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生态环境问题的溯源及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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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麦凯（A.Makkai）在他的专著《生态语言学：迈向语言科学的新范式》一书中正式提出“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这个术语，从此，“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关于“生态语言学“的定义在不同的论著中表述也不尽相同。俄罗斯的语言学界给出的定义是：研究影响语言发展和言语活动的消极因素，研究丰富语言的方法和途径，完善言语交际的道德伦理及其实用的公理体系的学科[1]。我国的《语言学逻辑辞典》上定义为：在人种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这些领域中对语言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尽管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涵义的基本点是相同的，生态语言学家们一致认为；语言生态系统是一个与自然、社会、人群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的有机整体，其任何一个环节受到损害，都会对其他环节产生不良影响。“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可概括为两个领域：语言中的环境问题（简称语言生态环境问题）和语言自身的生态问题；产生两大分支：语言生态学和生态批评语言学；细化为两个层面：1.宏观层面，主要运用生态学原理，考察语言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简称语言生态环境），分析研究影响语言功能的各种因素，并对此环境下的语言活力和生存状况做出评估；2.微观层面，对话语或语篇做结构上的分析研究，分析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的非生态特征。本篇主要从宏观层面入手，综述当前国内语言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

语言的生态环境可细分为内生态环境和外生态环境两个部分。内生态环境是指语言的各构成要素（语音、语义、词汇、语法）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组合[2]；外生态环境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人群环境四部分组成。语言生态环境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目前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对语言的外生态环境的研究上，关注的热点问题有三个：濒危语言的研究；语言多样性的研究；语言和谐问题的研究。

（一）濒危语言的研究

语言濒危、语言消亡现象并非当今社会所特有，它贯穿了人类文明史的全过程。在国外，梵语、哥特语、巴利语、赫梯语、高卢语等都是强盛一时的地方语种，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销声匿迹。在中国的历史上，分布于辽阔北方草原的语种如西夏语、女真语、契丹语、鲜卑语等语言也随着民族的大融合而先后消亡。语言的产生与消亡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语言的濒危和消亡呈加速发展的趋势。据有关资料统计；公元前全世界约有15万种语言，到了中世纪还有七八万种，到了20世纪就只剩下6000多种，到了21世纪，其中有一半行将消失，也就是平均每两周消失一种语言[3]。在国内，语言濒危现象也十分突出，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记载了我国境内55个少数民族中的53语言，这些语言中有的使用人数很少。如：云南麻栗坡县彝族使用的普标语，使用人口只有50来人；西藏察隅县使用格曼僜语的仅有200人；四川阿坝州的业隆话，使用人口仅450人。严重的“语言濒危”现象也引起了我们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涌现了一批研究濒危语言问题的专家学者，如戴庆厦、孙宏开、徐世璇、张公瑾、李锦芳、范俊军等。他们围绕濒危语言的界定，造成语言濒危的原因，对濒危语言采取的态度和措施等方面展开研究，对“濒危语言“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对“濒危语言”的界定，目前我国学界尚没形成共识，过去主要把操用这种语言的人口多少作为判断依据。中央民族大学的李锦芳教授认为：“濒危语言”指两三代人之内将要自然消亡的语言，可以用语言使用者的年龄、辈分来界定，使用者的数目并不那么重要。中央民族大学的戴庆厦教授与邓佑玲教授提出了以量化的多项综合指标体系为依据来判定一种语言是否濒危语言，这个指标体系包括与语言功能相关的诸种因素，如：使用人口、使用功能、使用范围、使用频率等。其中，使用人口、使用功能最为重要。戴庆厦与张景霓又提出了区分“濒危语言”和“衰变语言”的观点。他们指出：有些民族虽然因与别的民族杂居而出现语言转用，但主体部分或一部分仍然稳定地使用自己的母语，这样的语言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只能称之谓“衰变语言”而非“濒危语言”。虽然学界对“濒危语言”的界定不一，但大都赞同濒危语言以下几个特征：使用人口较少；使用功能衰退；儿童不再使用；两三代之内行将消亡。对于如何保护“濒危语言”，国内学者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张公瑾教授认为：“每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贡献，谁也替代不了谁，从语言的共生关系来说，世界上多种语言并存是一种人文生态环境。没有多种语言并存，强势语言也难以形成和得到很好的发展，多种语言的并存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幸运[4]。这个观点被称为“多文化主义”。另一种观点叫“跨文化主义”。它鼓励各个语言群体之间的接触，使不同的语言文化相互吸收，从而达到语言趋同，形成一种新文化。薄文泽教授在2000年10月召开的“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谈到：“对濒危语言而言，保护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语言消亡是个自然规律，人为地干预不会对濒危语言的保存或消亡起任何积极作用。对于濒危语言只能顺其自然，我们能做的是最大限度地将濒危语言材料记录保存下来”[5]。关于濒危语言的成因分析，李锦芳教授分别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历史原因有：民族融合、文化变迁、政权更替、民族歧视等；现实的原因有：民族杂居、通婚、汉语文化教育的普及，民族心理和语言态度。黄行教授认为：造成语言濒危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同语言的相互接触。徐世璇教授则认为：由于主动的文化同化而造成的语言转用是当前语言衰退消亡的主要原因。戴庆厦教授的观点比较辩证，他指出，导致语言濒危的原因往往千差万别，任何寻求单一原因的尝试都是不切实际的。纵观各家之言，有一点是比较共性的：他们大都认为导致语言濒危的根源在于语言的外生态环境，而不在语言的本身。在抢救与保护濒危语言的方法策略上，持“跨文化主义”的学者们认为我们能够做的是尽快将其语言资料记录保存下来。持“多文化主义”的学者抱着乐观的态度，提出“统一多样”的语言发展战略，主张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育，并且围绕“统一多样”这个大前提，设计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如保护少数民族区域语言生态环境，坚持语言平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依靠新的科技成果，维护语言的多样性等，这些措施对缓解我国语言濒危的程度起到了积极作用。社会语言学家先驱J.Fishman曾告诫：当所有的人都说一种语言的时候，世界的末日也就要来临了。我们的语言是神圣的，当它消失时，生活中的美好的东西也随之而去[6]。笔者认为当前语言濒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我们应直面现实，搁置争议，先把濒危语言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起来，至少采取有效措施延缓其衰老消亡的速度，不要坐等“濒危语言”成了“语言遗产”时才亡羊补牢。

（二）语言多样性的研究

前文提到过，“生态语言学”是以生物的多样性及其相互关系作为本学科的理论基础，因此，语言多样性的问题是生态语言学家关注的热点。与生物的生态系统一样，语言生态系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语言的多样性，即多种语言在系统中共生共存，并与其所处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一种动态平衡。美国康涅狄克大学的学者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程度与语言多样化程度在地区的分布上具有一致性。如太平洋婆罗洲岛有丰富的物种，栖息着多个土著民族和族群，他们使用着100多种语言。非洲热带雨林的雨季分布与生物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的分布明显相关。可见，生态多样化造成人类种群的多样化，直接促成了文化的多样性。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同语言的多样性。邢福义教授谈到：语言不仅仅具有交际功能，更具有文化功能，且是文化总体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它与文化的其他部分不可分割，一种语言的消亡对人类文明所造成的损失无异于一场生态灾难或珍稀生物物种消亡所造成的损失，是对整个人类文化领域内生态平衡的破坏。而且，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就某种意义而言，比物种资源，文物资源的保护开发更为重要。与语言多样性的一个反观点是：语言的大同有利于民族交流和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对此，中央民族大学的王远新教授指出：从社会发展的长远观点看，语言、文化的多样性非但不会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相反，它在极大提高人类丰富性的同时，还可以为人类进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关于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上，国内学者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文化的结晶，放弃了一种语言同时也就失去了蕴含在这种语言中的独特文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语言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样性不是绝对等同的，语言是具有文化属性的，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文化具有超语言性，并不一定一种人类语言的消亡，就意味着人类失去一种文化。因为生物遵循的是自然规律，而语言遵循的是社会规律。

（三）语言和谐问题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和谐”一词便成了社会的热门话题，诸多领域的专家学者都把“和谐”理念引入本学科领域，在此背景下，国内语言学界也提出了“语言和谐”的概念。“语言和谐”有两层含义：一是语言内部的和谐，即语言的字词句正确；二是语言的外部和谐，即语言的使用者如何选择更好的表达方式以达到最佳效果，在对待语言和谐的态度上，学者们的观点较为一致：语言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生态系统自身必须和谐发展，语言生态系统与其生存的生态环境也需和谐共处。从当前的研究成果看，对语言和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当前社会中语言不和谐的现实表征及制定相应对策上。当前语言不和谐的最基本表现形式就是“语言污染”问题。“语言污染”是指一种正常的语言在社会的影响下，混入了不正常的杂质，使明快、清新、纯洁、健康的语言变得艰涩、累赘、空虚和肮脏，影响语言的正常交际，损害语言的内质和肌体，并导致语言所承载的文化遭受污染和损害。有关语言不和谐的表征，有的学者根据语言自身的性质特点概括为：封建化、粗鄙化、庸俗化、洋化；有的学者根据语言的表达方式概括冷语、恶语、霸语、低俗语、官腔、蔑语和错位词语。尽管各专家的着眼点不同，但都勾勒出不和谐语言的基本特征：不平和、不平等、不温馨和不规范。对造成语言不和谐的归因分析，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纳总结起来大概有四个方面的因素：1.社会普遍的心理原因。2.内在社会文化心理原因。3.商品经济浪潮冲击。4.封建意识劣根的影响。在对不和谐语言的治理对策上，湘潭大学的盛新华教授提出了四个原则：第一，反映规范命题的语言应以人性化的表达为基点；第二，反映公权力的语言应以保护公众私权为准则；第三，反映弱势群体的语言应以维护人的平等和尊严为前提；第四，标新立异的语言应以历史背景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周庆生教授也指出，要解决我国的语言和谐问题，二，民族语与汉语的和谐；第三，普通话与汉语的和谐；第四，官方语与民间语的和谐[13]。这些措施都有都很有针对性，有的已经在我国语言规划中得以运用和体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命题被提出后，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构想，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同志又郑重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可以预见，今后一段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必将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主旋律之一。当前，国内学者把语言生态环境放在和谐社会这个大背景下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领域仅限于和谐语言等狭小范围，从事研究的也大都是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和谐语言生态环境研究这一领域中，政治理论工作者不可或缺。广大政治理论工作者若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观点去审视当前语言生态环境问题，深入研究语言生态环境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定会在和谐语言生态环境研究这个领域大有作为。

作者：秦琳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