当应四时之自然规律，“夫民动而为机，机动而得失争矣”，一旦出现天下变乱的契机，则必然发生得失之战争。在《孙子》的《火攻》一篇中，兵家总结出“昼风久，夜风止”，意思是，如果白天风刮的时间较长，那么到了夜晚风就容易停止。而对究竟何时风起的判断，已经准确到通过观察月亮的位置即可得出：“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即当月亮行经箕、壁、翼、轸星宿位置的时候，就是起风的日子。地理方面，在《军争》一篇中明确提出“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地形》篇中提出了“夫地形者，兵之助也”；《九地》一篇中，更细致地根据用兵原理，将兵要地理区分为：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九类，并分别做出较详细的解释。这种对天文、地理经验的总结，无疑蕴含着科技档案信息，体现了当时的科技水平。在《吴子》中，当武侯问三军行止之道时，吴子亦提出军队行止需要“无当天灶，无当龙头。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这是对地理形态的判断；而将接战之时，面对不同的气候，需要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审候风所从来，风顺致呼而从之，风逆坚陈以待之”，可见风从哪个方向吹来对作战方式有不同的影响；若欲引水攻敌，要能判断出敌军“居军下湿”，若欲引火攻敌，需判断出敌军“居军荒泽，草楚幽秽”。此外，在《应变》一篇中，对于水战、谷战、雨中泥泞之战都有不同的分析与描述。

比如在《司马法》中提到，“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曰无戎，先良也”，分别对夏朝、殷朝、周朝的战车做出了描述，还记载了这三个朝代战车不同的手工艺特点。《孙子》的《作战》一篇中，也提出了“驰车”与“革车”的区别；而若欲火攻，则“烟火必素具”；在“十万之师举矣”的前提条件中，明确指出“胶漆之材”之必备；《谋攻》一篇中，“修橹偾韫，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这指的是，上兵伐谋其下攻城，攻城之时，要制造攻城的大盾和四轮的大车等。《李卫公问对》中，记载了姜太公创制铁蒺藜和行马等用来防御敌人的工具。而《六韬》中有专门的《农器》篇，描述作战时用于攻占守御的武装器械，它们实际上全是百姓日常的生产生活用具。如耕作用的“耒耜”，可以用作拒马“；马、牛、车、舆者”，可以用为营垒蔽橹的屏障器材；“锸、斧、锯、杵臼”等可用为攻城器械；人们在日常劳作中用于平整土地的技术———“平壤”，可用于攻城作业；春季农民“拨草棘”之法，可用作同敌人车兵、骑兵作战的手段；夏季农民“耨田畴”之法，可用为同敌人步兵作战的手段等等。其《阴符》、《阴书》二篇中，详细记载了八等秘密兵符和“三发而一知”的阴书，通过长一尺到三寸不等或内容分合的形式来表达不同内容的通讯手段，相当于后世军事信息学的前导。《军用》篇中记载的武冲大扶胥战车“，一车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车轮”，足可见当时兵器的制造水平以达到较高的水平；提翼小橹扶胥战车是独轮形态，其上设有用绞车发射的连弩，“绞车连弩自副，以鹿车轮”；大柯斧“刃长八寸”，飞钩“钩芒长四寸”，铁蒺藜“芒高四寸，广八寸，长六尺以上”，军队防御用的“天罗虎落锁边一部，广一丈五尺，高八尺……虎落剑刃扶胥，广一丈五尺，高八尺”等等，无不表露出了当时冶铁水平。为渡越沟堑而装备的“飞桥”，“广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着转关辘轳”，使用铁环和长绳架设；为横渡江河而装备的“飞江”，“广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天浮铁螳螂矩内圆，外径四尺以上，环络自副”；军队在山林临时扎营时，结筑“虎落柴营”，使用铁锁链，每条长两丈以上，共一千二百条，带“大四寸”铁环的粗绳索，四丈以上六百条；天下雨时给辎重车加盖“车上板”，其木工工艺已经能使板上的锲刻齿槽与车子互相契合等等，除此之外，尚有关于多种器械的记载，亦完全可见当时的兵器制造技术水平与应用规模。当文王曰：“敢问三宝？”之时，太公答之以“大工”，以“大工”为国家三宝之一，由此可见当时技术工匠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吴子》的《治兵》篇中，武侯曾问畜马的方法，吴起的回答虽然只针对军马，但亦可看成是对当时畜牧技术的总结，如“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暖厩，夏则凉庑。刻剔毛鬣，谨落四下，辑其耳目，无令惊骇。飞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等。《六韬》的《王翼》篇中，提及方士，有“主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的记载，而对于法算，则有“计会三军营垒、粮食、财用出入”的记录等，这些都是对当时医药与算数技术的记载。《五音》一篇中记有：“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宫、商、角、徵、羽”；军事上运用五音的技术方法———“天清静，无阴云风雨，夜半，遣轻骑往至敌人之垒，去九百步外，遍持律管当耳，大呼惊之”，则“有声应管”，并可根据不同的回声反应，做出不同的作战态势。这些不仅展现了当时对音律的了解水平，还向我们展示了回声技术在军事行动中的应用。

兵家科技档案信息对科技研究的意义

现存的兵家典籍既具有史料价值，同时亦具有知识及文化上的价值。譬如，《考工记》中曾提出制车的准则，它相当于当时车辆制造的技术规范，“正是商周以来长期制车和用车经验归纳得来的结果”［7］，兵家典籍中对于各种车辆的记载与描述，诸如长、宽、高、木楔契合、辐辏，不同时期车辆的特点，不同用途车辆行驶的特点等等，正好可与《考工记》中的记载相互印证，为先秦科技史的研究添砖加瓦。可以说，兵家典籍之中记录的科技档案信息是具有多向度价值的，其既为我们对先秦科技史的研究提供了考据学上的依据，又为先秦时期科学技术思想史的特色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还是研究古代军事史、军械制造史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更要指出的是，无论对于古代还是当今而言，兵家典籍在档案学上的借鉴意义都不容忽视。

本文作者：吴哲工作单位：东北大学文法学院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