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管理下档案文化创意产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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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从档案文化产业到档案文化创意产业

1.我国档案文化产业的研究进程。从研究进程来看，在198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法律形式确定档案馆“文化事业机构”属性的背景下，档案界开始关注“档案文化意识，即档案学研究的主体意识”[2]。随后，在1990年《档案法实施办法》中明确“档案馆采取各种形式开发档案资源，为社会利用服务”[3]后，档案界开始出现对“档案文化”的专项探讨，代表成果包括王英玮主编的《档案文化论》[4]、任汉中编著的《中国档案文化概论》[5]。2003年，随着“京津沪渝档案学第四次研讨会”的召开，有关“档案文化产业”的系列探讨以发表成文的形式正式进入学界。其中，《北京档案》在2003年11月至2004年4月陆续发表的“众说档案文化产业”[6][7][8][9][10][11]系列文章较为集中地探讨了档案文化产业的概念、可行性、开发主体及档案文化资源的收集和共享问题，并形成两条主要的研讨路径：第一条研讨路径[12][13]从档案机构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单位的机构性质出发，结合档案馆建设资源来源的国有化特征进行论证，认为档案馆并非文化产业发展主体，档案文化产业化的可行性有待论证；第二条研讨路径[14][15][16][17][18][19]从档案馆需满足公共文化需求的机构功能出发，结合档案服务提供方式愈加多元化的趋势论证，认为档案馆可以发展多种经营方式和服务形式，档案文化产业化有一定的可行性。两个路径观点的共性为：“认同档案文化属性；认同档案馆开展经营性活动；认同其具有更好地使档案工作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中推动档案工作的稳定发展，推动档案事业的繁荣进步的共同目的。”[20]2.档案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2011年，随着《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1]中“通过加强与有关宣传媒体联系与合作，拓宽档案宣传渠道，发挥档案文献片、档案展览、网络视频节目生动直观、传播迅速的宣传优势，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提出，“如何运用现代技术有效促进档案文化创意产业的开发”成为档案文化产业领域的新热点，鉴于技术自身所需的智力与人力资源条件，与档案文化创意产业开发主体有关的探讨也随之重新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之中，相关论述包括：《档案文化产业开发实践》[22]《档案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初探》[23]《如何发展档案文化产业》[24]《论档案文化产品及其开发策略》[25]《我国档案文化产业发展的主体选择及优化策略》[26]及《档案文化产业研究》[27]等文章。2014年，在西班牙召开的国际档案理事会年会以“档案与文化产业（ArchivesandCultureIndustries）”[28]为核心议题，国外研究者们就档案馆与其他文化产业合作可能性及合作策略进行探讨，档案文化产业的发展逐渐进入被关注的视野。2015年12月，北京市的《文化创意及相关产业分类》地方标准将文化创意产业界定为“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29]，并将档案馆作为与博物馆、纪念馆和图书馆平行的行业机构列入文化创意产业中“文化艺术类”的“文化保护和文化设施服务”环节中，关于档案文化创意产业的探讨也再次随之展开，相关论述包括：《档案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30]和《谈高校档案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31]。2016年5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指导目录（2016年版）[32]，将档案馆列入北京市44个鼓励发展的业态之中，优先享受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期刊文献中出现有关《档案文化创意产品开发阻碍因素及策略》[33]的探讨。同年9月，在首尔召开的以“档案，和谐，友谊（Archives,Harmony&Friendship）”[34]为题的第十八届国际档案理事会年会中，对“档案跨领域合作”的关注再次引起研究者们对将档案馆与其他文化主体间的各类合作关系的探讨，发展档案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3.档案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趋势。（1）档案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发展趋势。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国内研究者最初的理论关注点是对“档案与文化”间关系的探讨，后逐步转移到“档案与文化产业”间关系的构建并最终指向对“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关注。这一过程中，国内的研究者们区分了档案蕴含的文化价值和档案文化的发展进程，伴随时代的发展、政策的要求及现实的需要，国内的研究者们逐步将关注点转移到档案文化产业化的进程之上，对多元产业化策略的探讨则进一步引出对未来档案文化创意产业的关注。国外研究者对档案文化创意产业的关注则更多地将重心放在档案的跨领域合作之上，通过与不同的文化单位展开不同形式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出现档案产业多元化、跨领域的合作型创意式发展。相较于国内研究而言，国外研究者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关注与实践的结合更为紧密，更为关注文化产业的实践进展。（2）档案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践发展趋势。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实践的创新往往走在理论研究的之前，国内外的档案馆、博物馆及图书馆等公共文化部门的实践成果为我国档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带来许多新的启示。如美国国家档案馆建立的国家档案在线商店[35]LANTAIWORLD兰台世界↑（NationalArchivesStore），用户可通过网络在线订购各类静止图片的复制品，订购其他藏品的复制品及微缩胶卷；英国国家档案馆设立的图片馆[36]（TheNationalArchivesImagelibrary）可使用户通过网上检索的方式购买商业用途的图片或图书，并为教室和学生提供虚拟教室、视频教学等服务；加拿大国家档案馆[37]则提供包括音频、CD或DVD、缩微胶卷及打印照片等载体形式在内的复制品；北京故宫博物院在阿里聚划算平台推出“故宫淘宝”[38]，出售“仿蜜蜡朝珠耳机”、“八旗勇士不倒翁娃娃”及“奉旨旅行/如朕亲临”时尚行李牌”等商品；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同样在淘宝网上推出“国图旺店”[39]，出售“礼品书”、“《食物本草》复仿品”及“甲骨文生肖手工皂”等商品。此类实践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公共文化部门的保守性认知，也通过信息技术应用改变了档案文化价值传统呈现及利用形式，诠释了档案文化产业的数字化、信息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总体而言，目前我国档案领域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从数量和质量上而言都处于相对缺乏的阶段，研究多停留在对文化产业的探讨、分析与规划，缺少对自身及其他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实践成果的反思和借鉴，缺乏对信息时代档案文化资源信息化发展特征的重视，尚未能从提供符合信息时代实际需求的新型服务的角度看待档案文化产业的建设与发展，亟需借助知识管理的视角重新审视基于档案信息资源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开发过程并建立基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知识服务体系，立足于公众的未来需求，顺应社会信息化知识化的发展趋势，深入地探讨档案文化创意产业的未来发展。

二、理论分析：知识管理视角下的我国档案文化创意产业

笔者以“知识管理+档案文化产业”、“知识管理+档案文化产品”及“知识管理+档案文化”作为主题词再CNKI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分别获得文献一篇、一篇和五篇，检索结果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知识管理视角在文化产业领域的缺失。在相关文献中，任越等人从知识管理的角度论述档案价值的实现，他们认为：“档案价值的显性化是伴随知识显性化而实现的，知识管理将人脑中的隐性知识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化为显性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档案可以脱离客体而通过主体交流的渠道被广泛利用,档案的价值的实现也呈显性化的特征”[40]。这种观点强调档案价值在知识价值链中作为“隐性知识”的特征并关注“主客体关系”中档案价值的开发与实现。而以徐拥军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者辨析“后保管范式”组成内容中“新来源观、宏观鉴定论和知识服务”三者间有机统一关系，并指出“档案后保管范式的核心和最终目的是知识服务，新来源观和宏观鉴定论是实现知识服务的基础和保障”[41]，而“档案工作者除应做好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文件归档和档案收集之外，还应注意收集隐性知识（借助于显性化文件的过程）、非正式文件（以前被忽视的部分内源显性知识）和外源显性知识（即外部信息）”[42]，并提出“传统档案服务应开展以用户为中心，由专家团队向用户提供知识的主动化、智能化、个性化、超前化的全过程服务的知识服务”[43]。综上所述，档案的知识管理视角关注对档案价值中蕴含的“显性知识”的集成、“隐性知识”的提炼及“知识服务”体系的构建，以此视角重新审视档案创意文化产品及产业的开发过程可发现：1.产品创意开发的核心是档案文化价值的“隐性知识显性化”。在实践活动中，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和产业链的构建实际上都依赖着对“档案文化价值”的识别、提炼和转化，即产品创意的开发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发生通常又与档案工作者的鉴定、识别及评估等日常管理工作有着时间上的重叠性。以故宫淘宝系列产品的创意[44]来源为例：相关工作人员是通过对历史素材的改编、组合并在考虑公众需求的基础上，才提炼出“朕甚是想你”、“皇帝狩猎•便签夹盆栽”及“冷宫系列冰箱贴”等文化产品的创意。由此可见，从过往社会实践记录中提炼出符合现代社会情境与实践特征的知识的过程既是实践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的组成部分，又是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核心内容，流程见下图1。在该流程中，档案工作者同时拥有“档案管理人员”和“档案文化价值鉴定者”的双重身份，在未经个体反思或外界力量干预的状态下，很难有效描述其同时拥有的两类隐性知识，即“档案流程性管理知识”及“档案文化价值”两类知识间的组合方式，而这种知识组合的“外显化”结果产生判定“过往社会实践是否适合现代社会情境与实践特征”的重要标准，也就是档案文化创意，而档案文化创意又会影响档案文化价值的判定和档案文化产品的生产。此外，新技术的引入为文化产品创意的开发提供了新的知识转化途径，任越等人的调研结果表明：以微博为主要平台的档案文化产品，其“开发主体主要由档案信息资源丰富的团体机构承担……拥有庞大馆藏资源的各级档案局的微博用户占已通过认证用户一半以上的比例”[45]。综上所述，档案文化创意的产生是档案工作者掌握的隐性知识与日常工作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重视该过程中档案工作者的能动性作用及其与新技术的结合将有助于文化创意的产生及其产品的开发。2.创意产业开发的趋势是提供文化信息资源的知识服务。随着信息化水平提升而发展的实践表明：无论是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为最终目标的公共档案馆、博物馆，还是以“提供商业文化产品”为最终目标的中介机构，其对文化创意开发对象的认识已从简单的实体逐渐转向对实体数字化后形成的信息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提供文化信息资源知识服务是其产业发的趋势。如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不仅建立了藏品数据库，“还为中小学教育服务，设置了学校教育栏目，提供信息与资料服务，如各项教学资源介绍、教案、网上在线课堂、参观活动单、线上学习游戏、信息和咨询、在线互动服务”[46]等功能。而“数字博物馆通过对文字、图像、声音等数字资源的整合、加工、提升和频繁更换，运用多媒体手段营造出逼真、形象、生动的展示效果，拉近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和理解距离，真正实现让文物自己说话。在南京博物院艺术馆，参观者点击鼠标，可以将东汉错银铜牛灯的灯座、灯盏、烟管三部分拆离，在灯盏腹部点击一下，就能在灯盏的镂空部分看到烟火和进入烟管的青烟，古人精妙的设计理念跃然而出”[47]。尚珊等人对21家档案中介机构服务模式的调研结果也表明：“传统的服务模式已不能满足市场及客户需求……实体产品销售———在线交易模式；档案信息产品开发模式及专家———知识库模式是新的符合市场运作规律的商业模式。”[48]综上所述，文化创意产业开发的对象已逐渐从实体转向信息资源，其产业开发活动已呈现知识服务转向，相关主体机构不仅需要重视档案文化价值的提取，也应注重档案自身存储形式的变化，为相应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知识服务。

三、发展方向：建立基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知识服务体系

结合上文，本文提出应将“基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知识服务体系”作为档案文化创意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并指出：档案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要求档案工作者树立知识服务观；档案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服务转向要求开发主体提供资源保障；档案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服务转向要求建立相应的知识共享与合作机制。1.档案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要求档案工作者树立知识服务观。档案文化创业产品开发的核心环节是“档案文化价值”的提炼，该环节的本质是档案工作者“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该过程水平的提升要求档案工作者提升自身知识素养和主观能动性，要求档案工作者“停止扮演保管员的角色，而成为概念、知识的提供者……把着眼点从信息转移到知识上（探寻、传播、理解），从建立数据库到建立知识库上”[49]。从实际的行动过程来看，“知识管理无论从其目的、管理活动还是其具体技术来看，都与档案工作具有相似性，几乎遍及每个组织的档案部门就是知识管理中不该遗忘的中坚力量”[50]。当档案工作人员真正意识到档案文化价值的知识属性，进一步明确自身与档案间的主客体关系，关注档案文化价值的隐性知识特征并通过日常工作的积淀、反思和创新重新审视档案工作时，真正具有价值的文化创意理念才有可能实现“档案———信息———知识”的转化。2.档案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服务转向要求开发主体提供资源保障。伴随档案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档案文化创意产业开发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呈现出知识服务特征，该特征要求从事档案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建设的各类主体充分意识到档案由传统管理方式向信息管理、知识管理转向的发展趋势，同时也需要各主体明确档案信息资源知识管理所需的外部力量支撑，即“知识管理的过程……体现为档案信息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环境资源的有机组合”[51]。实践发展的现实情况要求档案文化创意产业开发的各主体分别利用自身现有优势，集成经济、技术及人力等各项资源，“提供包括必要的、行之有效的档案信息检索系统和检索手段；提供必要的网络系统和必要的搜索引擎技术支持；建立健全必要的各种知识储备的专题数据库群”[52]，努力建成学习型组织，集中力量进行档案信息资源文化创意产业的开发。3.档案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服务转向要求建立知识共享与合作机制。档案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服务转向意味着对产品的开发涉及包括图情档在内的各类资源的综合性利用，以及对档案鉴定知识、信息技术及多媒体知识的跨学科应用，这就要求相应的知识共享与合作机制的建立。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5月的《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将“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稳步推进试点工作；加强支撑平台建设”[53]列为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支持文化文物单位与档案馆等单位联手搭建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知识共性平台。相关研究同样表明：“实施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合作战略，是新时期服务创新的一种模式……建立有效的开放机制，实现信息资源和研发力量的整合……实现项目管理，以团队合作方式完成开发任务……建立战略联盟，形成合作优势是实现资源共享，服务社会的有效途径”[54]。如赵跃等人通过调查问卷获得的统计数据，分析档案界对知识管理与档案信息资源合作开发的认知以及对该模式实现的各影响因素后提出的“知识管理视阈下的档案信息资源合作开发模式”[55]，便明确了“资源”在档案馆及各类商业机构产品开发中的根基地位，从知识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以系统嵌入式及流程重组式为主要内涵的合作服务方式。

综上所述，本文从知识管理的视角重新审视档案文化创意产业及产品的开发，指出档案文化创意产品生产过程具有的“隐性知识显性化”特征及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对象呈现出的由传统档案向档案信息资源的转向，并提出“建立基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知识服务观”有助于档案文化创意产业的未来发展。

作者:宋懿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