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下伦理型管理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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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伦理型管理模式生成的文化基因

管理并非是一项孤立的活动，而与其所处的文化体系有着内在的关联。不同的文化体系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任何管理模式也只有在合乎自身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才能够运作自如。美国管理史学家雷恩认为“管理是文化的产儿”，指出管理人员是在特定的文化价值准则和体制所支配的管理组织内作出决定的。李亦园先生也曾讲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与企业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现方式”[1](P119)。不仅是企业管理，实际上任何组织的管理模式都深刻地打有当地文化的烙印。在中国本土文化基因的影响下，产生了伦理型的管理模式。伦理型管理是以伦理为基础的管理模式，将伦理作为管理的动力机制与调控方式。在其中，管理的方法、原则、对象和目标等各个要素都以伦理为根本指向。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广泛且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体系之一，属于一级文化体系的范畴。一级文化体系是人类历史中所形成的最广泛的文明实体，是人类群体认同的最基础领域，有着“最高层次的文化组合和最广范围的文化认同”。中华文明有着与众不同的产生源头和地域特征，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包含自身独特的经济生产方式、家庭及社会构造、社会制度、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民族性格及思维与行为方式等所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在内的有机体系。中国本土文化体系具有其他文化所不曾具有的文化专属性，包含着汤因比所讲的“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基于文化与管理的关联性，探讨中国本土的伦理型管理模式，首先要对其生成所依凭的独特文化基因进行针对性分析。首先，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构造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组织前提。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首先受到其所处地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因而对中国文化特性的分析，应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入手。中华文明发端于黄河流域，属于湿润、半湿润的温带气候，这里幅员辽阔、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形成了一个巨大且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种生态环境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自然就成为人们谋生的首选，于是中国传统社会将农耕作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强调“以农立国”。受自然地理状况与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传统农业社会的精耕细作需要持久稳定的小团体通过长期合作来共同完成。血缘关系由于其天然凝聚力自然成为人们之间团结合作最强有力的纽带，并最终形成了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结构。中国是一个家族文化传统最为悠久和最具深度的国家，“家庭和血缘关系有一切理由构成研究前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一主题”[2](P147)。西方传统社会的海洋文明重视个人与团体两级，而湮灭了家庭一级，中国社会则恰恰特别倚重于家庭，对于个人和团体则隐而不显。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对东西方的社会格局做了精彩的比较，他认为“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虚位。中国人却从中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这两端好像俱非他所有）”[3](P99)。中国本土文化基因对家庭的倚重，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最基本的组织前提。其次，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根本法则。对家的重视使中国形成了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中国文化之特殊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此。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半封建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与这个文化传统相适应，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4](P32)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注重的不是西方所强调的契约和法律，而是情理与礼俗，人们倚重于彼此之间的伦理关系，看重的是彼此之间的义务而非权利。“在西洋，个人主张自己权利而互以义务课于对方；在中国，个人以自尽其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予。是其一趋于让，一趋于争，固已显然不同。”[3](P192)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伦理本位的价值取向表现出如下特征。一是，对伦理的倚重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特别强调彼此间的情感对待。伦理本位的社会重伦理关系，而任何伦理关系都始自血缘亲情，因此每个人都对自身所处的家庭和家族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在此基础上人们又将这种感情依序向外扩散。“伦理的社会就是重情谊的社会。在中国社会处处见彼此相与之情者，在西洋社会却处处见出人与人相对之势”[3](P86)。二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注重人际间的角色规范与等级秩序，并以此为基础，将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中形成的礼俗作为彼此行动的依据。“伦”字在古代汉语之中本义为“辈”，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讲到“伦，辈也”。清代段玉裁注释曰：“军发车百两为辈。引伸之，同类之次曰辈”。可见“伦”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上下高低的差等次序，伦理正是体现人伦关系之中这些差序和等级的规则和道理。中国传统社会特别强调对人伦等级的区分，每个人必须明确自己在伦理关系网中的身份角色并依此行事，做到不失其伦。对伦理等级的强调需要通过礼加以保障，以礼来正名，以此规范彼此之间的关系地位。伦理本来就是以共同地域居民之间的风俗惯例和习常规则等为基础所形成的生活法则，礼长时间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再加之彼此间密切的伦理关联，就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成为地道的礼俗社会。伦理与道德具有内在关联性，这又使得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以道德代宗教”，极为重视道德的功用，道德在其中即具有形上的超越意义又是治家理国的现实法则。最后，中国本土文化中独特的国民性格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撑。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持一种向里用力的态度，注重各种关系的持中调和。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不同于西方文明以人为万物主宰去控制进而征服自然，中国文化体系将人视作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秩序，将“与天地万物同体”作为理想境界。于内对自身而言，向里用力的文化取向使得中国人注重德性修养，将修身看作是个我成圣成王的基本依据，“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讲究“反求诸己”，要求人们将内心固有的善端通过持续修养发用于外，这就使中国国民个性中极具自律精神和内省倾向。在人伦交往中，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关系取向的文化个性。关系取向的文化注重人际间的互依性，认为个人利益只有在关系网络中才能实现。伦理本位的社会具有强烈的秩序情结，注重调和人伦关系以形成和谐的伦理秩序，个人必须明确其在关系网中所处的位置，在彼此的交往中需要通过对具体情境与关系的识别以做出合宜的行为。对关系取向的重视使中国人具有高度的群体意识，将群体的价值目标置于优先位置。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注重伦理关联，一方面在社会中构建起错综交织的关系体系，另一方面通过相应的道德规约指明关系互动的基本法则，从而确保社会的稳定秩序。这些中国文化基因中独具特色的国民性格，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撑。

二、管理模式依凭的四重要素

基于文化与管理的关联性可以得知，在不同文化体系下会形成符合自身文化特质的管理模式。这些管理模式不同于个别组织在有限环境中所形成的组织管理方式，它们依托各自的地域文明而形成，属于广义的管理模式。笔者以文化体系与管理模式的关联为前提，以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理论和行为主义学派的人际关系学说为主要理论支持，总结概括出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四重要素。首先，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管理精神气质，其作为管理模式的内在精神支撑，成为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的精神气质来源于人们在自身文化传统下形成的深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是国民精神与国民性格在管理领域的集中展现。马克斯•韦伯曾经区分了社会行动的四种理想类型，即工具理性类型、价值理性类型、传统类型以及情感类型，他认为这些行动类型都离不开主观动机和主观意义，而这些行为方式的背后都具有深层精神气质上的支撑。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正是新教中工具理性的精神气质导致了理性的经济行动，从而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任何一种管理模式在长期历史积淀中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精神气质类型。它是整个管理模式中最深层的支撑性假定，作为深层的思维理念居于管理体系的内核，它生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却经常表现为一种无意识，决定着群体成员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管理的精神气质对管理模式的形成至关重要，任何管理模式都必须有自身内在的文化支撑，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理念，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为这一切提供了精神支撑。其次，管理的根本方法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另一基本要素。管理的精神气质虽作为管理模式的前提是其生成的内在精神因素，但管理不能只停留在空灵的玄想之中，它必须落在现实社会的实践应用上才能实现其价值，而管理实践的开展首先依赖于相应的方法和手段。任何一种管理模式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存在，会催生出多种管理方法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但每一种管理模式受自身所处文化的影响，会形成一种管理活动赖以维系的根本方法。这种根本方法是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管理方法，是其他一切管理方法的基础，组织的正常运转与成长发展都离不开对基本管理方法的运用。不同的文化体系会形成不同的根本管理方法，它作为管理模式中最基本的实体性要素，保证了管理的正常进行。通过马克斯•韦伯对统治的理想类型的划分可以进一步来分析管理的根本方法。韦伯指出统治与管理具有内在契合性，他将统治界定为“在一个特定的群体里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5](P238)，而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让成员听命于组织，依管理的需要进行活动。韦伯将合理———合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作为统治的三种理想类型，分别以法律规则、传统习俗、超凡魅力作为统治的根本方法，这些各自所蕴含的统治方法正是区分此三种类型的内在依据。由此可见，每一种理想的统治类型都有自身特定的根本方法，以保障权力的实现及统治的合法性，与之相应，管理的根本方法亦是管理有效推进的根本保障，反映出管理模式的最基本特征，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根本要素之一。再次，对成员关系的考量也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基于管理模式与文化的关联性，地域文化中所形成的交往理念同样是当地组织管理中成员交往所奉行的基本准则。自行为主义学派兴起以来，对成员关系的沟通协调已被认为是组织有效运作的基本前提。管理必须依托于特定的组织，为达成组织目标必须使成员有效地聚合在一起以形成正式群体。组织是群体性的存在，而群体作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必然存在着复杂的交往关系，那么对成员关系的考量就成为组织管理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实际上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同时又是管理的对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不仅是对个体成员的规约，更有对彼此关系的协调。在不同的管理模式之中，受各自文化体系的影响，会产生出对彼此关系的不同假设，从而形成不同的人际交往理念与法则，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管理的不同风格与方式。最后，成员管理所要达成的理想目标也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目标作为管理的基本要素，是管理活动所期望的结果，成员结成群体参与组织活动正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德鲁克在《管理实践》一书中将目标看作是管理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指出“企业的使命和任务，必须转化为目标”。人作为管理活动中唯一具有创造性与能动性的存在主体，对人进行有效的管理，使成员听命于组织是管理活动最基本的诉求之一。对组织成员进行有效地管理，使成员依照组织的需求展开活动，即是管理实践顺利开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管理效力的应有之义。受所处文化体系的影响，对于成员在接受管理后呈现出何种状态才算作管理的成功与有效，不同的管理模式对此问题的理解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也直接决定了管理的风格与方式。由此可见，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管理的根本方法、对成员关系的考量以及成员管理的理想目标是管理模式赖以依凭的四重要素。这四个方面深受所处文化体系的影响，是文化与管理相互影响和渗透之后的共同产物。精神气质作为内在的精神支撑，居于管理模式的深层，确立了管理的精神理念与内在风格，为管理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调；管理的根本方法则是任何管理模式所依凭的根本手段，是管理模式现实运行的基本方式；对成员关系的考量来源于文化传统中对人际交往关系的根本看法，它确立了组织成员之间交流互动的基本法则；而成员管理的理想目标作为管理模式的又一基本要素，决定了经过管理活动后组织成员所应达到的理想状态。这四重依据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彼此关联，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了管理模式的有机体系。

三、伦理型管理模式的根本样态

受伦理本位的文化生态影响，在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下形成了伦理型的管理模式。实际上，伦理与管理本来就存在着共通之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伦理的本意是通过对人伦关系的协调与规范以实现秩序和谐。管理在本质上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活动，是为了实现预期目标而以人为中心的协调活动。由此可见，伦理和管理在协调关系以实现秩序目标上具有共通性。伦理型管理模式将伦理作为管理的根本依据，将伦理渗透到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伦理不仅是管理的基本方法，而且还成为整个管理活动的精神支撑与价值归宿。依据上述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四重要素，以中国文化体系为基础的伦理型管理模式有着自身鲜明的存在样态。首先，伦理型管理模式依托于人们之间密切的伦理关联，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体现为一种不同于西方工具理性的情理精神。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将各种人伦关系都赋予了温情脉脉的情感内涵。梁漱溟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的生命，不自一个人而止，是有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所贵乎人者，在不失此情与义。‘人要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大致不外是看到此情意，实践此情义”[3](P131)。情理是人伦关系中规范彼此感情的道理，情理精神意在合情合理，将情与理在人们的思维意识中交织在一起，共同指导人们的行动。伦理型管理模式中的组织成员重视内在感情的自然表达，将成员间的情感关联作为组织生活的重要价值目标。值得注意的是，伦理型管理模式所强调的“理”并非是西方管理思维中纯粹的工具理性，而是一种关乎人情的道理，是处理人伦关系的规范与法则。西方管理思维中的工具理性精于计算，需要尽可能排除管理活动中的个人感情，避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使得管理成为纯粹的技术化和程序化活动。而伦理型管理所强调的恰恰是最能表达人们彼此亲密感情的情理精神，通过人际间的温情与关爱来协调成员秩序，实现成员对组织的自觉忠诚。其次，伦理型管理模式将道德作为管理的根本方法。伦理型管理下的组织成员内在蕴含着情理精神，成员之间具有亲密的伦理关系，彼此相互熟知且具有深厚情感，对这种人性化组织的管理更适宜运用道理的力量来规约，而非要求成员对组织规范强制服从。伦理本来就是由共同地域的居民在长期交往中所形成的风俗习惯衍生而来，是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道理法则，因而道德就成为了伦理型管理模式运作的根本方法。道德作用于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内在的个我修养还是外在的经济、政治等一切社会活动，都离不开道德的引导与规约。对道德的重视表现在人伦交往之中则是中国人重彼此义务而轻自身权利。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管理模式将严格规范的法律规则作为有效管理的根本保障，而在伦理型管理模式中，与道德相比法律被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仅作为管理的辅助性手段存在，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甚至在中国传统法律规范中也处处显露出对道德情感的考量，孔子就将其父攘羊后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作为一种合乎直道的正义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审判主张“哀敬折狱”，要求法官以悲怜审慎之心来断狱，也充分体现出伦理型管理的道德倾向。有学者就指出“重亲情伦理”是中国法律精神的一个鲜明特色，是维系中国两千年“平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历史上是“相当有效”的。[6](P65)在伦理型管理模式下道德贯穿于组织管理的始终，不仅成员个体具有内在的德性自觉，组织的正常运转也离不开道德的力量；不仅组织运作的动机要符合德性要求，其结果也不能与道德价值相背离。再次，伦理型管理模式尤为重视组织成员间的伦理关联。在伦理本位的文化生态中，伦理已然成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要素。有学者就曾指出“西方人的不朽是在宗教中实现的，而中国人的不朽则是在伦理中实现的”[7]。西方社会个体与团体之间泾渭分明，有着明确的界限，而伦理本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绝不存在原子式的个体，人们自始至终都处在诸多伦理关系的包围中，无法脱离伦理关联而独立自存。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网，每个人都作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而存在，在关系网络中认定自我并实现自我。对伦理关系的重视使得中国文化基因下的个体成员大都具有集体主义的行为取向，将集体目标的实现放在优先位置。伦理型管理的关系模式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维度：一是成员之间横向的情感关系，其于内发自成员的自然感情，是主体善良意志的充分表达；于外表现为对他者尽心竭力的无私关爱。组织成员横向的情感关联既非单向度的义务，亦无等级权威的特征，情感关爱是互相给予的，关系双方具有对等性，成员之间都不计算个人得失而以真情厚意彼此相待，营造出恩爱和睦的组织氛围。二是组织成员之间纵向的等级关联，等级差别是伦理的应有之义，伦理型管理需要人们明确自身在组织中的角色地位，并依据与自身相对应的角色要求进行活动，以确保组织的稳定秩序。横向的情感关联与纵向的等级秩序相耦合，在组织中形成了牢固且有序的关系网络，共同构建起有机的伦理共同体，极大地增强了组织的聚合力。最后，伦理型管理模式以成员对组织的情感忠诚为归宿。西方管理模式强调个人主义理念下成员对组织的工具性承诺，它以个体与组织订立的契约为基础，依赖明确的规章制度、法律合同等外在控制方式强制性的确保成员对组织的机械服从。而伦理型管理模式强调个人的情感参与，重视成员主体性的发挥，在此基础上通过尽心尽力的推己及人，将主体内在的仁心仁性推扩到组织之中，把自己的一切情感与力量都毫无保留的奉献给组织。伦理型管理模式所要达成的忠诚目标以亲密的人伦关系与深厚的情感关爱为基础，本质上是组织成员对所依存关系的承诺与依赖。可以说，伦理型管理的忠诚是一种主动忠诚，是主体内在的道德自觉与责任担当，这种忠诚由内而发指向外在他者，是人们对组织其他成员以及组织整体的情感对待和真诚奉献。基于组织生活中形成的亲密关系与深厚情感，成员个体对组织的忠诚不再需要外在契约的约束，而是内化为组织深层的价值观念，与组织融为一体，表现出自愿自觉的忠诚态度和忠诚行为。在伦理型管理模式中，组织成员在长期交往中既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又形成了稳定的等级序列，组织已成为保障个体存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共同体，成员在组织生活中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与归属感，将组织整体利益放在首位，表现出极高的忠诚向度。

综上所述，在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下生成的伦理型管理模式以情理为管理的内在精神气质，以道德调控为管理的根本方法，在管理过程中注重成员间的情感关联与伦理团结，将成员对组织的情感忠诚作为管理的终极目标。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今日，源于本土文化基因的伦理型管理模式对中国社会的组织管理均产生了持久效力和深远影响。

作者:王润稼 单位: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李亦园.文化与修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郭齐勇.儒家伦理争鸣集［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7］樊浩.伦理精神与宗教境界［J］.孔子研究，199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