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管理机构信义义务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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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投资者保护是维系资产管理行业良性发展的关键一环，英美法系多年的实践证实了信义义务制度的重要性。为了使信义义务规则能够在我国最终落地并有效实施，以民事裁判为视角，确定信义义务的概念与性质，并肯定信义义务规则可作为民事裁判援引的依据，明确信义义务的法律性质与内涵、义务主体及法律责任等内容，不失为投资者在权益受损时通过有效的民事裁判程序获得民事救济，进而推动资管行业良性发展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资管新规；资管机构；信义义务；背信责任

一、信义义务概述

信义义务一词源于英美法系，是英美法系国家保护金融消费者的一个独特制度。不过，英美法系并未对信义义务进行明确规定，而是通过一系列判例对其进行判定：信义关系看似为民事主体间平等的法律关系，但究其本质，在信义关系中，受托人拥有以自己行为改变受益人法律地位的能力，而受益人则必须承受这种被改变的法律后果，受益人实际上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信义关系实为特定当事人之间的一种不对等的法律关系。

二、我国资管机构信义义务制度构建的可行性分析

（一）经验借鉴与信义义务的扩张。信义义务源自英美，经过英美法系国家多年的司法实践，已经形成了系统的认定与判断标准，且基于其法律制度优越性被不少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引进。英美法系国家并未对信义义务的内容以及判断标准进行明文规定，而是在司法判例中明确信义义务的判定规则，其内容也在司法实践中逐步丰富与完善。早在1950年，日本便在其成文法中成功引进了信义义务中的忠诚义务，发展到2006年，信义义务的内容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充实。根据其《金融商品交易法》的规定，忠实义务和善管义务已成为金融业者最具普遍性的规制要求。同时，我国台湾地区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中第7条，也是典型的信义义务规定。（二）我国信义义务的立法现状与司法实践。1.立法现状。纵观我国现今的法律体系，与信义义务有关的法律规定有：（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引入了董事、监事和髙级管理人员的信义义务。（2）《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设定了资产管理信托模式。有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条的规定，是信义义务在我国金融法中的首次引入。（3）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第二条的内容，也体现了受托人须秉承信义义务的基本原则。可见，我国在制定金融法领域法律时，已经注意到信义义务的特殊地位。不过，由于过于关注与强调金融机构的营利性，导致信义义务还未被全面引进，且即便引入了信义义务的基本内容，法律文本中也并未直接使用信义义务一词，而是运用了其他具备信义义务本质内容的词汇。此外，新出台的对资产管理业影响重大的《资管新规》，虽进一步强调了信义义务的内涵，但又存在着法律效力位阶较低等问题。因此，信义义务在我国立法中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实践，但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2.司法实践。在司法裁判中，近年来，法院在审理资管业务相关案例时，越来越多地对信义义务的存在进行有效认定，虽并未明确使用信义义务一词，但其关注点与信义义务的实质别无二致。本研究以“适当性义务”“忠实义务”等为关键词，在裁判文书网进行了案例检索，发现与此相关的司法审判案件并非少数，搜索结果如下：（1）以“适当性义务”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裁判视点围绕“适当性义务的内容、法律责任、证明标准及举证责任”，典型案例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恩济支行与王翔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民终8761号）”。（2）以“忠实义务”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裁判视点为“维护基金财产的独立性系管理人的重要职责，投资人有权因管理人未履行该义务而诉请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典型案例有“北京锋达资产管理中心与张小溪合同纠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民终7234号）”。（3）以“背信责任”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裁判视点包括“背信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区分原因力的情况下判定背信责任以及在资管计划未进行清算分配的情况下，投资者主张受托人存在违约行为而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会因损害结果未固定而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典型案例有“彭伟、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等营业信托纠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13862号）”。显然，法院对资产管理业务中信托关系的认定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指向，也越来越多地肯定信义义务的存在。信义义务制度的构建确非易事，但英美法系国家多年的实践经验以及我国在信义义务方面已有的立法探索与司法实践，均为我国信义义务规则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基于此，何不以民事裁判为视角，从信义义务法律性质的确定入手，肯定信义义务规则可作为民事裁判援引的法律依据，明确信义义务的内涵、义务主体及法律责任等内容，以为信义义务制度构建以及投资者权益保护提供可行路径呢？

三、资产管理机构信义义务制度的构建———以民事裁判为视角

以民事裁判为视角构建信义义务的规则体系，是指在投资者因投资建议提供者的行为遭受损失，欲通过民事裁判程序维护其合法权益时，可直接援引信义义务规则要求相应的义务主体承担法律责任。具体而言，一是要明确信义义务的法律性质以肯定其可以作为民事裁判的援引依据。二是要明确信义义务指向的主体以及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使投资者知晓在何种情形下可以谁作为索赔对象。三是明晰背信行为发生时的具体责任承担方式，使得投资者权益保护落到实处。（一）信义义务前提———明确法律性质。欲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对一项在司法实践中实际已经初露端倪但在成文法中尚未得到明文规定的内容进行制度构建，并明确其可作为民事裁判援引的依据，首要任务即为明确界定其法律性质。数年来，法律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信义义务的定性一直争论不休，其中认为信义义务是法定义务或合同义务这两种观点成为探讨的主流观点，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本研究认为，根据信义义务的缘起以及在实践中具体运用的场景、功能等多方面看来，信义义务并非仅具有单一的属性，而是一种复合型义务。资产管理的法律关系是信托，信义义务产生于信义关系，信义关系因承诺信托而设立。根据《信托法》第二十五条，信托合同规定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具体内容，并作为评价管理人是否履行相关义务（包括信义义务）的依据，信义义务具有合同义务的典型特征。同时，资管关系中，管理人与投资者之间表面上看是基于合同而产生的合同关系，双方享有平等的权利义务，但在资管产品的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行业壁垒等原因，双方的法律地位具有实质上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性需要以法律的强制性来予以纠正和平衡。因此，将信义义务单纯地视为合同义务或法定义务的观点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综合看来，信义义务是一种复合型义务，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由当事人在信托合同中约定，但合同中约定的信义义务必须接受法律的审视，即合同中没有约定的义务内容，法律规定自然补充填补空白；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与法律强制性内容冲突的，则约定内容无效，而适用法律规定的强制性内容。（二）信义义务主体的确认。欲要肯定信义义务这一复合型法律义务可作为民事裁判援引的依据，明确其义务主体是后续保护程序的关键。在资管业务中，负有信义义务的主体可能涉及资产管理机构（以下简称资管机构）以及任职于该机构的高管甚至普通工作人员。1.资管机构资管机构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直接与投资者订立了相关协议，投资者通过协议或者法律规定便直接与资管机构形成信义关系，资管机构也就自然成为了资管业务中信义义务的义务主体。2.资管机构高管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资管机构高管对资管机构负有信义义务，而并无其他法律表明高管人员对投资者具有信义义务。因此，在资管业务中，因高管个人原因导致资管机构违反对投资者的信义义务时，资管机构应首先对投资者承担信义义务违反后的相关责任，而后资管机构有权要求高管对机构承担相应信义义务。3.资管机构工作人员资管机构工作人员因其行为将会认定为职务行为，故在资管业务中因工作人员原因造成投资者财产损失时，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投资者可要求资管机构承担相应责任，资管机构可再对工作人员进行追偿。鉴于资管业务的具体运行与操作流程以及资管机构工作人员职位权限或专业知识的便利，工作人员个人往往是背信行为的直接实施者，很多学者建议将资管机构的工作人员也纳入信义义务主体的范畴，以更好地约束资管机构工作人员的业务行为，更好地维护投资者利益。本研究认为，直接将资管机构工作人员认定为信义义务主体并非可行之举，主要原因：一是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已经将资管机构与资管机构工作人员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因工作人员个人原因造成工作单位损失时的责任分担方式均予以明确，现行法律体系已经能够解决此类问题。二是在实践中并不具备足够的可行性。作为个人，工作人员一般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能力对投资者进行赔偿，这也就间接导致虽有义务与责任的存在，但并不能实际执行，于投资者并非实质有益。综上，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的利益，由直接与投资者订立协议的资管机构作为信义义务主体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法理支持，不失为最直观有效的方式。（三）信义义务内容。根据英美法系经验与我国的司法实践，概括起来，信义义务的基本内容为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二者分别从消极与积极两个视角对信义义务进行了界定，一是强调信义义务主体不得为自利行为；二是强调信义义务主体的具体行为应达到普遍的谨慎合理标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的理解不应过于刻板，而应把握“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个案中的具体义务内容进行考察。资管业务涉及众多行业，针对不同类型的资管机构，其信义义务下忠实义务及注意义务的具体内容，在保持核心理念一致的同时可以存在不同，对信义义务的把握更是不能拘泥于语言文字。进一步说，由于资产管理是一项系统性过程，故在资管业务运行的不同阶段，对于信义义务内容要求也应当有所区分。例如，有学者认为，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的信义义务存在特殊性，且义务内容应随着情境进行转换。具体来说，在PE基金融资阶段，忠实义务体现为禁止欺诈义务，注意义务体现为公平对待义务；在PE基金投资阶段，忠实义务体现为公平交易义务，注意义务体现为审慎投资义务；在PE基金管理阶段，忠实义务体现为不转移管理义务，注意义务体现为信息披露义务；在PE基金融资阶段，忠实义务体现为合法行事义务，注意义务体现为公平交易义务。综上，信义义务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对信义义务具体内容的判定，要在其基本内容的指引下，结合具体的交易类型与交易阶段进行合理认定。（四）法律责任。缺失相应法律责任的法律义务是空洞的，信义义务亦然。明确信义义务规则可作为民事裁判援引依据的关键点，便是明确信义义务主体存在背信行为，给投资者利益造成损害时的具体责任承担，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资管业务中投资者的合法权益。1.具体责任类型结合资管业务的特点以及信义义务的特性，信义义务主体违反义务时的责任类型主要存在以下三种：（1）违约责任。违约责任来源于资管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协议内容，信义义务主体对于协议项下约定的资产妥善管理等义务的违反，自然课可以违约责任。（2）侵权责任。根据我国现有的司法审判案例，侵权责任承担的依据，主要在于资管机构的不忠实及不谨慎行为对投资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3）法定责任。法定责任亦可被视为一种兜底性质的责任，难以径直地将资管机构应承担的责任归为侵权责任抑或是违约责任时，责任的依据便来源于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2.责任承担方式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以及司法实践，以下两种责任承担方式不失为更好地维护投资者利益的可行路径：（1）收益归入。依英美信托法的一般理念，受托人操纵信托财产或利用受托地位为自己谋利时，就该财产或利益将产生一项推定信托，即认定受托人此时仅仅是为了受益人而享有该利益或财产。受益人有权要求受托人向其报账并归还任何未经授权、利用信托财产而取得的利益，收益归入的方式使得受托人无法从其利己行为中实质获益，以此来抑制受托人行使利己行为的内心意思。我国《信托法》同样对此加以相应规定。因此，在探讨资管机构作为信义义务主体时，若其存在背信行为，收益归入不失为一项强有力的责任承担形式。（2）损害赔偿。在英美法中，对于违背普通法中的注意义务，不遵守董事合同或者公司宪章的行为，损害赔偿是适当的救济措施。同样，损害赔偿也是我国《民法总则》规定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结合资管业务的特征，资管机构存在违反注意义务等行为，给投资者造成任何财产损失时，损害赔偿责任自然也可成为考虑的责任承担形式之一。从我国立法理念与司法实践来看，归入救济关注的是侵权行为加害人的地位，即要求加害人放弃所获得的收益。而损害赔偿的救济方式，关注的是侵权行为受害人的地位，即填补由侵权行为带来的可诉性损失。故损害赔偿的立法目的，是要使受害人的地位恢复到侵权行为未发生时其应有的地位；归入救济的目的，则是要使加害人的地位恢复到侵权行为没有发生时其应有的地位。两者各有侧重点，共同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四、结论

投资者保护是维系资管行业良性发展的关键一环，英美法系多年的实践证实了信义义务制度的重要性。为了使信义义务规则能够在我国最终落地并有效实施，以民事裁判为视角，确定信义义务的概念与性质，并肯定信义义务规则可作为民事裁判援引的依据，明确信义义务的法律性质与内涵、义务主体及法律责任等内容，不失为投资者在权益受损时通过有效的民事裁判程序获得民事救济有效方法，进而推动资管行业良性发展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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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新宇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