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价值论文：体育标语价值的审视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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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朱国生工作单位：苏州大学

体育标语的政治化诉求

新中国成立伊始，可谓百废待兴。近代以来长年累月的各种类型的战争使得这片土地满目疮痍，因此建设健康繁荣的新社会成为建国初期的基本要求，而实现此种要求的最基本策略是国人需要具备健硕的身体，对内满足生产与发展的需要，为新中国建设服务；对外呈现“翻身做主人”的新形象，两者的交汇点恰好可以通过大力发展体育事业得以实现。1950年，同志就针对我国学生身体体质较差，学习、社会活动过重的情况，提出了“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主张，鼓励学校重视体育。1952年6月20日，同志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题写“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指明方向、确定目标，推动了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但这一时期，增强体质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落到了“为部队建设服务”、“为国防服务”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建设领域上来。1955年的全国第1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题词。刘少奇同志提出“开展体育运动，增强健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志提出“开展职工体育运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志提出“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与此相呼应的是，民间“锻炼身体，建设祖国”、“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等极具政治觉悟和建设激情的体育标语。1958年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我国体育事业也进入“”时期。在全国“反右倾、鼓干劲”的政治动员下，体育界号召“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在原国家体委制订的《体育运动十年发展纲要》中提出，“大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争取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运动项目上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于是，相应的体育标语纷纷出现。如：“敢笑珠峰不高，定叫红旗上飘”、“战风沙，迎严寒，苦战一年放卫星”、“又红又专高标准、严要求、勤学苦练基本功”、“上工齐又早，走路都是跑；休息就上操，做活快又好”、“三岁孩童会做操，八十老人会舞蹈；青壮男女劳卫制，体育生产卫星高”等等。这些体育标语，通过大字报、田头口号等形式在全国城乡进行广泛宣传和动员，人民群众纷纷投身到“人人通过劳卫制，个个争当运动员”的国家号召中。在今天看来，这些体育标语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凸显了我国体育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内涵。历史地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底子薄、自然灾害严重、人民生活贫困、身体素质较差，再加上帝国主义对新兴社会主义中国的敌视和封锁，我国体育事业缺乏对外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因而起步较晚、基础较差、水平较低，与国家建设需要和人民希望相距较大。因此这一时期的一系列体育标语，主要是从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角度出发，宣传和号召群众努力提高身体健康水平，更好地为新中国的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体育标语口号中强烈的政治诉求，标识了体育文化浓厚的政治成分，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家、民族的新政治，强势进入公共体育的传播空间，强化了体育的政治意味。对刚刚从战乱、贫穷、落后中诞生的新政权来说，这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体育标语多为单向性、强制命令的政令型标语，以权威形式、标准化的语言，明确规定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全国人民应该遵循的行动原则、采取的步骤措施和达到的奋斗目标，具有强烈的政治动员和意识形态色彩。这些体育标语铿锵有力，却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盲目求冒进、求超越，不符合体育运动的正常发展规律，并造成大量专业运动员受伤，我国体育竞技水平明显下滑。

体育标语的跨文化策略

1966年起，我国社会进入特殊的历史发展时期。各级体育部门的领导干部相继被打倒，不少省、市、自治区的专业运动队伍被解散，训练场馆被关闭，比赛器材设备被毁损，广大群众自发、自娱参加体育锻炼的活动也被迫停止，我国的体育事业陷入了全面瘫痪的状态。群众中流传一时的“龙舟遭腰斩，龙灯剥了皮”、“皮球漏了气，操场变菜地”、“体育场撒了种，体育教师改了行”、“体育场种了地，运动员唱了戏”等顺口溜，生动形象表现了我国体育事业的低谷状况。1971年是中国体育外交乃至整个外交工作的转折点。这一年，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面对当时十分紧张的中日、中美等国际关系，同志从外交角度考虑，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希望利用体育来促进中国的外交。提出的这一原则，也成为一个时期体育标语的关键词。诸如“身在球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宁失一球，勿伤一人”、“赛出风格，赛出水平”等等，这些标语不仅流传于有中国体育健儿参加的国际赛场上，也大量张贴在国内企事业单位、城市、农村的大街小巷，形成了通过体育比赛增进与他国交往的意识。更重要的是，在国内，政治高度一体化，一切服从政治需要，包括体育也是如此，造成体育文化的内涵过度单一和单质的情况，这些体育标语引入“世界”和“国外”的参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单一的政治律令。虽然外交依然是政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通过鼓励体育比赛的友谊，我国的体育事业在对外交往领域出现和平、友好的新局面，通过体育活动的交流，增进我国的对外交往，也使体育文化的跨文化色彩开始显现出来。通过走出国门的机遇的把握，我国创造性地运用“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中日两国关闭二十余年的大门，以“小球转动了地球”，促进了中美建交和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5]，同时也为中陷入停滞的体育事业的复苏带来了转机。此后，中国田径队、排球队、篮球队等纷纷借鉴“乒乓外交”成功经验，在多次出国比赛中坚持友好原则，在体育具有独特外交功能的有利影响下，我国的体育事业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1974年，中国第一次派大型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伊朗德黑兰举行的第7届亚运会，邓小平同志在接见中国代表团时提出了“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争取好成绩”的要求。这次参赛标志阔别近20年后，中国重新开启了与国际体育组织恢复关系的大幕，中国体育开始由封闭走向开放。在国际击剑联合会、国际举重联合会、国际象棋联合会等国际体育组织相继做出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决定的推进下，中国体育开始在风起云涌的世界体坛上崭露头角[6]。

体育标语的竞技化格局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路线，以及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以来，我国在体育事业发展目标、管理体制、训练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改革，迅速将这一时期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提高体育竞技水平、力争在国际重大赛事中夺取优异成绩上来，确立了以“举国体制”、“奥运战略”为中心的竞技体育发展格局，我国体育事业迎来了万象更新的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体育标语也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崭新面貌，一方面它依然以国家的政治主旋律为中心，以凸显和提高体育运动的竞技能力为主，另一方面又逐渐褪去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强烈、刻板僵硬的语言外衣，内容更加务实化、真实化，具有更多的民族精神和现代科技意识。为尽快提高我国体育竞技水平，1979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提出了“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基础上，侧重抓提高”，以及落实“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体育训练要求。与“”时期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体育事业发展充分认识到盲目突进的危害。国家体委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确定“大打体育科技之战”、“体育要大上快上，科研必须先行”的方针，强调“体育振兴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体育科学技术要面向体育运动的发展”[7]62，号召体育界和全社会联合起来，“以革命化为灵魂，以社会化和科学化为两翼，实现体育腾飞”[7]119。同时，这一时期的体育事业开始重视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重视全民族体育力量的均衡发展和有机统一。在1982年的第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中央提出了“努力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繁荣各民族文化，增进民族团结”的体育方针，号召全国积极“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创民族体育的新局面”[7]31。这些都以体育标语的形式张贴于体育运动相关场所，形成了体育文化内涵核心概念的表达。“提高水平，为国争光”是邓小平在1983年第5届全运会上的题词，在这之后，围绕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1988年汉城奥运会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备战工作，政府和民间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体育标语，如“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发展体育，振兴中华”、“中华体育崛起于世界”，所谓“英雄志，民族魂”，这些体育标语无不是全国人民强烈的民族激情和爱国热情的体现。在这种热烈的全民鼓舞下，中国体育健儿展示出顽强拼搏的斗志，在奥运会、世界杯和世界锦标赛等重大国际赛事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绩，增长了民族志气，激发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忱，赢得了国际体育界的广泛赞誉，实现了我国体育事业“一手抓金牌，一手抓建设”，又好又快的发展，中国竞技体育开始逐步跻身于世界体育强国之列。

体育标语的人性回归

1992年以后，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等一系列重要讲话的发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呈现出法制化、产业化、全民化的特点，进入了深化改革、与世界接轨的蓬勃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体育标语，越来越少粘附政治因素、民族情感、外交目的，而是与时俱进，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与百姓的社会生活和情感需求紧密相连。从前强制命令式的政治色彩和宣导意味进一步淡化，综合性、多元化，富有时代气息和人性关怀的体育标语成为主流。标语内容更加文明和悦，内涵更加丰富，充满善意劝导和人性关怀，载体形式也更加多样和现代化。1992年，原国家体委在广东省中山市召开的全国体委主任座谈会上，提出了我国体育的新时期发展战略要“面向市场，走向市场，以产业化为方向”，紧跟时展的步伐。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出台，全社会掀起了一场面向大众体育的全民健身热潮。一系列的“全民健身宣传周”和“全民健身一二一工程”等一系列活动纷纷出现，体现了国家将国民体质作为国家财富和国际竞争力的观念转变，极大鼓舞了人民“全民健身强体魄，意气风发奔小康”的精神意志。群众自发提出“有了好身体，才有好日子”、“全民健身、重在参与”、“全民健身，造福子孙”、“健康你我他，幸福千万家”等民间口号，响应新时期全民体育的号召。此外，为了增强广大青少年学生的体质健康，夯实体育发展的基础，培养面向新世纪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国家体委、国家教委多次在中小学中开展“到阳光下、到操场上、到大自然中去陶冶身心”的活动，向全国高校学生提出“为祖国而锻炼，健康奔向21世纪”的倡议。1997年8月，同志为体育工作写下“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题词，进一步强调全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对我国体育事业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将体育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切实作用和利益放在了首位。进入21世纪，“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每天锻炼1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一辈子”等健康宣言已深入人心。这些标语真实反应了广大民众的愿望需求，体现了体育在当代重健康、重文明、重人性的精神实质。体育标语的这种变化昭示了中国体育发展到新时代的历史必然性，即体育回归百姓，回归生活，回归自身[8]。近百年来，举办奥运会一直是中国人心中的梦想。虽然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开放的中国盼奥运”没有得到实现。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2001年的北京以崭新的面貌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新北京，新奥运”开始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北京奥运是我国体育文化的一次大展示，也是中国体育文化的一次大融合[9]。2004年北京奥申委提出的“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理念，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对人类文明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现代体育“以人为本”，追求心灵意志美这一终极价值的全新展现。“人文奥运”中蕴含的追求和谐的价值观得到了全国人民一致认同，各行各业纷纷“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窗口行业创一流，优质服务迎奥运”，决心举国之力，“举办成功奥运，构建和谐城市”。2008北京奥运举办圆满成功，我国取得了金牌第一、奖牌第二的辉煌成绩，国家体育实力再上一个新台阶。与此同时，“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理念，不仅抓住了奥林匹亚“更高、更快、更强”精神的精髓，也传达了中国人民对和平、开放、友谊、和谐、梦想的美好追求与愿望，赢得了全世界的一致认同和广泛赞誉。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体育标语隐合着政治、外交、竞技、人本等诸多方面的体育文化内涵，它们构成了我国体育文化传播的重要元素。体育文化的这4个方面内涵在每一个时期的体育标语口号中都有所体现。体育标语带有时代的烙印，它在发挥其独特的宣传、导向、激励作用的同时，也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和约束，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体育标语侧重于体育文化的某个方面，从而具有不同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折射出一个时代的体育特征，浓缩了一个时代的主流信息，成为中国体育历史的缩影。透过体育标语，我们可以看到体育文化发展变迁的脉络，但体育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只有真正握住时展的脉搏才有生命力。处于后奥运时代的中国体育，只有不断吸收世界多元文化中的精髓，坚持开放、和谐、以人为本的体育理念，坚持竞技力量和国民体质的共同发展，才能有更高更强更全面的发展。体育标语的传播才能有更坚实的土壤和更广阔的空间，才能融入人民大众的生活，被他们所真正接受。体育标语发展到今天没有像有些人所预想的那样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以一种新的姿态，时时处处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内容形式趋于多样、丰富，与社会生活、人民需求更加联系紧密。因此，在新世纪号召全民体育的今天，通过研究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体育标语的主要内容、精神特质、历史背景，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体育事业各个发展阶段的了解，并提示人们关注、重视体育标语所体现出的体育文化内涵，从而制作和传播更有时代性、更富创意性、更具人文性的体育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