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图书馆活动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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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洋考察图书馆

五大臣分两队出洋考察，1905年12月端方与戴鸿慈带队出发，宪政考察是出洋主要目的，但文化教育方面也是重要内容。在出洋之前，端方已经在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南巡抚任上有过筹建湖北图书馆、湖南图书馆的经历，故而对图书馆的作用、管理、建设甚有心得并希望了解西方先进的图书馆知识，因此端方对于西方图书馆的考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据粗略统计，端方一行共考察了近二十所图书馆或阅览室［3］，既有公共图书馆，也有学校图书馆，还有面向特定读者(比如工人)的图书馆，其中端方对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柏林大学藏书楼的考察最为详细。1906年1月31日，端方一行考察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建于千八百八十六年，鸠工十一年乃就”，“而建筑费凡七百万元”，“馆在议院之后，故附属于议院，而设以供议员之查阅者也”。［4］354建筑风格是“华石为墙，雕甍作瓦，四围绘历代故事，庄严明净，兼而有之”，楼层布局:“高楼十二层，皆藏图书，而下层则阅书处也”，馆内藏书“凡一万五千种”，“每日至此阅书者率二千人”。［4］354读者借阅图书，“先取观书目，有所欲取，即按号数录投铁筐中，主者即以书仍由筐递至，来往间计时不过一分三十秒钟而已”，而国会若“有时议事不决，须验之书者，亦四分三十秒可送至”。［4］354经费方面，“闻馆中购书之费凡十万元，每年经费约四十万元”，但“书不皆自购得，其来因有三:一则与各国互换而得者;二则私家送馆庋藏者;三则每年陆续增购者是也”。［4］354可见，端方等人对国会图书馆的建筑、经费、藏书数量、藏书来源、阅览座位、借阅方式、读者群体、直至借阅手续办理时间等，均全面考察，可谓细致之极。1906年3月16日，端方一行考察柏林大学图书馆。端方首先注意到柏林大学图书馆与美国、法国的不同，如“(柏林大学图书馆)规模古朴。其藏书传递之法亦皆旧式。如书架用木制而不以铁杆，送书用车致而不以汽机，似视纽约、巴黎之新法稍逊矣”，但该馆计划“别立一楼，约可容阅者三百余人，拟迁藏书于彼，而此为学堂”。［4］394图书馆“藏书凡一百二十万部，阅书室坐可容百二十人。室中四壁作凭楼式，列书三层，其常用之书举置此，罕用者则别室庋之”，而“别室藏中国书画亦甚多。至名人手札，则以铁匣分藏之，凡数十函，扃锚甚固，因出毕士麦手迹相视焉”。［4］394馆内“司理检查传递者，五十许人”，借阅者“均取票一，自注姓名及著述人姓名、所生地、著述年月于其上，乃投筒中，即可按书检出”。［4］394按借阅规定，“取出之书可至三星期，逾时仍不还，则令巡警索还之”。馆内还对所有图书进行了重新装订，因此每本图书“皆有门类、号数，细目注明，一望了然，检查甚便”。［4］394端方对图书加工、借阅方式、馆藏管理等进行考察，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推进官方和民众对图书馆的认知

端方对于图书馆的作用有清晰的理解，也深知在当时体制之下，必须通过影响朝廷皇帝和太后的观念，才能自上而下的进行图书馆建设，因此端方多次上奏阐述图书馆的重要性，催促清廷支持建设现代图书馆。同时，端方的图书馆观念还通过命令、官报、报纸等方式向同僚和民众传播。经过对西方文化设施的考察，端方认识到包括图书馆在内的社会公共设施乃开启民智、振兴国力的重要途径，与政治进步息息相关，遂于1906年10月13日与戴鸿慈上奏《敬呈各国导民善法折》，向清廷阐述建设文化设施对于教育良善国民的重要性，其中强调了图书馆的作用。奏折开头即言明文化设施的价值:“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初犹以为欧美风俗所趋，未必有关政俗，继乃知其专为导民而设，无不具有深心”。［5］端、戴认为目前中国开启民智、教育国民，“所宜行者”有四，第一即图书馆(其余三个为:博物馆、万牲园、公园)。奏折指出，图书馆在“欧洲各国都市城镇无不有之”，而“以美京华盛顿为海外第一巨观”、“每日求阅书者以二千人率”，其作用在于“求取既便，应研考之学方多，足以导民”。但因“世界日进文明，典籍乃益臻繁富”，因此“非国家有此全力，不能求其赅备无遗”，敦促清廷以政府之力大力建设图书馆［5］。此折随后在当年的《大公报》、《盛京时报》以及次年的《东方杂志》刊载［5－7］，极大地促进了民众对于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的认知。1908年7月，为建设江南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前身)奏请经费、配备人员，端方上奏《创建图书馆折》。奏折强调图书馆的作用，“窃维强国利民，莫先于教育，而图书实为教育之母”，图书馆“所以开益神智、增进文明，意至善也”，因此“建筑图书馆为善法之首”。［8］奏折说明由于江浙一带建有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因此“江左学风，冠冕全国”，图书馆发挥了极大作用;而“江宁(南京)为省会重地，自经粤乱，官府以逮缙绅之家，藏书荡然”，因此“承学之士将欲研求国粹，扬扢古今，辄苦无所藉手”，故而有必要在江宁建设图书馆［8］。奏折还陈述了图书收集的原则:“兼罗并蓄，不厌求详”、“宜广征书之路”，图书馆建筑的标准:“规制合宜，工程坚实，无取华侈”。［8］这些原则和标准，对于清末民初的图书馆建设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即便对现在也有价值。端方一些图书馆思想和建设图书馆的命令通过官报、报纸公布，也促进了同僚及民众对于图书馆的认知。如1905年5月湖南巡抚任上，端方命令开办公共图书馆，札令写到创办理由:“省垣学务正兴，所有各种科学，东西各国书籍器具，拟设图书馆一所，藉可藏储各书籍，以便各学堂就便调阅”，［9］该札令由《湖南官报》1905年5月3日第955号以《抚宪札饬开办图书馆》题名公布，《湖南官报》还多次刊载端方筹建图书馆的消息。又如1907年两江总督任上，《申报》多次刊载端方创建江南图书馆的命令:《江督饬议图书馆章程》［10］、《照会缪太史为图书馆总办》［11］、《江督札委图书馆典守员》［12］等，从图书馆的基本规则到管理人员的设置，端方都事必躬亲，显示出对图书馆创建的关注。官报、报纸对端方图书馆建设活动的持续、多次报道，促进了各级官员和民众对图书馆的认知。

创建图书馆

端方历任巡抚、总督之职，使得他在拥有先进图书馆观念的同时，能够有机会亲自实施建设图书馆的计划，而端方也以超常的热情积极倡导并推动图书馆的建设。根据史实来看，清末民初我国最初几所官办图书馆的创建，都与端方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1902年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合奏清廷筹建湖北图书馆［13］，端方委任武昌府太守梁鼎芬办理图书馆事务，并将武当宫道院改为图书局，派人从上海、日本购买图书［14］。1904年6月端方在所购图书运到武汉之时调任湖南巡抚离开湖北，此时湖北图书馆尚未正式建成，回任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的张之洞在端方筹建的基础上，另集中武昌各书院旧藏4万册，在武昌兰陵街西侧建立湖北图书馆，并于1904年8月正式开放，是为我国最早成立的官办省级图书馆［15］。基于以上史实，程焕文先生认为:“我国第一个正式的官办省级图书馆———湖北图书馆乃是端方首倡，梁鼎芬经办，张之洞告成的结果。”1904年至1905年端方任湖南巡抚期间，继续延续建设图书馆的思想。原来的湖南图书馆是由当地乡绅举办，“各绅捐置图籍，款项无多，规模尚隘”。［17］端方认为绅办不能够建成适应需要、发挥本来作用的图书馆，因此开始将湖南图书馆改为官办。1905年5月，端方札令筹建湖南图书馆，其札令除指出创办图书馆的原因外还安排各项经费及来源:“开创伊始，采购建置费用甚巨，应由善后厘金两局筹备经费银一万两，其常年经费由善后局每月筹拨银宋显彪端方图书馆活动史略59百两移解学务处备用”，并配备了管理人员:“其图书馆监督查有溆浦县教谕陈绅庆年堪以胜任”。［9］同时，端方还“委员前赴日本调查图书馆办法，并购求书籍”。［17］正在湖南图书馆紧锣密鼓筹建之时，端方调离湖南升任闽浙总督，官办湖南图书馆的工作最后由其继任湖南巡抚庞鸿书完成，但端方倡设、组织、筹备湖南图书馆之功显然不可忽视。［16］300京师图书馆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1912年建成开放，端方在京师图书馆的建设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1908年，端方上奏指出在首都建立图书馆的重要性:“窃维京师为首善之区，中外观瞻所系，图书馆之设，所以敷宣圣治，嘉惠艺林，尤宜从速观成，力求美备”，［18］而学部(清政府1905年成立的统一管理全国教育文化事业的机构)1909年才开始筹建京师图书馆，可见端方的奏折对于清政府启动京师图书馆的建设有推进作用。不仅阐述创建京师图书馆的重要性，端方还提前考虑图书馆藏书问题，尤其是优秀图书如“善本秘籍”的收集，因此端方令“藩、学两司会同购定浙绅姚氏藏书一千零十一种、皖绅徐氏藏书六百四十一种，两项书籍计共十二万九百余卷。分装一百八十箱，共编目录一份”。［18］该批图书于1908年12月送交学部准备入藏京师图书馆，不仅为京师图书馆建设作馆藏准备，还使得东南各省优秀图书免于流失、得以保存。在《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中学部对于端方此举表示肯定，还特别提到端方“并允仍向外省广为劝导搜采”，［19］更可见端方对于京师图书馆馆藏建设的支持。另外，张之洞对端方支持京师图书馆建设也有一段记述:“瞿氏铁琴铜剑楼书，亦有觊觎者，江督忠敏公端方议购瞿氏书，供京师图书馆庋藏。公属竭力图之，瞿氏不允”。当时的背景是“陆氏皕宋楼书，已为日本以重金辇载而去”，［20］端方全力购买瞿氏图书，除了显示对于京师图书馆的支持外，还有保存国家文献的意义。如果说湖北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及京师图书馆端方是起到倡导和参与创建的作用，那么江南图书馆则是端方全程创办，而江南图书馆是江苏第一座公共图书馆，因此端方可称“江苏公共图书馆之父”。1907年11月，两江总督任上，端方筹定资金，延聘缪荃孙为总办，陈庆年为坐办，实施建立江南图书馆计划。其创建理由、实施过程、建筑设施、人员安排、经费开支、馆藏来源等均在1908年的《创建图书馆折》中详细说明，该奏折保证了江南图书馆的规划建设和正常运行。他要求建造时需“搜罗美备、建筑精宏”，并广招“司书编校各员”，编订完善的藏书和阅览章程［11］。端方对江南图书馆的关注，细致到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安排和要求:工作人员应“将该馆书籍认真典守，并迅即编辑目录，修纂提要，缮写呈阅，勿得疏懈，致负委任”;鉴于“书籍浩繁”，工作人员“尤宜分别部居，编辑目录，并仿纪文达修纂提要之例，采其精粹，都为一编”，以使“读者开卷即得要领”，便于利用;同时端方还安排了工作人员的薪水给付等事务［12］。柳诒徵《国学图书馆小史》描述了江南图书馆建设过程:“端方奏办图书馆，初储书于戚家湾之自治局，既遂拨款，即小学堂址改建后楼，定名为江南图书馆。戊申(1908年)五月小学迁让，七月由工料总局估工，九月兴工。宣统元年九月工竣。实支银三万四千七百六十一两有奇。翌年十一月十八日开办阅览(正式开放时间为1910年8月)，制定规章。江苏之有大规模之公开图书馆实自是始。”［21］创建之初江南图书馆藏书大致由四部分组成:一是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保留下来并重抄的一份四库全书余本;二是四库全书未收录的图书及旧刻精钞之本;三是购自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的图书;四是外国出版有关“专门之艺术、哲学之微言”的图书［9］。端方还为丰富江南图书馆藏书上奏清廷请求调拨图书，如奏请和答谢朝廷恩赏《大清会典》、《图书集成》等［22］，可见端方对江南图书馆馆藏建设一直持续关注。由于端方具有先进的图书馆理念，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安排了合理的人员，因此建成之时，“江南图书馆是全国省级图书馆中最为突出的图书馆，深受清政府肯定”。［16］299如学部对江南图书馆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各省设立图书馆，在宪政筹备之内，江南最为完善，经费颇省，来阅览者亦多。”［23］

端方图书馆活动的影响

端方的图书馆理念，经过出洋对西方先进国家的考察得到深化和完善，又通过奏折、命令、消息等向政府和公众传播。更为重要的是，端方全力推动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并成功地建成了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清末民初图书馆建设。如1906年《敬呈各国导民善法折》说明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的重要性，10月13日上折，清廷10月27日即批准奏请，命各省兴办，其中博物院、万牲园、公园等事务由巡警部统筹规划，图书馆事务由学部统筹规划［24］。学部将筹建省级图书馆列为“预备立宪”中的一项具体措施，要求各省应在1910年内开办省级图书馆，同时该奏折将颁布图书馆章程、在京师开办图书馆列为1909年应办之事［25］。端方大力吁请创建图书馆以及实施建设图书馆计划等图书馆活动，大部分发生在1908年前(江南图书馆1910年正式开放，但主要计划、筹办在1908年已经安排部署完成)，而清末民初省级图书馆建设热潮则发生在1908年之后几年内(以提出创建而非建成时间为准)，甚至京师图书馆的建设也是从1909年才开始。1908年前创办的省级图书馆有:湖北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江南图书馆、辽宁图书馆、直隶图书馆;而1908年至1910年间创建的省级图书馆则包括:黑龙江图书馆、河南图书馆、山西图书馆、吉林图书馆图书馆、陕西图书馆、云南图书馆、广西图书馆、广东图书馆、甘肃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等［26］。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清政府了相关命令要求各省必须兴建图书馆［25］，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各省督抚对图书馆有更全面正确的认知以及民众对图书馆有强烈的需求。但正如前述，以上两个原因得以产生，相当程度与端方有关:清政府建设图书馆的计划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端方的奏折和建设图书馆的实践，而各省督抚以及民众对图书馆的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端方图书馆活动的影响。［16］302因此，1908年至1910年兴起图书馆创建热潮的现象，从实践上证明了端方图书馆活动对于清末民初图书馆建设的推动作用。

本文作者：宋显彪工作单位：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