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构建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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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的研究简况由于海拔、地缘和气候等因素，青藏高原被人们视作生命的禁区。历史上内地对青藏高原的认识较少，一些汉文典籍描述，“青藏高原群山连绵、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满目荒凉、寒风凛冽、干旱缺氧，属于人迹稀少的蛮荒之地”。很多文人墨客在进入青藏高原的边缘时就大发感叹，如唐代的周朴写道：“一阵风来一阵沙，有人行处没人家。”唐代的杜甫写道：“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唐代的柳中庸写道：“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海碛里本无春。”唐代的皇甫曾写道：“暮天沙漠漠，空碛马萧萧。”以及唐代的王之涣写道：“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听到这些诗句，谁敢再踏入此地？我国对青藏高原真正的认识，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从20世纪50年代政务院组织的中科院青藏高原考察队进入当地算起，到目前为止断断续续进行了四五十年的考察。西方世界虽然从十八、十九世纪开始对青藏高原进行了传教、探险和科考，但至今还处于科考阶段。自1953年5月，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在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向导的扶助下成为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第一人，从此以后，珠峰热了，登山热了，青藏高原的探险和研究也随之热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板块学说兴起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多学科的验证。关于高原隆起与环境演化变迁：迄今所知，青藏高原有确切证据的地质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4-5亿年前的奥陶纪，其后青藏高原各部分曾有过不同次数的地壳升降，或为海水淹没，或为陆地。到2.8亿年前的早二叠纪，除阿尔金山地外，青藏高原的绝大部分是波涛汹涌的辽阔海洋，与北非、南欧、西亚和东南亚的海域沟通，称为“特提斯海”。到距今4千万年前，印度板块与亚欧大陆接壤并继续向北移动，导致两个板块的接触带岩层发生弯曲、破裂和隆起，形成了喜马拉雅山的雏形。青藏高原研究会理事长姚檀栋说“：关于青藏高原，我们知道的很少，理解的就更少了。”我认为，这只是针对自然地理和地况概貌而言，而对青藏高原的人文景观和山水文化的研究，却更为浅薄和外沿。我认为青藏高原是“五源”，即生态之源、气候之源（冷源）、生命之源、水源、文明之源。

青藏高原生态文化为其构建生态文明打开了一扇窗口青藏高原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生命的禁区，高寒、干旱、缺氧等气候特征使高原生态环境更加脆弱、敏感，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较差，尚未发育成熟的生态链极易受到人类的干扰，在遭到人为破坏后，又极易产生崩溃性失衡，造成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与别的地区不同的是，青藏高原的生态状况一开始就对人们的生态理念和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赵朴初先生为《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这个研究课题欣然题写“立身青藏高原，立志环境保护；江河源源流长，功在千秋万古”的题词。费孝通先生曾两次写信鼓励和赞扬道：“雪山草原湿地，哺育江河之母，保护雪域生态，惠及中华后代。”青藏高原的生态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其本身的范围，直接关系到中国、东南亚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生态利益。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全球环境问题正成为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生态原本脆弱，但为什么这块年轻的高原在历经千万年后还能与藏民族基本和谐相处？我认为，这与藏民族立足这一自然生态，培育、发展山水文化、生态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人类生活在世界上，将面临着两个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两种关系，需要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等规范性手段。但从近现代的实践经验来看，仅仅运用这些手段是远远不够的，除了这些手段之外，还要提倡伦理道德、消除仇视、培养善念，从精神层面予以关注和引导也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藏族善待自然，将雪域每一处山山水水都赋予了生命的含义，这一人性化的定义将雪域生态保护与人和人造的神联系起来并定格化；藏族生态观念中关于崇敬自然、敬重生命的价值观，以及与自然相适应、相和谐的活动和节制简朴的生活方式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打开了一扇窗户。这些都对我们保护和建设人类这片最后的净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青藏高原生态安全维护是长周期、大尺度的系统工程，其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立足于当地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实际，从保护整个国家生态安全、国土安全、各民族和谐发展的高度，认真思考和审视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珍惜和参考长期积累下来、不可替代的历史经验和实践。

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体纳入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生态文明的纳入使青藏高原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生态文明源于对我们人类发展的反思，也是倒逼我们对发展理念的提升。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文明进步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就青藏高原这一特殊的区域而言，构建生态文明，我认为保护高于开发，保护是基础，保护是关键。青藏高原的生态地位决定了必须从构建生态文明战略高地、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历史上，一些古代文明因生态良好而兴盛，也有一些文明因生态恶化而衰败。在此举一则当生的实例：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是黄河源头第一县，30年前，这里山清水秀、湖泊成群、湿地连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以草原畜牧业为基础的纯牧业县赖于黄河母亲的施泽，玛多牧民的人均收入达到500多元,人均占有牧畜达到100多只。“突破百万牲畜”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从1980年—1982年连续3年蝉联全国人均年收人排名第一。而20年后的今天,当冰川一点点萎缩、湖泊干涸、水位明显下降，当草场退化成沙漠、退化成黑土滩的时候，玛多人又首当其冲地品尝了生态恶化的苦果，玛多已经沦为国家级贫困县,国家以大量的投入进行生态移民———贫瘠的草原再也无力养育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们。这个地方走了一条典型的“先开发，后治理”的弯路。这种发展模式虽带来了一时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但从根本或长远意义上审视是得不偿失、不可取的。它不仅破坏了我们的生存家园，而且这种“发展”的后果常常需数倍于其产出的投入才能治理，更何况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一旦被破坏，基本是不可逆转的。近些年来，青藏高原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也付出了一定的资源环境的代价。20世纪下半叶后，国际社会开始思考“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问题，提出了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等理念。联合国先后召开了4次环境与发展大会，达成了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共识，并逐步转化为各国的行动。国家成立了青藏高原研究会来进一步关注生态保护建设问题，各级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有效措施，青藏高原生态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但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从整体上而言，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生态地位，目前所采取的治理保护举措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青藏高原自然生态极其脆弱、环境容量极其有限、文化生态趋向多元，这已经成为科学发展必须跨越的障碍。我们从事这一研究，正是要为破解这一难题做些努力和准备。

藏族传统文化对青藏高原的生态解读

青藏高原是藏族心里的一方高洁神圣之地。当地人民用拟人的方式赋予这里的山山水水以部落、家族、爱情的神话故事，并进行祭祀和崇拜。藏族把青藏高原的高山称为神山，湖泊称为圣湖，地下称为龙神领域，蓝天由天神主宰。藏族自豪地称自己为“雪域民族”，又称“卡瓦坚”。当然，他们也承认这块地方环境恶劣，当地人把这块高地的地形看成一个仰卧的女魔，又以佛教的理念在这个魔女的要害部位上建立寺院，压邪扶正。

（一）青藏高原的史前文化

青藏高原也是人类文明的诞生地之一。考古发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有定日的苏热，申扎的多格列、珠洛勒、各听，日土的扎布、那曲、申扎、双湖、班成、日喀则、聂拉木、昌都卡若。其中，考古发现青海等地的卡若遗址是与诞生于内地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珠江文明等并行存在和发展的，约距今4000-5000年，就连生命禁区阿里高原也孕育过象雄文化、①古格王朝。②卡若遗址的发现说明，高原古人已放弃洞穴，建房定居，生产活动已由游猎扩展到农耕、饲养，广泛地使用了火，并有粗糙的纺织和缝制工艺，能制造陶器和各种粗糙装饰物。藏族是青藏高原的古老民族，自称“博”，并因地区的不同有不同的称谓。西藏中西部地区称为卫藏地区；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北部统称为康巴地区；西藏北部以及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青海大部分藏区统称为安多地区。而居住于上述三大地区的藏族人分别被称为卫藏人、康巴人和安多人。中国有句俗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个“高”不是指高山的“高”，而是指精神的“高”、幸福的“高”、质量的“高”，但青藏高原“高处不胜寒”，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青藏高原确实属于不宜人口居住的地方。但是藏族人并没有抛弃它，也没有往“高”处走，而是死守在这块寒冷缺氧的冰雪世界里。为了保护这一块净土，他们在高寒地区不动土、不盖房、不定居、去游牧；不砍树、不开矿、不乱狩猎；祭山祭湖祭江河，繁衍生息了千百年，用自己虔诚的信仰艰难地保护了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①

（二）藏族传统文化对山水的神话描述

藏族因青藏高原地理环境的特殊②和自己所处的环境，所以把自己和山水联系得更为紧密，并以拟人的方法给山水以生命和灵魂，把它们界分为部落、家族、家庭，封它们为神山圣湖，并给它们编制了很多有血有肉、丰富生动的传说故事。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没有的独特现象。人类文化发展史表明，特定的地理环境与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藏族以佛教的思想理念把自然界总称为“情器世界”：一切生命万物为“有情”，都具有生命意义，一律平等，没有本质区别。他们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尊重生命、共生共存、和谐相处，又认为生命的形式没有高低之分，而且生命不死，可以轮换，如你行善积德生命可以升华，若作恶多端破坏生灵，生命必然降低，讲因果报应。所以，他们和山水相依相偎，和谐相处，融为一体。这种思想理念慢慢融入到他们的血脉里，渗透到心灵深处，逐渐形成了这个民族的生态观、价值观和生命观，这些随之又贯穿在他们的生产生活中，体现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对于藏族传统文化中生态理念的研究，前人和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青藏高原传统文化和生态观念的研究方面，青海民族大学的何峰校长，以及大连民族学院的南文渊教授对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研究成果已列入《青藏高原的环境与发展》这个课题中。王奎正［1］、陈亚艳［2］、勃•吉尔格勒［3］、降边加措［4］、鄂义太［5］等学者对其也开展了一些整理和研究工作。这些研究从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概况、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崇拜等方面，系统介绍分析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理念，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发掘藏族的生态智慧与技能，使之能为全人类所共享，能在生态安全维护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藏族对宇宙的理解和称呼很多，总的称宇宙为“诺吉久居丹”，佛书将它译作“情趣世界”。“诺”为容器之意，凡具有盛物功能的器具，无论大小均可以用它来表示。“居”含有精华之物、养分、依附者等义，在此指宇宙间的万物或生活在世界上的所有生物。藏族对宇宙的形成也有很多种说法，在格萨尔史诗中有一首流传较为广泛的古歌《斯巴形成歌》，③它集中反映了藏族对宇宙起源的认识。藏族对宇宙的描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它就是须弥山。须弥山外围还有七山、八山，还有内海、外海。须弥山四面海中有四大洲：南方海有南瞻部洲，东方海有东胜身洲，西方海有西牛货洲，北方海有北俱卢洲。关于宇宙的广大，另有一种说法：四大洲、须弥山以及天界等，为四洲世界；一千个四洲世界被称为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组成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组成大千世界。十亿个大千世界组成“热间居”世界。十亿个“热间居”世界组成“热间嘉措”或“哇尔梅居”世界。如此十亿个世界组成一个根基和中心为莲花所饰的世界。宇宙无限广大，这便是藏族接受佛教后，形成的对宇宙的一些认识和理解。

（三）藏族对山水的自然崇拜

藏族先民与世界其他原始民族一样，均对大地、山川、日月、风雨都存在敬畏和崇敬的现象。他们认为这些自然对象都有灵性，因此成为崇拜的对象，这也是原始人类所共有的特性。比如，非洲人视乞力马扎罗山为他们的圣山，每年都要在山脚下举行传统的祭祀活动，拜山神，求平安；希腊人认为奥林匹亚山是诸神居住的神山，所以为了祈求幸福他们每年都要在这里祭祀山神；日本人认为富士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和民族象征，并以富士山的名字命名的东西无数；内地人尊崇五岳，视黄河、长江为母亲河，自称华夏儿女。中央政府对泰山的崇拜从尧舜开始延续到现在。据记载，历史上有七十二位帝王和君主祭拜过泰山。“煨桑”是藏族祭奠山神的仪式之一。在2012年考察泰山时，发现在泰山的祭祀中有一种叫“柴望封神”的仪式，它与藏族的“煨桑”仪式完全相似。《泰山大全》中说：“天神在上，非燔柴不足于达之。”所谓柴，或曰燔、燎，通俗地讲就是燃柴放火于岳坛。放火燎祭于天，火与烟相伴而生，青烟直上云霄，在高山顶上放火，天神更易于接到信息。千百年来乃至当今，祭神都需点燃蜡烛，可以讲这是远古柴祭的遗俗。

苯教、藏传佛教对青藏高原山水的生态解读

费尔巴哈曾说过：“自然是宗教最初的、原始的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一切民族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的。”恩格斯指出：“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的自然条件和自然物，都被搬进它的宗教里。”

（一）苯教对青藏高原山水的解读

藏族以苯教的理念，把大小山脉命名为神、赞、土地神、地方神等，在山上垒拉泽，拉经幡；佛教传入青藏高原后，藏族将佛教融入自己的理念，把很多苯教的神山圣湖又更名换姓为佛教的护法神。这样，就在一座山上同时会出现三种文化。比如，卡瓦格博它的总称为念赞卡瓦格博，是苯教的称呼，其中有民间的母亲山、儿子山、将军山，同时还有佛教的十六罗汉、五佛。①又如，阿尼玛卿神山既是主管安多地区的神山，又是证得十地菩萨②的佛教山，对它可以煨桑祭祀，也可以磕头朝拜，它便是西藏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的护法神。因此可以说，在藏区三种文化都存在，各有各的用处，这就是佛教藏族化的典型。

（二）藏传佛教对青藏高原山水的解读

藏传佛教秉承大乘佛教的思想精神，既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伦理观念，又有道德实践。但一直以来，我们缺乏对这方面的总结和相应的梳理，也未能彰显其曾经发挥的有益的功效。藏传佛教不杀生伦理的传播与实践，对高原野生动物所起的保护作用和对高原环境的维护作用的确是不可估量的。过去许多藏族地区是禁猎的，尤其是圣山圣湖和佛教寺院所在的地区。大部分藏族牧区有不吃鱼的习俗，除了原有的本土宗教的原因外，也缘于佛教大师的劝化，以及许多湖泊被奉为圣湖的缘故。佛教反对杀生，是基于佛教慈悲的伦理观念，这一观念在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时代，进一步了解佛教不杀生思想的深刻内涵，对整个世界是很有益的。

近年来，一些学者就宗教对青藏高原生态的保护做了一些梳理。2001年桑杰端智的《藏传佛教生态保护思想与实践》针对佛教教义中的生态理念，从实践的角度论证其合理性和对高原环境的适应性。2004年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傅千吉的《白龙江流域藏族传统生态文化特点研究》一文，通过对白龙江流域藏族佛教生态文化和苯教生态文化的考察分析，说明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体现了藏族群众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并认为这是一种深层多元的生态观。2007年才让的《藏传佛教慈悲伦理与生态保护》以及刘俊哲的《藏传佛教生态伦理试析》二文，均探索了藏传佛教生态伦理的哲学世界观基础、根本原则及戒规戒律；从行为价值观出发，揭示了藏传佛教生态伦理的行为措施，及其在保护藏区生态环境中所显示出的重大价值。刘俊哲的文章运用比较学原理，把藏传佛教生态伦理放到更大的理论域境中，同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地区的儒、道两家及西方的生态伦理进行了横向比较，凸显了藏传佛教生态伦理的特色和优势，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指出了藏传佛教生态伦理的当代价值。2005年噶马降村的《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一文，从藏传佛教的万物平等思想和藏族圣山圣湖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中所体现出来的传统生态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点着手，继承和发扬了藏民族保护自然生态的优良传统，促进了藏区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2008年北京林业大学卫敏的硕士论文《藏传佛教文化的生态学理念分析———以西藏山南为例》分析了藏传佛教的生态保护功能。这些研究均从苯教、藏传佛教的生态理念等方面介绍了宗教在生态安全维护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对构建青藏高原生态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总之，朝着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迈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全新课题。如何在现代化发展洪流中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需要我们开展多角度、多领域的研究和探索。

作者：洛桑灵智多杰单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