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课程管理体制改革论文

导语：大学课程管理体制改革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一、从理念上明晰课程管理中的政府定位

大学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我们在上述中已经从大学职能和社会实际层面阐释清楚了。那么，该如何进行课程管理体制改革呢?改革的主体是谁?改革的对象又是否明确?改革的路径怎么实施?我们一般认为，大学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主体是政府，是“教育行政领导部门的重要管理活动。”［2］人们也总能在历次的课程改革中，看到政府下达各种决议和要求，政府的初衷是想将大学课程建设推向更好的方向，可事实上，如国家级精品课程的设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课程发展的导向作用，然而高校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赢得政策和资源的倾斜，一切为评选国家级精品课程而让路，盲目无序的竞争，反倒进一步钳制住了大学课程建设与发展，不仅违背了政府对于大学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初衷，甚至是完全的背道而驰，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的改革困境?从中央教育行政部门来看，应该首先明晰我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式的课程管理方式，而课程管理体制与经济管理体制有诸多相似之处，经济体制的原动力在于市场、企业，课程建设与发展的原动力则在于高校、教师和学生。政府越是加强管理，越会强化控制，从而抑制课程发展的活力。那么集权制的课程管理体制就一定不好吗?也并非如此，“高度集中型课程管理体制有利于实行统一的教育标准，维护教育平等;有助于运用国家的行政手段，保障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有益于保持文化的统一，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便于国家对各地教育的管理，有利于增强中央的控制力。”［3］任何课程管理体制类型都应该充分尊重和考虑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集权制式的改革方向总是向分权制式靠拢，而分权制式的改革趋势则是向集权制式靠拢，因此我们改革理念在方向上的考量应该是在坚持集权制的课程管理体制传统基础上，尽可能的扩大地方及高校的课程管理自主权力，明确了这一改革方向，我们就知道，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不是政府去制定并下达多么健全完善的政策，而是进行合理的权力分配，放手让地方和高校去规划、发展课程。特别是我国的《高等教育法》中就有强调要充分保证大学办学自主权，而大学课程管理体制改革本身也是大学改革的一部分，“设法获得某一手段是国家的事情，关键却在于怎样运用这一手段。因此大学改革只能由大学的人们来决定。”［4］明晰了改革理念和政府自身的定位后，大学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确定以政府为主导，地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多主体模式”，或许是一种很有效的权力结构关系。由政府来指导，就能把握住大的改革方向，也能妥善协调社会和地方、高校的关系，地方、大学、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便能充分发挥群体与个人的积极性，不再是以往的“被管理者”和“被接受者”，也是大学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真正推动力所在。

二、通过完善立法协调课程管理内的政校关系

既然改革理念及改革主体都明晰了，而事实上，改革主体既是改革者，同时也是改革对象自身。剩下的改革路径则意味着大学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儿?突破口首先应该就在于权力分配的问题上，为避免体制改革的随意性，在立法方面应该明确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明晰中央、地方与大学之间的权力界限。法约尔在他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十四项管理原则所提到的“不管什么行动。下属都应该只听从一位领导的命令，”［5］也从管理原则的层面阐释了，只有贯彻统一指挥，大学由大学的最高领导人校长承担全权负责，而不是被教育行政官员甚至中央、地方等各级长官横加干预，即便这类“干预”的初衷可能是善意的，目的的正当性也并不能证明其手段的合理性，如此才能保证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这些问题从深层角度看，都是大学办学自主权在课程管理上的反映，我国《高等教育法》第四章高等学校的组织和活动中的，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在高等学校于招生、设置调整学科、教学科研、技术开发、社会服务和对外交流方面，已然明确了大学的自主权，但令人感到可惜的是，“《高等教育法》虽然规定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却没有限定政府的权力范围，也没有规定政府监督方式，使得政府公权力和学校办学自主权之间缺乏清晰的边界，以致政府权力过于膨胀，挤压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发挥空间，造成政府权力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侵害。”［6］如果重新修订这部《高等教育法》，在大学课程管理体制上，就可以将如下有关权力分配的构想再经充分论证后制定进去:课程标准由中央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制定，课程计划可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行制定，课程实施和课程设置上由高校全权负责。课程管理体制得到这样的权力分配，既发挥了中央的主导作用，地方上的灵活性，又充分保证了高校的自主课程管理权力，实现了课程管理体制灵活性与统一性的有机结合。教育部也正逐步开放了北大、清华等一批高校的专业设置自主权。要想放开专业设置，就必须进一步放开课程的设置，专业与课程的关系就好比硬币的两面，密不可分，只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苏联的专业模式，即使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看重专业建设，先设定专业，再以按图索骥的方式，配备课程，这样并不利于课程的发展，从长远来看更不利于专业建设，“社会也以更深沉的眼光看待大学，人们不仅看大学能为他们或其子弟提供什么专业，而且直接询问大学提供了哪些课程。随着社会对大学关注程度的提高，人们对课程的要求将给大学越来越大的触动。那些已不满足于一纸文凭的人对课程会有更多的挑剔，大学与生活关系的日益紧密将会更多地依靠课程来加强。”［7］以课程来组合专业，才能让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更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才更能适应市场的需要和社会的发展。因此，从管理体制和法制层面充分保证高校的课程设置权力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激活高校师生在课程管理中的有效参与

那么，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将课程管理权力下放到高校，课程管理体制改革就结束了吗?从国家层面来看，似乎是结束了，但从高校来看，才刚刚开始。课程由于长期被政府把持，到了学校层面具体也是由教务办分管，因而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教师天然的将课程设置与管理归为国家与高校领导层的职责，自身对其研究几乎没有，即使是很有想法的教师往往也着眼在教学讲授方法上的创新，忽略了去思考应该教给学生什么的问题，更不用提将课程自觉的纳入研究的视野中来，当然，这也跟当下大学普遍重视科研而忽略课程与教学有关。而另外一个意义重大的真问题，却总是被我们视而不见，那就是在大学课程管理体制中，大学生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管理者是如何看待这个群体的，事实上，他们才是作为课程管理的落脚点，才是课程管理体制存在的价值，我们所做的一切课程研究和课程管理都是为了大学生能够在大学中得到真正的发展，成为一名真正的“人”以及受过高级专门训练的人才。1998年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就明确指出:“国家和高等院校的决策者应把学生及其需要作为关心的焦点，并应将他们视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参与者和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然而，现实情况在于我们往往忽略了学生是作为课程管理中最后一个同时又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作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学生要求在确定课程和教师的任命、晋升、解雇方面拥有一定程度的发言权。”［8］但学生毕竟不同于教师，“如果学生在课程的计划、实施和评价方面享有与教师平等的权力的话，他们就很有可能成功地降低他们自己的学位质量。”［9］因此高校中的课程管理应让教师充分的参与，并有限度的让学生参与进来。具体参与方式可以增加师生在大学课程管理机构中的席位，日常也可以通过课程问卷和校长信箱等方式，鼓励师生在课程管理上建言献策。学生参与课程管理体制的方式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但由于学生自身不够成熟、知识能力有限，还是应以间接参与为主、直接参与为辅，通过逐步实行完全学分制，让课程形式更加灵活，增加学生选修课的比例，教务处和院系通过课程选课人数分析，可以关停并不受学生欢迎的课程，进行末尾淘汰。

四、落实到课程资源开发的课程管理展望

课程管理体制除了协调好政府、大学、师生等主体关系，其根本落脚点还是在于课程本身。而当下课程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便是课程资源不足。正如上文中提到的，高校及其教师在课程设置上极其有限的权力与参与度，不仅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也使得他们自身的课程开发能力萎缩，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央一手包办课程管理的现状，形成了一个饮鸩止渴型的循回环路，即“一个对策在短期内有效，长期而言，会产生愈来愈严重的后遗症，使问题更加恶化，可能会益发依赖此短期对策，难以自拔。”而建国以来，效仿苏联模式的以专业为主导的课程管理传统，也急需我们进一步反思与摒弃，以实现解放课程设置理念、打破专业壁垒，让课程资源充分流通起来，在课程之间相互碰撞下，新的课程才能从中得以孕育、产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课程管理体制在课程资源开发上的考量，不在于用政策方针强制给高校下达课程开发的任务指标，而是应保障课程之间的交流互动，提供一个有利于课程充分发展的外部环境，课程资源的质量和数量自然而然就上来了。近几年，随着慕课的兴起，“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课程体量小，分知识点学习，讲课精，可反复学;大班授课转变为小组讨论;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互为师生;学习过程可在任何地方进行，学习方式灵活。”更是在高校课程发展中，掀起了一场看似悄无声息却将具有着历史性转折的课程革命，通过网络，不同高校的学生可以轻易共享到国内甚至是国际上最顶尖的课程资源，人们的学习方式也会跟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我们从前未曾预料到的，这也对我国的大学课程管理体制提出了十分严峻的考验，课程管理体制的意义不再是局限于对已有资源的有效整合，而是在整合的基础上尽可能多的开发与创造课程资源。

作者:曹宇煌单位:湖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