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科技管理自主创新制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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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科技及公共科技管理内涵界定

公共科技与公共科技管理一般认为是由国内学者提出的。检索国外文献，我们发现只有类似的公共科学、公共研究、公共研发、公众科学等概念。其中公共科学、公共研究和公共研发基本上都是指大学、国家实验室或政府提供支持的研究机构等所进行的科学探索，产生的知识、科技论文及研究成果［1］。国外公共科学等概念的内涵相对狭小而具体，局限于公共科技研究单位的行为及其产出等问题，并未涉及政府行为及科技政策等层面［2］。国内学者通常将公共科技以及公共科技管理内涵定义为满足社会公共科技需要、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生产和消费由市场机制无法提供的科技产品(或称为公共科技产品)的政府科技管理行为［3］。这一研究视角突出了“国家目标论”，注重的是政府对公共科技资源配置的干预，而对公共科技政策、公共科技成果的转化等方面关注较少。综观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我们发现他们的定义具有四个方面的共同之处:①理论基础，以公共选择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为其理论基础，认为纠正市场失灵、谋求科技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满足社会对公共科技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便成为公共科技管理存在的前提;②暗含假设，假设政策制定者是完全理性的，对市场行为与科技机会有更好的理解，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焦点在于如何更好地设计政策来实现预定的科技政策效果以及在个人追求私人福利最大化的情境中寻求社会福利最大化;③关注焦点，关注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侧重于政府对公共科技资源配置的干预，而对科技资源的创生未曾涉及;④分析方法，采用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却不能反映出公共科技管理作为一种制度所具有的适应性、连续性和渐进性等制度变迁的特征，也无法反映出公共科技管理自身会随着管理对象———公共科技的发展而演化变迁，这会影响到公共科技管理内涵的进一步拓展，从而减弱了公共科技管理对国家战略目标和经济体系选择的适应性。本文基于演化范式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制度观，对公共科技管理的内涵进行界定，认为公共科技管理应是一种选择机制。它通过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增强各创新主体间的交互式学习及知识积累与扩散，促进经济体内创新性企业的产生，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的创新行为进行选择，其目的在于使适应国家战略的创新行为得以保留、遗传，并在经济体内进行扩散，最终实现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这一战略目标。因此，在公共科技管理基础上形成的公共科技管理制度，也不再是运用科技制度设计合理配置科技资源的过程，而是致力于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自主创新潜能的创新制度，即立足于自主研发和内源式学习，探索新的技术轨道，并达到技术前沿的创新制度。

2新古典框架下的公共科技管理制度

2.1公共科技的市场失灵与政府行为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纯粹市场的条件下，科技活动所需的资源不可能得到最优配置，会出现市场失灵。按照阿罗的观点，发明的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ies)、收益非独占性(Non-appropriabil-ities)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ies)是市场失灵的主要根源［4］。按照这种分析，在科技资源配置及其产出(知识技术)的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市场失灵，存在着一些私人不愿投资的知识技术，这些就可以称为公共科技。按照该种产品是否作为公共产品生产的基本标准来判断，即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以及是否存在市场失灵。公共科技属于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公共科技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征会导致公共科技成为短缺“商品”，短缺意味着公共科技供给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而出现总量性短缺和结构性短缺，此时就需要政府对科技活动予以有限、有效的干预。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政府对科技资源配置及其产出的干预是适应市场经济的一种制度，体现为公共科技管理，本质上是纠正市场失灵，谋求科技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满足社会对公共科技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其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公共部门科技活动的范围和组织、结果和效率，并在这一管理过程中，通过制定科技战略、颁布科技政策、实施科技计划，创造与组织科技环境、条件和公共科技资源配置实现公共科技供给的目标，进而带动和整合市场中的科技资源，提高全社会中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维持和提升一国的科技生产与创新能力。因而，公共科技管理制度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部门，运用科技制度设计合理配置科技资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承担着公共科技资源配置的规划者，并从外部为技术创新提供条件。总而言之，市场失灵成为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公共科技管理分析的逻辑基础，通常称为市场失灵的管理范式。同时，市场失灵也为判断政府应何时干预科学技术提供了一个相当清晰的分析工具，公共科技管理的作用就在于弥补市场失灵。

2.2公共科技管理中的新公共管理趋势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在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且旷日持久的政府改革运动，即“新公共管理”运动。它包括美国的企业化政府改革运动、法国的革新公共行政计划、澳大利亚的财政管理改进计划等。虽然各国政府改革的具体起因、战略、策略以及改革的范围、规模、力度有所不同，但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市场化，即政府功能定位的市场化取向、政府服务输出的市场化取向、政府内部改革的放松规制取向和政府间制度设计的分权化取向。新公共管理关注由公共部门所直接提供的服务效率，强化了公共核心部门的战略能力，以指导政府的变革，并允许政府自动地、有弹性地、以最低成本对外部变化和各种利益需求做出反应。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主流经济学理论(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等)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其核心理念是市场竞争原理及私营部门的管理模式在公共部门中的应用，强调自下而上的互动，其主要形式是公共企业及其他性质的公共部门的市场化，并使政府趋于企业家型政府。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入，它也涉及一些公共科技管理部门的市场化问题。因而有必要将公共科技管理所涉及的部门进行简单界定，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讨论公共科技管理中的新公共管理趋势问题。公共科技管理既涉及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还涉及准公共部门，即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研发实验室、一些接近于事业单位性质的科技中介机构等。这类机构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活动具有传承国家意志、战略目标和政策导向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政府的科技意愿与市场的科技意愿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出现，便对公共科技部门形成了一种市场化的冲击。正是在此背景下，在欧美国家，作为准公共部门的公共科技机构，如公共实验室、科研院所、公共科技企业等，均经历了一次市场化过程。这种趋势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相较于私人企业的研发而言，政府支出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一特征美国表现最为明显，美国一直存在两种主要的激励创新制度———完全的知识产权(IPRs)和公共支持———用于激励知识的产生。这两种不同的激励创新制度事实上体现了对知识的两种不同理解:一是个体和公司都希望对知识进行投资是因为在知识投资中可以获得可预期的实质性可内部化的利益。这些可内部化的利益创造了市场对知识的需求，并且使得产生知识的过程通过专利权的保护可以向外出售从而使创新者获得利益;二是存在另一类型的知识，其利益是不能完全内化的，表现为利益的广泛、不确定以及耗时很长，以至于没有个体或是企业愿意对这种知识的产生进行投资。从历史发展来看，这两种激励制度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演化。以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Bush)在1945年提出的旨在强调政府应该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科研教育的《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为标志，催生了40年代末美国新科学政策的建立，并确立了系统的和持续的对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公共支持制度。得益于这份报告，在1950年，美国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NSF)，主要致力于对基础研究的资助。美国对科学和技术研究的支持逐渐延伸到建立新的机构(如美国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并且对国家战略利益的研究加以支持，如健康和能源。但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始时期，有一个清晰的趋势表明美国减少了公共对科学和技术研究的支持，并更多地依赖和重视IPRs对知识产生的激励(见图1)。与此同时，美国的公共支出/私人支出在20世纪60年代后经历持续下滑，这与新公共管理运动相一致，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机制来促进创新，政府的原有作用逐渐被市场取代(见图2)。因此，伴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展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支持研发方面确实有明显的减退，其公共科技管理的“钟摆”由以公共支持为基础的激励摆向了以市场为基础的知识产权激励［5］。

3公共科技管理的演化范式

在新古典的均衡框架中，由于以均衡为前提性理论设定，已经在逻辑上排除了打开技术黑箱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均衡框架中并不含有待解的关于技术本身的变量［6］。可以说，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公共科技管理分析中，技术始终处于一种黑箱状态，被假定具有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即由科学研究开始，经过应用研究与开发、生产和销售环节而进入市场的线性过程，从而致使技术创新过程很少进入公共科技管理关注的视野。市场失灵的概念与线性创新模型的结合产生了公共科技管理的“供给偏好”，即强调为科技发展提供人、财、物等市场供给不足的资源，或通过管制、税收等手段防止市场供给过度。因此，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甚至只有科学政策，而很少有技术或创新政策。伴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危机，基于市场失灵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公共科技管理也逐渐受到诸多批评，这些批评直指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一是它只关注于市场本身，而忽略了市场运行背后的制度环境，因为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市场失灵的表现是不同的;二是在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仅仅单方依靠市场力量，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很可能会被锁定在特定的发展路径上，从而导致诸如国家安全等问题;三是当技术创新的外部性普遍存在时，它便难以给出具有指导意义的政策主张;四是当前对于公共科技管理的研究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欠发达国家其适应性有待商榷。市场失灵分析随着创新逐渐取代价格成为竞争的主要内容，其局限性越发显著。为了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各国政府对科技和创新活动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下，催生了公共科技管理制度的新范式，即一种以演化经济学为基础、以自主创新为导向的公共科技管理制度。演化经济学关注于经济系统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视角来理解和分析经济系统的运行。它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非线性的由多种内容组成的系统或构型，考察了技术变迁的动态过程，并认为技术创新和技术变迁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正是基于此，演化框架将技术创新纳入到公共科技管理分析之中。首先，演化经济学将视角转向系统失灵，认为公共科技管理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实现公共科技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如何促进创新。由于技术创新被视为一个在多种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中基于创新系统的过程［7］，这意味着创新的成功不仅依赖于特定的行动主体，更依赖于创新系统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市场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当创新系统所需主体缺失，以及各主体之间不能实现有效配合时，便出现了所谓的系统失灵［8］。

依据系统失灵的观点，演化经济学认为公共科技管理应该强调政府、社会和企业间的互动，政府不再担任被动的“消防员”角色，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促进创新中，在与其他主体互动中形成“多元治理”的公共科技管理理念。创新过程中知识与技术生产的双重属性———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属性，意味着其效率是内部化效率(市场效率)与外部化效率(社会效率)的结合，是一种二元效率。新古典范式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强调来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但问题是它忽略了由于知识外溢所带来的创新主体间知识累积效应的增加，进而无法对知识外溢所导致的知识创新做出解释。演化范式为解决由于创新过程固有的内部效率与外溢效率造成的“囚徒困境”问题给出了新的调和。①演化范式以异质性假设为前提，认为不同企业拥有不同的知识积累与不同的学习结构，并采用适合自身的学习方式进行学习活动，从而拥有不同的创新模式。正是由于企业间存在的异质性和多样性为进行知识外溢以及企业间进行合作提供了前提。②它认为企业不仅可以利用内部知识，还可以从网络中的其他主体获得知识，正是这种知识的互补使得企业的创新机会边界得以扩展。③演化视角下的企业竞争是以创新行为所引起的决定性成本和质量优势的异质性竞争。异质性竞争的展开有赖于企业意会性知识的累积，当自有知识不足以支持企业在竞争中获得优势时，企业便展开了学习与合作，通过与市场中其企业进行生产性合作，实现知识互补，增加意会性知识的累积，从而实现竞争能力的提升［9］。企业间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围绕同质产品进行竞争，而是转变成为实现双赢而展开的横向合作。因此，演化范式主张公共科技管理制度建设要在有助于创新收益内部化的制度安排与促进创新扩散与传播的制度安排之间找到平衡点。演化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内生于特定的时空情境中的，时空特定性体现了历史累积和脉络背景的重要性［10］。

因此，欠发达国家在进行制度模仿时并不能“全盘西化”，必须认识到自身的时空特定性，要在原有制度模仿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以适应本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传统。公共科技管理也是如此。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新公共管理运动缩小了国家的活动范围，让位于市场，从而提升了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这其中有它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拥有较为成熟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创新激励机制，以及早期累积的公共支持对科学和研究的投资。同样以美国为例，美国在长期的科学研究中投入的大部分来源于公共资金而不是私人激励。尤其是从积累效应来看，只是最近私人支持的科学与研发超过了公共支持(见图3)。并且公共支持并未从基础科学研究和研发的资助中退出，相反基础科学研究和研发的公共支持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在引导私人在基础科学研究与研发中的支出(见图4、图5)。由图3、图4和图5可知，美国之所以能够承受得起，从公共激励到私人激励的结构转化的原因在于美国拥有公共基金支持科学技术研发的历史传统，并且美国科研机构和大学首先是在习惯了和企业进行紧密合作的前提下才逐渐转向依靠产权交易的方式来转化科研成果的，这就为允许私人部门利用产权保护激励创新打下了基础。然而，如果没有这种历时很长的公共支持来作为向私人激励转化的根基，那么制度变迁可能会被误导甚至是无效率的，更糟糕的是会给实施国带来巨大痛苦［5］。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欠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健全、微观经济主体有待发展以及缺少在科学技术研发上积累的现状而言，作为特殊要素市场的科技市场和作为特殊资源的科技资源，都需要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政府的中心角色。政府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在本国企业不具有自生创新能力时，政府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组织功能。演化理论认为在该时期政府至少具有以下作用:将政府的直接科技投入作为一种战略投资，支持公共科学研发部门，包括研发费用、研发成果应用费用和科技服务费用等，以此来增强企业创新所需的知识基础，同时引导企业在基础研究与开发中的支出;政府在提供基础设施、制定标准和提供法律系统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11］;政府对引进新技术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和补助，对新发明进行专利保护以鼓励发明和创新，促进产学研发展，增加彼此间的交互式学习;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形成之前，必须充当“熊彼特式”的企业家角色。二是在本国企业已具有自生创新能力，并且市场机制健全时，政府的引导和干预作用应该相对减少，此时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维持国家创新体系并创造对新知识的需求［12］。总之，按照演化经济学理论，政府借助公共科技管理制度保护新知识的生产，促进自主创新，而不仅仅是纠正市场失灵。为此，演化经济学可以提供的非常重要的见解是: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公共科技管理时面临的是一个终端开放的世界，在其中存在着根本的不确定性，此时的问题不是在一个封闭系统中求解最优问题，而是为了培育学习能力、系统地整合增长的知识和适应变化着的环境。演化的科技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是创新过程，核心的科技政策问题变成了增加实验行为的概率，政府在追踪和鼓励创新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4结论

基于对新古典范式下公共科技管理制度的反思，我们倡导一种以演化经济学为基础、以自主创新为导向的公共科技管理制度，以此关注到知识、技术创新等关键问题，促使公共科技管理制度作为一种创新制度回归到创新领域中，为我国自主创新和创建创新型国家提供制度保障。作为演化范式下的自主创新导向型公共科技管理制度，可以从以下7个方面加以构建或设计其制度框架。(1)制度框架的形成不是一个事前设计的完美产物，而是在制度、政策设计与对象间的互动和政策学习过程中不断自我调适的动态互动过程。因此，自主创新导向型公共科技管理制度应该将政策学习作为其核心概念纳入到其制度框架中，从而促使政府做出有关创新和技术政策的“制度调适”。(2)我国经济发展30年来的经验说明，单纯依赖技术引进并没有自动导致我国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反而使我国技术引进过程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中。为了转变此种境地，需要突破原有技术引进的产业创新模式，创造出坚持技术学习，以发展本土技术能力为目标的自主研发的产业创新模式的新路径。在此过程中应该遵循“最小扰乱原则”，将以前产业创新所累积的知识、技术研发经验和技术能力转换成自主创新的基础与支持。因此，自主创新导向型公共科技管理制度设计要兼容路径突破与累积优势转换。(3)以促进创新为目的的自主创新导向型公共科技管理制度，不仅要关注创新的生成环节，还要关注创新的外溢环节，将产权激励与外溢促进的制度统一于制度框架之内，实现两者的协同效应，从而改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机会边界。(4)自主创新导向型公共科技管理制度设计需要认识到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将增长政策和创新政策联系起来共同置于经济系统之中，以系统的视角来看待两者的内在联系。通过发挥两者的系统协同效应，实现经济增长活动的转变。(5)自主创新导向型公共科技管理制度应该将从需求出发的市场拉动论和从供给出发的技术推动论结合起来，以一种系统观的视角来看待技术创新动因，这样才能为实现自主创新战略提供相适宜的制度保障。(6)基于演化范式构建的自主创新导向型公共科技管理制度需要对多样性问题给予关注，不仅要注重创新主体构成的多样性，以及主体间的协同与联结，而且还要关注到与技术创新相伴而生的组织(制度)创新，以及充分认识技术和组织组合创新的重要性。(7)自主创新导向型公共科技管理制度也不再是促进技术追赶者在既定的技术范式设定的技术轨道下，挖掘技术学习内外源的追赶型的创新制度，而是促进技术赶超者立足于自主研发和内源式学习，探索新的技术轨道，并达到技术前沿的赶超型的创新制度。

作者：孙斐工作单位：兰州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